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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男孩儿小时候不挨揍的恐怕不多，反正我身边的小伙伴儿们大体如此。
我挨揍的历史可能比小伙伴儿们要稍长一些，打记事儿起就经常挨揍，甚至挨“胖揍”。我妈那暴脾气，啥也别说了。
打小儿经常挨揍，是因为我总尿炕。
每天早上，我的那个“地图”褥子都得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既狼狈，又无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起来，妈妈过来一看我尿得整个褥子呱呱透，抄起笤帚，一边打一边喊：“告诉你起夜就是不听，一天到晚都玩疯了，睡死了……”
开始时我没出声，可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不禁鬼哭狼嚎，乱踢乱踹。
一旁的爸爸见妈妈下手这么狠，心里很生气，但又不敢上前阻拦，便赌气地说：“来，我帮你摁着，打死得了！”
爸是真摁，妈是真打，我是真惨——由鬼哭狼嚎转为上气不接下气，竟被打昏过去了。
醒来时，觉得后背、屁股、大腿都钻心地疼，但我忍着沒叫唤。下午趁妈妈不在，自己照了一下镜子——整个后身儿，从小腿弯往上全是紫色，屁股上更是血檩子纵横。后来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两个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用刑后的惨状，知道了这叫皮开肉绽。
那几天，妈妈的眼神中偶露几分悔意，但我就装作没看见。我生气——我睡着了，还能是故意尿炕？
有一天去邻居家玩，一位大婶见我不敢坐，问明原因后，找到我妈说：“这孩子不会有啥毛病吧？我家有个秘方，抓服药吃试试。”
结果，就这一服药，我从此再不尿炕了。
十四五岁之前，我经常怀疑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虽然哥哥和妹妹也挨揍，但比我少太多了，更不会像我这样被打得皮肉见血啊！
结婚后，一次全家聚会时，我借着酒劲儿控诉起妈妈当年的“暴行”。妈妈很是尴尬，瞪了我一眼：“你是忘了，那时你有多淘，有多气人。”
我没话说了。小时候我确实特别特别地淘。
当时家里穷，我总是捡哥哥的衣服穿。有一年春节，妈妈好不容易给我做了件新衣裳，一再嘱咐：“可别刮坏啦！”
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三十儿晚上跟小伙伴出去一疯起来，便啥都忘了。你追我赶的时候，突然“刺啦”一声——一个大三角口子，横竖都有半尺多长，傻了！不过傻眼也就几秒钟的事，大不了挨顿揍呗，继续玩！
那时我家住在阿城县玉泉镇，家附近有一大片生产队的菜地。
有一年夏天，一天晚饭过后，朦胧的夜色下，我领着七八个小伙伴儿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
我们把背心掖进短裤腰，背心上面就成了一圈兜兜。避开“看青”的人，顺着垄沟往前爬，边爬边用手捏柿子，软的就装进背心。直到再装就往外掉了，我们才撤退。
撤到安全地带，几个人聚在一起开吃，入口发涩的扔掉，熟的三两口下肚。一顿狂吃，还是剩了不少，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了。
当时有点儿麻痹大意了。回到家，妈妈见我白背心上染的红色、泥痕，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儿了，一顿暴揍，打得我鼻口蹿血。也难怪，平时因一些小事儿都挨揍呢，何况这是“偷”！
