“银桃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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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大家都很熟悉。书中阿Q和赵老太爷关系转捩的关键是一块“柿油党”的“银桃子”。在小说的开始,阿Q试图和赵老太爷连上本家。书中写道,“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 结果这份热切换来了赵老太爷的一记耳光,并严厉禁止他姓赵。当辛亥飓风的微波荡漾到未庄,赵太爷父子很是吃了些惊吓,阿Q也破天荒的成了“老Q”。可惜好景不长,小说第八章“不准革命”中,阿Q的神秘和风光就被四块洋钱的“柿油党”“银桃子”给破了功。“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
  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 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让他给自己介绍介绍,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解释说,“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未庄人把“自由党”叫做“柿油党”,原因是“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故而,“柿油党”的“银桃子”就是自由党银桃子,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自由党党章”。这是一种悬挂式银质徽章,正面镌楷书阳文“中华自由党党员”七字,整个形状还真就是一个顶端有三片桃树叶,上宽下尖的桃子形状。
  中华民国自由党,简称自由党,系民国初年政党,为同盟会中激进分子所组织。该党1912年《自由党简章》中,有专门文字涉及“银桃子”的佩戴。“本党党员皆有佩戴徽章之权利,但入党时须纳徽章费一元,俟宣布开成立大会之前三日,凭据给领,以便开会时佩戴入场。如开会时,党员未戴徽章,本党不得给与证书,党员资格即算消灭。”据该党党章,徽章有两种。其一是“金质名誉徽章”,徽章获得者必须是“慨助本党经费至五十元以上及介绍同志入党满五十人以上者”;其二就是本文中这种普通党员佩戴的银质徽章。
  自由党由李怀霜及王钱、赵锉章、杨鸿春等多人发起,于1912年2月3日在上海张园举行大会, 宣告正式成立。当时的张园是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庆祝大典等等,张园例有集会,可谓当时上海的城市客厅,其事在《点石斋画报》中多有涉及。自由党本部设于上海英租界江西路民权报馆内,在各省及各州、府、厅、县设分支部。故这种银桃子证章除上海外,其他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方也多有发现。在酝酿成立时,该党推举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为主裁( 又称正总裁),陆军总长黄兴为副主裁(又称副总裁), 李怀霜则以临时副主裁身份主持党务。黄兴不久即致函该党派赴南京的代表王树谷婉言谢绝。孙中山则没有拒绝,并始终给该党以很大支持。
  推举孙、黄,不过是当时诸多新成立党派张皇其事的惯伎,负实际责任的核心人物是上海《天铎报》社长李怀霜、主笔戴天仇( 即戴季陶) 及上海《民权报》社长周浩等人。李怀霜,广东信宜人,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1901年中举人,1909年与友人在沪组建两广同乡会,继而加入同盟会。1910年与夏重民在上海创办《天铎报》,任总编辑,该报与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同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据该党自夸,成立之后,发展迅速,至6月间“支分部七十余处”,党员“不下二十万众”。
  1912年4月初,因袁世凯一再施加压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由南京迁往北京。同年6月18日,自由党亦将其本部移设北京,以“力图进步”,上海则组设驻沪机关部。以讨袁为悬鹄的“二次革命”失败,北京自由党本部于8月30日遭京师警察厅查禁。该党其他各省、县地方支分部,也很快地被迫解散。袁世凯死后不久,该党又在上海恢复组织活动。1917年1月13日,自由党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中华工党总部举行选举大会, 因孙中山不再兼任主裁职,乃推举万世铎为临时主裁, 夏芷芳、王树谷为正副理事,并改名为“中华自由党”。原临时主裁李怀霜则早已于1912年5月份因为内部纷争等原因,退出自由党。
  《阿Q正传》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朝代鼎革之际的清末民初。书中的“柿油党”自然就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自由党”,而与1917年恢复活动的“中华自由党”无涉。除了“银桃子”、“柿油党”实有其事,小说中以四块洋钱卖银桃子给赵秀才的假洋鬼子,也实有其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5日,王金发宣布光复绍兴。王金发(1883—1915),清末浙江嵊县(今嵊州)人,秀才出身,以会党人物的身份从事反清斗争,即鲁迅先生所说“绿林大学”出身。王曾任绍兴大通学堂体操教员,与鲁迅、范爱农相识。辛亥革命中先后参加上海、杭州光复战役,在光复绍兴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任命鲁迅为山会师范的监督,范爱农为监学。山会师范学堂创办于1909年,在绍兴南街舍子桥下,离鲁迅先生的家东昌坊口新台门,最多不过半里许路程。辛亥初年,形势波谲云诡,时代洪流中,个人沉浮去留皆如浮萍。王金发前后都绍八月,真正治绍不过四月,就去职了。鲁迅则在1912年2月辞去山会师范的职务,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范爱农于同年5月1日,被山会师范的新任监督、绍兴孔教会会长傅励臣和该校职员、绍兴自由党头目何几仲撵出校门。
  何几仲曾经留学日本,任绍兴府中学堂庶务员。在何这样一类人的操持下,绍兴的中华自由党绍兴支部,一度有三百五十余人,泥沙俱下,魑魅魍魉多有。如《阿Q正传》小说中的假洋鬼子、赵秀才一样,为了冒充革命,招摇撞骗,不少人自己跑到承制徽章的天成银楼,去购买“银桃子”。
  1912年4月17日的《越铎日报》第四版上刊登了天成银楼的一个启事,谓:“自由党绍兴支部党员徽章虽由敝号制造,特无发卖之权。近因时有人来购买,殊属误会。转恐吾同业循主顾之委托,仿造发售,故特声明。”天成银楼还随启事刊出了徽章图形。可见当时到银楼去购买所谓银顶子的人,实在是不少。按该银楼启事,绍兴自由党的徽章与历博馆藏的这一块大同小异,一样也是银质桃子形,尖头向下,果蒂上带着三片叶子。
  《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创刊,鲁迅先生参与筹备并担任名誉总编辑,以“黄棘”笔名在《越铎日报》创刊号上发表《“越铎”出世辞》,阐明办报宗旨:“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
  秉如此之理念,满目充斥的却是辛亥初年的滑稽现实,鲁迅先生胸中的失望、愤懑可想而知。1912年7月10日,醉酒的范爱农失足掉落河中不幸殒命,距离被山会师范解聘,仅两月余。在《哀范君三章》(鲁迅,1912年)中有“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两句。以“鸡虫”谐何几仲之名,鲁迅对其的态度可谓是深厌之深恶之。《阿Q正传》是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上连载的。
  十余年过去了,何几仲辈的丑态仍让鲁迅难以释怀,写入小说,就有了《阿Q正传》中那个胸前挂着银桃子的假洋鬼子。
  栏目主持人:沈海晨 mapwow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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