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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印度战略文化，尽管存在着学理上的争议，但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很多战略操守仍能从印度历史特别是战略思想史上找到其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印度战略思想传统上的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这一根本性的价值分野，使得印度战略文化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即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明显的二元色彩。
在大战略缔造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之外，人的主观观念特别是决策者的主观观念对于战略缔造也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缔造战略》一书中，威廉森·默里将战略缔造中的观念因素总结为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三类，并用一个德文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括起来。在这三种影响当中，宗教及其世俗变体——意识形态，通常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战略缔造者的信念来影响战略缔造。与它们相比，文化对于战略缔造的影响则往往不那么直接和清晰。尽管如此，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集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但具有长期稳定性，而且往往具有相当的继承性。因此，研究长时段战略演变中的观念变化时，文化是最好的视角之一。正因为如此，战略文化概念便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之中。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印度的战略文化，显然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战略思想史的演进中，才能真正辨识印度战略文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征。战略文化不仅包括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和操作层面上的假设，更为关键的则是一国的战略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印度战略文化历史地便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而当代印度战略文化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色，即印度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二元特征。
一、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向——乔治·K.坦纳姆的启示
在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就战略文化问题提出了各自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典型地反映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根据A.I.约翰斯顿的观点，战略文化首先包括了这样一些基本假设，即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務中的地位、对手的性质及其构成何种威胁(零和或多种结局)、使用武力的效用等，也就是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其次，战略文化还包括操作层次上的假设(operational assumptions)，即指一系列的、有序排列着的战略倾向(ranked strategic prefer-ences)，由此也就导出了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或战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略选择，且文化与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必然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战略文化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其作为干预性变量，只是以中介和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文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一种渐进式影响的过程。此外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它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以及为战争实际需求做出准备并随后加以实施的能力。所以，对国别战略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需。
像所有国家一样，对印度来说，制定战略的前提首先必须是“认清”现实，而这无疑又与印度国务家和战略精英们的战略文化和世界观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却被人认为战略思想传统严重缺失。明确提出这一见解的是美国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乔治·K·坦纳姆。在发表的研究报告《印度的战略文化》中，他以些许尖锐的写作手法，指出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和制度化机制，进而使得印度缺乏一个适当的大战略，结果也就导致了印度外交上的虚弱。显然，这一观点在印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震动。
在考察印度战略文化时，坦纳姆认为，印度思想习惯的深深印记受到印度地理、历史、文化和英国统治四个方面的影响，这四大要素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印度国家的特性和方向。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仍将继续帮助塑造印度的战略思想及战略实践。首先，地理位置使得印度将次大陆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单元”；其次，文化、社会、信仰体系通过强调多样性、宽容和适应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单元的特殊性；第三，印度历史的重构强调了在大一统帝国统治下的统一，以及不同于帝国统治的大规模冲突与分裂；第四，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地理政治概念——需要建立北部缓冲区、控制环绕印度的四周海域、次大陆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就是独立后的印度，边缘是围绕印度的四邻小国)。坦纳姆特别强调指出，印度的战略地位、其洲际领土规模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它的全球重要性。印度种姓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强化印度对世界持一种等级观念。
据此，印度的战略反应主要包括：不允许地区小国获得区外大国的支持；限制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甚至威慑或击败巴基斯坦；遏制和威慑中国，同时寻求与北京之间的象征性的平等地位；利用前苏联来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增强海军实力使之足以控制印度洋；发展海军、核和导弹力量以保卫自己免遭邻近的和遥远的大国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坦纳姆总结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下述主要特征：注重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它主要是一个大陆型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它寻求独立和大国地位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中等国家地位。但本质上，印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均属于初始阶段和临时性的，既不精细也不系统。