第二天一问，挨揍的小伙伴儿占了一半。
除了疯起来不管不顾、不长记性，像把别人家窗户玻璃打碎了、把小伙伴儿打哭了之类的事情发生后，回家挨揍那是必须的。有时惹完祸，也觉得自己有点儿欠揍。
挨暴揍最惨的一次，发生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那时上学自带午饭，天天都是玉米面窝头、大饼子、大 子、高粱米饭之类的粗粮。而我们班有几个朝鲜族同学，总是带大米饭。
真是太馋人、太气人了！那可不是两掺儿的二米饭，而是雪白雪白的大米饭啊！我常常在冷眼相看的时候琢磨，吃上一口会是啥感觉呢？实在想象不出，因为从没这么吃过。
后来和一个朝鲜族同学处成哥们儿了，有一天，那个同学给我拨了两口大米饭。细嚼，慢咽，哎呀，就一个字——香！
一天，那个同学给我拨了两口大米饭后问我：“想不想可够儿造一顿？”
“咋不想啊！”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
“你家玉泉酒厂有亲戚没？”
“没有。嘎哈？”
“有的话，要点儿曲子。”
“曲子是啥玩意儿？”
“做米酒用的。要是能整到，我跟你换大米，一斤换五斤。”
“啥样的？”我动心了。
“方块的，和大酱块子差不多，也那个色儿。”
那天放学时，我叫上小伙伴儿张三，和他说了曲子可以换大米的事儿。
张三说：“好办。一会儿你扶我到酒厂大墙上踅摸踅摸。”
来到酒厂大墙下，我费了好大劲儿把他 上去。他看了一眼就跳下去了，不一会儿在大墙里边小声喊：“哎，在这边呢，找到了，接着啊！”而后，“嗖嗖嗖嗖”飞过来四块曲子。因为我接得不太利索，有的摔个稀碎。我那个心疼、那个自责啊！
张三半天才从远处跑过来：“找不到上墙的地方了，差点儿出不来。是这玩意吧？”
“估计是。跟他说的好像差不多。”
因为不敢往家拿，只能找个地方用雪埋起来。临睡前，憧憬着换回大米可劲儿造一顿的幸福时刻，很是激动。
第二天，我悄悄拿了个面袋子放进书包。放学后，我和张三从雪中翻出曲子装好，交给那个朝鲜族同学。
又过了一天，我和张三骑着自行车去了朝鲜屯。那个朝鲜族同学的爸爸说，曲子称过了，五斤七两，给我俩称了29斤大米。
“你俩谁舅在酒厂啊？以后可以经常来换。”同学的爸爸说。
我俩一愣。那个同学赶紧冲我俩使了一个眼色。
我向朝鲜族同学借了个面袋，差一不二地和张三分了。回来的路上我犯愁了，问张三：“你敢往家拿吗？”
他想了一下，说：“敢，就说朝鲜族同学给的。” “你想得咋那么美呢，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给你？凭啥？”
“我就这么说，他们不信拉倒！”
“敢情是你妈不揍你啦。”我跟他没法比啊，这小子两个哥、两个姐，他是老疙瘩，几乎没挨过揍。
既然不敢明面往家拿，只好等天黑后回家。我像贼一样进了院儿，在柴禾棚子深处把米袋子藏好，然后若无其事地进了屋。
第二天，我看张三带的是大米饭，里面没一点儿小米。
“你妈信了？”我问。
“信了。我说帮同学家挖菜窖，人家给的。”
“你妈可真好糊弄。谁家大冬天挖菜窖啊？”
“反正是信了！”他得意地晃着脑袋。
有这么个傻妈，这小子太幸运了！
一个礼拜天，爸妈带着妹妹去朋友家吃饭，哥哥不知道去干啥了。我终于等来了机会，于是，舀出一碗大米开始做饭。那时，各家的孩子一般十多岁就都会做饭。
我家做二米饭不像现在焖大米饭，都是在小米中象征性地加一点儿大米，先煮，差不多时捞到盆里再蒸，然后用米汤炖白菜土豆。
大米饭做好了，因为不敢留下什么痕迹，我只好忍痛把牛奶一般的米汤扬在园子里。大米饭有点儿做多了，满满一小盆，那也不能剩下！于是，我把饭浇上酱油拌一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晚上，妈妈一进屋就惊呼：“咦？咋这么香呢，大米饭味儿。”
坏了！咋就忘了开门放放味儿呢。
妈妈过来掀开被子问我：“哪来的大米饭味儿？”