坦纳姆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最大胆的结论是印度没有战略思想。他指出，尽管印度有防务战略的某些要素，但这不足以形成战略思想和规划。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印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因而印度不曾系统和宏观地思考国家防务计划。尽管有过短暂的帝国统一时期，但统一并没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第二，印度教的时间观念，或直截了当地说缺乏时间意识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历来就不鼓励做长远规划；第三，印度教徒视生命为玄虚之物，命运、直觉、传统和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因素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则不清楚。鉴于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十分有限，他也就无法自信地预言或规划未来。
尽管意识到坦纳姆的工作并不就是一件坏事，但很多印度学者还是不赞同坦纳姆的看法。当然，在印度战略研究界，也不乏对坦纳姆的积极呼应，因为就印度而言，坦纳姆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由此推导出印度关注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非进攻、倚重“硬”权力(军事力量)而非“软”权力(经济和文化)来追求独立与大国地位、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而 非海权国家等基本结论，还在于他的这项开创性工作使印度政界和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印度战略文化和未来战略选择等事关国家根本前途的大问题。
应当承认，坦纳姆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启示意义，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不过，其关于印度缺乏战略思想、而且只有防务战略思想的观点，却显得过于武断，也不符合印度历史事实。今天印度的很多战略操守，在历史上仍然能够找到其思想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二、考底利耶主义vs.阿育王思想传统：印度战略思想的价值分野
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久不衰。显然，印度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根据考底利耶的论断，一个征服者必须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中的位置。
“曼荼罗”基于一种地理假设：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这样六种方案。
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鼻祖马基雅维利一样，考底利耶的根本信条是：只要事关国家利益，伦理便成为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累赘。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就对考底利耶及其现实主义思想做过这样的基本评价：“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六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即所谓的国家圈。他宣称，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與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是为国家的六种政策。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六种政策为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
然而，同样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胜”思想也盛传开来，并渐渐构成了印度传统战略思考中的另一条主线。阿育王在位期间，是孔雀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帝国的疆域一度扩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在一系列征伐战争中，征伐羯陵伽(今奥里萨)的战争最为惨烈和震撼人心，促成了阿育王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此后，阿育王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深为“法胜”思想所打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他还公开宣布不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这种非战思想和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阿育王发表的一系列赦令中，宣布他无意用武力去统一印度半岛的朱罗以及毗邻的岛国即现今的斯里兰卡；(2)宣布他的王国不会用武力去损伤其他独立王国的地位；(3)向五位希腊政权的统治者派去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4)向其他王国和斯里兰卡的政权派出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通过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努力，阿育王战略传统得以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印度的战略精英们。
概括起来，阿育王的战略传统包括以下三个根本方面：第一，强调以“法胜”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不仅使得阿育王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而且由此导出了印度战略传统的另一大渊源：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正是这一根本方面使阿育王思想传统完全不同于考底利耶主义思想传统，它们分别代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第二，阿育王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王国行政机器的运作方式，亦即赋予行政机关以人性。用阿育王的话说，就是官吏对待下属和民众要像护士对待小孩那样的温柔。正是这种亲民政策，保证了武装力量作为专政工具的效用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而血腥；第三，阿育王提升了南亚次大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持久关心，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当今生态保护主义思想的一大渊源。当然，阿育王宣扬的理想主义的博爱思想也有其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种姓制度的等级隔阂与障碍。此外，人们也有理由怀疑，其理政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各级官吏所认真贯彻执行。
尽管有这些疑问，到了现代，至少是在尼赫鲁政府时期，甚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思想传统却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重大意义，但他的国家利益思想被纳入世界合作和印度长远利益考虑之中。前者强调的是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协同，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上，“印度遵从甘地的原则，即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在这里，阿育王思想传统以另一个名义再度重生。
必须指出，在对外政策中很少提及考底利耶的名讳并不意味着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有任何降低。只是因为在历史演进中，考底利耶一词几乎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公开提及他。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是个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构考底利耶传统罢了。
三、当代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
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度，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度有自己特质的战略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其战略倾向，进而影响着印度的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实际上，如前所述，印度的战略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均在印度历史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一直延续到独立后。正因为如此，当代印度战略文化在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分野的基础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当代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典型地反映在其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
(一)战略思维上既注重历史教益又严重缺乏历史感
尽管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已经给印度以天然定 位，但历史作为“对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和“不应当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更有助于清晰地辨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以及深刻领悟可变因素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从而切实把握其中的机会。所以，在战略思维中，总结历史经验教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印度给自己的战略定位就是基于民族史特别是反殖斗争史和冷战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思考。
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反殖斗争使印度首先给自己定位为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深信自己被殖民者蓄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所弱化，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对英国提出的印巴分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以及对巴基斯坦国家合理性的否定，由此造成了印巴之间根本的敌对与冲突，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安全思考，并集中凸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所以，在印度的安全范式中，对印控克什米尔的威胁就是对印度世俗国家原则的威胁。其次，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正是由于技术上的落伍，印度最终被外敌所征服，特别是被海上强国所征服。这在根本上促成了印度安全思想的两大方面：首先，独立后的印度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在落后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核和空间技术领域奋起直追，并积极寻求这方面的独立能力，而不愿过分依赖某一大国；其次，被海上强国征服的历史命运激发了印度强烈的海洋安全意识。当然，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印度并不仅仅是批判。
尽管有上述好的历史方面的表现，但人们对印度缺乏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批判声仍然不断。尼赫鲁政府著名的外交家、杰出的历史学家潘尼迦就曾这样讲述印度历史的重生：是欧洲学者们不倦的工作，而不是由于印度学者的研究，才使得印度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物和伟大时代的故事，被印度人所重新认识，并恢复了它们原有的光荣的地位。他特别指出：“一八三四年，詹姆斯·普令塞浦发现了认识阿育王铭文的线索。这是一件对印度史有革命性的事件，因为它为有系统地研究古代印度，提供了钥匙。……对印度古代文字的辨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搜集铭文以及出版这些铭文，是第一次给印度以重建其历史所必须的资料集成。”这一工作几乎是史诗性的故事，有助于在印度人中产生历史观念以及对过去和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
我们还可从另一位著名的印度人物的论述中得到相同答案。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安全顾问、外長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贾斯万特·辛格指出：“这种历史感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我们对独立印度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冲突(除了1948年的第一次冲突外)至今还没有一份官方记载。”他还特别指出：“很明显，一个缺乏历史感的民族，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每当与有历史感的民族打交道时，它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印度教徒报》也发表文章称：“随着印度作为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一个大国开始崛起，印度不得不剥除后独立时代有关外交政策行为方面的诸多思想，以及对其四邻国家提供安全。这要求今天的决策者和整个政治阶层对英属印度时期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诸多陈旧的主题重新予以极大的关注。为有效应对新的外交挑战，理解英属印度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关键。但是，学术上对独立前印度外交史的研究太微不足道了。”尽管这类批评有些过于严厉，但也确实反映了印度在战略思维上历史感严重缺失的一面。
(二)安全观念上安全感与不安全感并存
地缘战略上，印度既执迷于严重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时又有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特别是印度在其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抱负。显然，导致印度战略思维上述二元特性的根本缘由，在于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属性鲜明的二元色彩：尽管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亚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但印度河流域因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它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实际上，在历史上，南亚既具有作为独立战略单元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脆弱性，特别是长期深受来自中亚的强大势力的侵害。历史上一些大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铁木尔、巴卑尔等，无不是经由中亚进军印度次大陆的。
此外，南亚地缘政治还表现出鲜明的陆海二元复合特征。也就是说，尽管陆上事态理所当然地为当政者和战略家所关注，但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中还包括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但地缘战略重要性却毫不逊于次大陆的辽阔的印度洋。乔治·C·汤姆森曾指出：“印度次大陆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道，它和印度大陆边境一样长，但更易遭受袭击。”对于印度洋上的威胁，尼赫鲁于1958年在一艘船上发表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论述：“从这艘船上，我瞭望印度，思考这个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是高山。实际上，我们国家可以说恰好处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我沉思我们与大海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将导致印度的海上贸易受人摆布，其次便是印度的独立不保。”
所以，印度著名战略分析家K.苏布拉马尼亚姆指出，印度的安全战略必须考虑以下三大要素：第一，保护印度西北边界领土的完整，因为这一地区可能被强大的敌军用来入侵印度领土；第二，防止印度次大陆周边地区落入外部大国的手中；第三，控制印度洋及其近邻区域。印度前外长辛哈也明确指出：“印度太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能由哪个国家来保护。印度将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并认为如果还有什么战略可供选择的话，惟一的模式就是像狮子那样，朝向所有的方向。这可以说是对地缘上安全感和不安全感并存的最真实的战略反应。
(三)战略倾向上(南亚地区)“谋霸”与(全球层次)“反霸”并举
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曼荼罗”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整体战略观。在印度看来，正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而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如果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势力对南亚这个地缘政治堡垒施加干涉，或者是小国愿意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毫不奇怪，印度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优势强权，它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所以，印度也有一种作为区域性大国特有的“门罗主义”思想。尼赫鲁在1947年独立前夕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
据此，印度还极力宣扬它的“地区核心国家”地位是其“自然权利”，尽管这一主张有殖民主义的思想阴影和浓厚的帝国色彩。所以，自尼赫鲁政府以来，尽管各时期理由各不相同，但印度始终反对南亚出现所谓“均势”政治。正是“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 要是：第一，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第二，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三，“说服”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这一地位的认可。
同样，根据考底利耶的“鱼的法则”，印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因为在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保护。特别是在印度看来，今天的民族国家较之10～15年前，在控制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更加虚弱和无力。这部分归因于全球化进程，部分归因于主要军事和经济大国的战略性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一些得到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规范与原则也发生了改变，并主要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
尽管世界充满了上述不确定性，但印度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也正式终结，结果国际秩序的演变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正在发展演变为一个多中心体系(polycentric sys-tem)。在多中心国际体系下，印度看到了自己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希望。印度人深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实际上，在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
无疑，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这一目标赋予了印度某种修正主义国家角色，因为隐含的假设不仅是印度终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认定目前全球权势等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妨碍了印度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于是，在体系层次上反对所谓“霸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后印度的一项基本战略倾向。换言之，体系层次上的反对霸权是保证印度在新世纪里朝向大国地位迈进的关键所在。当然，印度政策制定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体系层次上反霸时，印度没有必要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特别是世界领导者美国进行任何对抗，因为在冷战后，即使一个单极世界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利益，认为拉美或非洲或其他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霸阵营也是极不现实的。
总之，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其战略缔造与实施不仅关乎印度的对外政策目标追求，而且必将深刻影响大国关系甚至国际体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印度的世纪性大战略，认清其基本的战略信条，进而辨识其中长期战略行为对中国来说所蕴含着的挑战与机遇，我们不仅需要对影响印度战略缔造的各主要因素予以全面的洞察，而且需要对印度战略文化特质予以真实的把握，特别是把握其战略文化特质在帮助印度把政策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进而影响其战略倾向和战略行为的能力，亦即一项著名研究所说的战略概念化、积累其有关效用和局限性的一般知识、辨认其运用赖以成功的条件这类治国谋略所需的一般性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时，既能关注当前的事态和情势，又能夠着眼长远和未来大趋势，去预见可能性。
在大战略缔造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之外，人的主观观念特别是决策者的主观观念对于战略缔造也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缔造战略》一书中，威廉森·默里将战略缔造中的观念因素总结为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三类，并用一个德文词“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括起来。在这三种影响当中，宗教及其世俗变体——意识形态，通常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通过塑造战略缔造者的信念来影响战略缔造。与它们相比，文化对于战略缔造的影响则往往不那么直接和清晰。尽管如此，文化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集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不但具有长期稳定性，而且往往具有相当的继承性。因此，研究长时段战略演变中的观念变化时，文化是最好的视角之一。正因为如此，战略文化概念便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之中。从这个视角出发来探讨印度的战略文化，显然是最恰当的，因为只有从长时段的历史演进特别是战略思想史的演进中，才能真正辨识印度战略文化的发展主线及其特征。战略文化不仅包括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和操作层面上的假设，更为关键的则是一国的战略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这个国家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印度战略文化历史地便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而当代印度战略文化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色，即印度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二元特征。
一、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向——乔治·K.坦纳姆的启示
在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就战略文化问题提出了各自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典型地反映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根据A.I.约翰斯顿的观点，战略文化首先包括了这样一些基本假设，即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務中的地位、对手的性质及其构成何种威胁(零和或多种结局)、使用武力的效用等，也就是对战略环境的思辨。其次，战略文化还包括操作层次上的假设(operational assumptions)，即指一系列的、有序排列着的战略倾向(ranked strategic prefer-ences)，由此也就导出了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或战略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略选择，且文化与行为之间并不一定必然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战略文化提供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范围或有限的倾向性范围，其作为干预性变量，只是以中介和温和的方式作用于那些影响战略缔造的独立变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文化可被视为一个过程，一种渐进式影响的过程。此外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确实有助于提高它把战略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的能力，以及为战争实际需求做出准备并随后加以实施的能力。所以，对国别战略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需。
像所有国家一样，对印度来说，制定战略的前提首先必须是“认清”现实，而这无疑又与印度国务家和战略精英们的战略文化和世界观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却被人认为战略思想传统严重缺失。明确提出这一见解的是美国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家乔治·K·坦纳姆。在发表的研究报告《印度的战略文化》中，他以些许尖锐的写作手法，指出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和制度化机制，进而使得印度缺乏一个适当的大战略，结果也就导致了印度外交上的虚弱。显然，这一观点在印度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震动。
在考察印度战略文化时，坦纳姆认为，印度思想习惯的深深印记受到印度地理、历史、文化和英国统治四个方面的影响，这四大要素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印度国家的特性和方向。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仍将继续帮助塑造印度的战略思想及战略实践。首先，地理位置使得印度将次大陆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单元”；其次，文化、社会、信仰体系通过强调多样性、宽容和适应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战略单元的特殊性；第三，印度历史的重构强调了在大一统帝国统治下的统一，以及不同于帝国统治的大规模冲突与分裂；第四，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地理政治概念——需要建立北部缓冲区、控制环绕印度的四周海域、次大陆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就是独立后的印度，边缘是围绕印度的四邻小国)。坦纳姆特别强调指出，印度的战略地位、其洲际领土规模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有助于印度领导人相信其伟大前程、在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以及它的全球重要性。印度种姓制度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强化印度对世界持一种等级观念。
据此，印度的战略反应主要包括：不允许地区小国获得区外大国的支持；限制巴基斯坦的地区影响，甚至威慑或击败巴基斯坦；遏制和威慑中国，同时寻求与北京之间的象征性的平等地位；利用前苏联来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增强海军实力使之足以控制印度洋；发展海军、核和导弹力量以保卫自己免遭邻近的和遥远的大国的侵犯。在此基础上，坦纳姆总结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下述主要特征：注重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它主要是一个大陆型国家而不是海权国家，它寻求独立和大国地位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依附和中等国家地位。但本质上，印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均属于初始阶段和临时性的，既不精细也不系统。
坦纳姆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最大胆的结论是印度没有战略思想。他指出，尽管印度有防务战略的某些要素，但这不足以形成战略思想和规划。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由于印度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因而印度不曾系统和宏观地思考国家防务计划。尽管有过短暂的帝国统一时期，但统一并没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第二，印度教的时间观念，或直截了当地说缺乏时间意识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历来就不鼓励做长远规划；第三，印度教徒视生命为玄虚之物，命运、直觉、传统和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些因素为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什么时候发挥重要作用则不清楚。鉴于人对生命的控制力十分有限，他也就无法自信地预言或规划未来。
尽管意识到坦纳姆的工作并不就是一件坏事，但很多印度学者还是不赞同坦纳姆的看法。当然，在印度战略研究界，也不乏对坦纳姆的积极呼应，因为就印度而言，坦纳姆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战略分析框架，由此推导出印度关注国内安全甚于外部安全、倾向于防御而非进攻、倚重“硬”权力(军事力量)而非“软”权力(经济和文化)来追求独立与大国地位、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而 非海权国家等基本结论，还在于他的这项开创性工作使印度政界和学术界开始认真思考印度战略文化和未来战略选择等事关国家根本前途的大问题。
应当承认，坦纳姆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启示意义，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不过，其关于印度缺乏战略思想、而且只有防务战略思想的观点，却显得过于武断，也不符合印度历史事实。今天印度的很多战略操守，在历史上仍然能够找到其思想渊源，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持久深厚的影响。
二、考底利耶主义vs.阿育王思想传统：印度战略思想的价值分野
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久不衰。显然，印度也不乏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就因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即非伦理方式而闻名于世。在《政事论》中，考底利耶明确指出，在遵循“鱼的法则”(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拥有无上权势的征服者，因为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不存在任何不稳定情形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入侵者。根据考底利耶的论断，一个征服者必须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中的位置。
“曼荼罗”基于一种地理假设：征服者的直接邻国最有可能成为其敌人(真正或潜在的敌人)，而紧邻直接邻国的国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紧接着友好国家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不友好国家或敌人的友好国家，再接着便是友好国家或友好国家的友好国家。在“曼荼罗”体系中，每一国都假设其邻国是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一位印度国王要想获得成功，惟有明了怎样在针对邻国的各种方法中做出战术上的选择。有哪些根本的选择呢?考底利耶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共处、战争、中立、进攻、联盟、双重政策这样六种方案。
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鼻祖马基雅维利一样，考底利耶的根本信条是：只要事关国家利益，伦理便成为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累赘。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长的亚什万特·辛哈就对考底利耶及其现实主义思想做过这样的基本评价：“那些诋毁印度缺乏战略思想传统的人，最好是去看看2300年前一本名为《政事论》的印度古书，其作者考底利耶可能是印度最古老的战略思想家，提出了六种形式的国家政策，即所谓的国家圈。他宣称，和平、战争、中立、显示武力、联盟、與一国和平共处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是为国家的六种政策。仔细地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国家间关系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考底利耶提出的六种政策为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极不稳定的时代，国家间冲突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变化了的可能只是我们发动战争和寻求和平的方法。”
然而，同样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法胜”思想也盛传开来，并渐渐构成了印度传统战略思考中的另一条主线。阿育王在位期间，是孔雀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帝国的疆域一度扩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在一系列征伐战争中，征伐羯陵伽(今奥里萨)的战争最为惨烈和震撼人心，促成了阿育王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此后，阿育王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深为“法胜”思想所打动，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他还公开宣布不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这种非战思想和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阿育王发表的一系列赦令中，宣布他无意用武力去统一印度半岛的朱罗以及毗邻的岛国即现今的斯里兰卡；(2)宣布他的王国不会用武力去损伤其他独立王国的地位；(3)向五位希腊政权的统治者派去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4)向其他王国和斯里兰卡的政权派出宣教团，宣扬“法胜”思想。通过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努力，阿育王战略传统得以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此后印度的战略精英们。
概括起来，阿育王的战略传统包括以下三个根本方面：第一，强调以“法胜”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不仅使得阿育王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而且由此导出了印度战略传统的另一大渊源：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正是这一根本方面使阿育王思想传统完全不同于考底利耶主义思想传统，它们分别代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第二，阿育王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王国行政机器的运作方式，亦即赋予行政机关以人性。用阿育王的话说，就是官吏对待下属和民众要像护士对待小孩那样的温柔。正是这种亲民政策，保证了武装力量作为专政工具的效用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而血腥；第三，阿育王提升了南亚次大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持久关心，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当今生态保护主义思想的一大渊源。当然，阿育王宣扬的理想主义的博爱思想也有其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种姓制度的等级隔阂与障碍。此外，人们也有理由怀疑，其理政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各级官吏所认真贯彻执行。
尽管有这些疑问，到了现代，至少是在尼赫鲁政府时期，甚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思想传统却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尼赫鲁充分认识到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重大意义，但他的国家利益思想被纳入世界合作和印度长远利益考虑之中。前者强调的是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协同，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而最为重要的是，在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上，“印度遵从甘地的原则，即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在这里，阿育王思想传统以另一个名义再度重生。
必须指出，在对外政策中很少提及考底利耶的名讳并不意味着他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在印度的重要性有任何降低。只是因为在历史演进中，考底利耶一词几乎成了欺骗法则的同义语，故几乎不可能在印度外交政策的相关问题上公开提及他。一位研究者甚至这样认为，“除了甘地是个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的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构考底利耶传统罢了。
三、当代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
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度，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度有自己特质的战略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其战略倾向，进而影响着印度的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实际上，如前所述，印度的战略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即考底利耶主义和阿育王思想传统均在印度历史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一直延续到独立后。正因为如此，当代印度战略文化在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分野的基础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当代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典型地反映在其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
(一)战略思维上既注重历史教益又严重缺乏历史感
尽管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已经给印度以天然定 位，但历史作为“对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和“不应当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更有助于清晰地辨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以及深刻领悟可变因素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从而切实把握其中的机会。所以，在战略思维中，总结历史经验教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印度给自己的战略定位就是基于民族史特别是反殖斗争史和冷战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思考。
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反殖斗争使印度首先给自己定位为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深信自己被殖民者蓄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所弱化，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对英国提出的印巴分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以及对巴基斯坦国家合理性的否定，由此造成了印巴之间根本的敌对与冲突，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安全思考，并集中凸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所以，在印度的安全范式中，对印控克什米尔的威胁就是对印度世俗国家原则的威胁。其次，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正是由于技术上的落伍，印度最终被外敌所征服，特别是被海上强国所征服。这在根本上促成了印度安全思想的两大方面：首先，独立后的印度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在落后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核和空间技术领域奋起直追，并积极寻求这方面的独立能力，而不愿过分依赖某一大国；其次，被海上强国征服的历史命运激发了印度强烈的海洋安全意识。当然，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印度并不仅仅是批判。
尽管有上述好的历史方面的表现，但人们对印度缺乏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批判声仍然不断。尼赫鲁政府著名的外交家、杰出的历史学家潘尼迦就曾这样讲述印度历史的重生：是欧洲学者们不倦的工作，而不是由于印度学者的研究，才使得印度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物和伟大时代的故事，被印度人所重新认识，并恢复了它们原有的光荣的地位。他特别指出：“一八三四年，詹姆斯·普令塞浦发现了认识阿育王铭文的线索。这是一件对印度史有革命性的事件，因为它为有系统地研究古代印度，提供了钥匙。……对印度古代文字的辨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搜集铭文以及出版这些铭文，是第一次给印度以重建其历史所必须的资料集成。”这一工作几乎是史诗性的故事，有助于在印度人中产生历史观念以及对过去和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
我们还可从另一位著名的印度人物的论述中得到相同答案。曾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安全顾问、外長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贾斯万特·辛格指出：“这种历史感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我们对独立印度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冲突(除了1948年的第一次冲突外)至今还没有一份官方记载。”他还特别指出：“很明显，一个缺乏历史感的民族，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每当与有历史感的民族打交道时，它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印度教徒报》也发表文章称：“随着印度作为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一个大国开始崛起，印度不得不剥除后独立时代有关外交政策行为方面的诸多思想，以及对其四邻国家提供安全。这要求今天的决策者和整个政治阶层对英属印度时期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诸多陈旧的主题重新予以极大的关注。为有效应对新的外交挑战，理解英属印度时期的外交政策是关键。但是，学术上对独立前印度外交史的研究太微不足道了。”尽管这类批评有些过于严厉，但也确实反映了印度在战略思维上历史感严重缺失的一面。
(二)安全观念上安全感与不安全感并存
地缘战略上，印度既执迷于严重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时又有作为单一地缘政治区域特别是印度在其中具有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地缘优势和战略抱负。显然，导致印度战略思维上述二元特性的根本缘由，在于南亚次大陆地缘政治属性鲜明的二元色彩：尽管因有险阻屏障而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亚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实体，但印度河流域因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同时也使得它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实际上，在历史上，南亚既具有作为独立战略单元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脆弱性，特别是长期深受来自中亚的强大势力的侵害。历史上一些大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铁木尔、巴卑尔等，无不是经由中亚进军印度次大陆的。
此外，南亚地缘政治还表现出鲜明的陆海二元复合特征。也就是说，尽管陆上事态理所当然地为当政者和战略家所关注，但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中还包括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但地缘战略重要性却毫不逊于次大陆的辽阔的印度洋。乔治·C·汤姆森曾指出：“印度次大陆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道，它和印度大陆边境一样长，但更易遭受袭击。”对于印度洋上的威胁，尼赫鲁于1958年在一艘船上发表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论述：“从这艘船上，我瞭望印度，思考这个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是高山。实际上，我们国家可以说恰好处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我沉思我们与大海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将导致印度的海上贸易受人摆布，其次便是印度的独立不保。”
所以，印度著名战略分析家K.苏布拉马尼亚姆指出，印度的安全战略必须考虑以下三大要素：第一，保护印度西北边界领土的完整，因为这一地区可能被强大的敌军用来入侵印度领土；第二，防止印度次大陆周边地区落入外部大国的手中；第三，控制印度洋及其近邻区域。印度前外长辛哈也明确指出：“印度太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能由哪个国家来保护。印度将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并认为如果还有什么战略可供选择的话，惟一的模式就是像狮子那样，朝向所有的方向。这可以说是对地缘上安全感和不安全感并存的最真实的战略反应。
(三)战略倾向上(南亚地区)“谋霸”与(全球层次)“反霸”并举
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曼荼罗”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整体战略观。在印度看来，正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可能首先来自地区内相对弱小的国家。而最为严重的威胁则是：如果南亚邻国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势力对南亚这个地缘政治堡垒施加干涉，或者是小国愿意成为外部势力的“代理人”。所以，毫不奇怪，印度作为印度次大陆的优势强权，它把自己的安全视为南亚整个地区的安全，而地区安全要求印度发挥领导者作用。所以，印度也有一种作为区域性大国特有的“门罗主义”思想。尼赫鲁在1947年独立前夕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
据此，印度还极力宣扬它的“地区核心国家”地位是其“自然权利”，尽管这一主张有殖民主义的思想阴影和浓厚的帝国色彩。所以，自尼赫鲁政府以来，尽管各时期理由各不相同，但印度始终反对南亚出现所谓“均势”政治。正是“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 要是：第一，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第二，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三，“说服”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这一地位的认可。
同样，根据考底利耶的“鱼的法则”，印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因为在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保护。特别是在印度看来，今天的民族国家较之10～15年前，在控制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更加虚弱和无力。这部分归因于全球化进程，部分归因于主要军事和经济大国的战略性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一些得到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规范与原则也发生了改变，并主要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
尽管世界充满了上述不确定性，但印度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也正式终结，结果国际秩序的演变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正在发展演变为一个多中心体系(polycentric sys-tem)。在多中心国际体系下，印度看到了自己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希望。印度人深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世界观”。实际上，在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张“印度对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政策必须与其自身关于其作为一个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有多大——的观点相一致。”
无疑，世界大国地位追求这一目标赋予了印度某种修正主义国家角色，因为隐含的假设不仅是印度终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且认定目前全球权势等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妨碍了印度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于是，在体系层次上反对所谓“霸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后印度的一项基本战略倾向。换言之，体系层次上的反对霸权是保证印度在新世纪里朝向大国地位迈进的关键所在。当然，印度政策制定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体系层次上反霸时，印度没有必要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特别是世界领导者美国进行任何对抗，因为在冷战后，即使一个单极世界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利益，认为拉美或非洲或其他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霸阵营也是极不现实的。
总之，印度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其战略缔造与实施不仅关乎印度的对外政策目标追求，而且必将深刻影响大国关系甚至国际体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印度的世纪性大战略，认清其基本的战略信条，进而辨识其中长期战略行为对中国来说所蕴含着的挑战与机遇，我们不仅需要对影响印度战略缔造的各主要因素予以全面的洞察，而且需要对印度战略文化特质予以真实的把握，特别是把握其战略文化特质在帮助印度把政策实际需求转变为概念、进而影响其战略倾向和战略行为的能力，亦即一项著名研究所说的战略概念化、积累其有关效用和局限性的一般知识、辨认其运用赖以成功的条件这类治国谋略所需的一般性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时，既能关注当前的事态和情势，又能夠着眼长远和未来大趋势，去预见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