我装睡，没吱声。妈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起来！”
没法再装了，一起身，不争气地打了个饱嗝，一股大米饭香喷涌而出。
我揉着眼睛说：“帮朝鲜族同学家上山拉柴火，人家供了一顿大米饭。”
妈妈说：“你小子倒有口福。看你那肚子，撑得溜圆，可没少吃啊，整得满屋都是大米饭味儿。睡吧！”
老天爷呀，吓死我了。拉倒吧，明天还是赶紧把大米送给最好的哥们儿刘军吧！我下了狠心。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妈妈掐着笤帚过来问我：“不许撒谎，昨天是不是做大米饭了？”
我愕然，不知哪儿又出了岔头。
妈妈瞪着眼睛直视着我：“板障子上米汤結冰，里面还不少大米粒呢！”
哎呀，忙中出错啊！我心中暗自叫苦，见情况不妙，赶紧认账：“是。”
“哪来的大米？”
“咱家的。”
“胡说！咱家剩的三斤大米前几天你姑来时给你奶捎去了！”
妈妈接着再审，一步一步逼得我坦白了与张三翻酒厂大墙“拿”曲子的事儿。
“那是‘拿’吗？那叫偷！”说着，妈妈抡起笤帚噼噼啪啪一顿抽，越打越生气，“你竟敢偷公家的东西，长大还不得进‘笆篱子’啊！”
我妈的规矩是：打时不能挡，疼了不能躲，跑了，回来加重打。
只一会儿，笤帚就打散花了。她转身到厨房顺手抓过小铁铲，转身就是一下。小铁铲本是奔我屁股来的，碰巧趴着的我起身躲闪，一下子砸在我脑袋上，我一头栽倒没了知觉。
醒来时，爸爸单位的厂医已经给我缝了七针。包扎完毕，我看了下镜子，那样子好像电影《英雄儿女》里负伤后的王成。
爸爸用自行车驮我回到家时，妈妈没在家——她去张三家告状，并要和张三妈一起去朝鲜屯我那同学家，说那个家长是“教唆犯”。最后，还是爸爸硬把她给拽回来了。
妈妈找出大米袋子，朝院子一扬，鸡鸭们兴奋得抖着翅膀一顿盛宴狂欢。
这顿打，我也觉得应该。所以，在妈妈晚年我半开玩笑地“控诉”她时，她会说：“不打你，你会有今天？还时不常地坐主席台、上电视？说不定早进‘笆篱子’了呢！”
我倒未必认可妈妈的这种推断。但她把孩子从小有劣行放大到未来可能成囚徒的忧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参加工作后当记者时，我去省少年监狱采访过。有些少年犯确实是因为父母疏于管教，从小偷小摸发展到撬门压锁，有的甚至发展到拦路抢劫、杀人越货。
因为我对这种“虎妈”的教育方式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很长时间跟妈妈在心理上觉得不亲，甚至设想：如果将来有一天她“走”了，我肯定不会悲伤，不会想她。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妈妈逝世后第三天，在去老家墓地下葬的路上，当儿时的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我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吓了妻子和女儿一跳，也让她们感到惊诧。因为她们都知道我小时挨揍的经历，觉得我不至于如此悲伤。
我的预判错了，她们的直觉也错了。怎么可能不悲伤呢？那是我妈啊！从此，再也听不到她的叮咛了，再也不能嗔怪她的暴脾气了。
按老家的习俗，送葬要绕村一圈，沿途要走走停停，晚辈要冲着灵柩磕头。每当我磕完头凝视她的遗像时，便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真的悲不自胜，想起的都是妈妈身上种种的好，无尽的好——
妈妈的心中有孝悌。她对奶奶好，对叔叔、姑姑们没有不惦念、不操心的。沾点儿亲的老家人来省城看病，常常到家吃住，她从无怠慢。每次过年回双城镶白四屯老家，几个儿女孝敬给她的钱，她都这家一百、那家二百地给了穷亲戚们。她用善良无私和助人奉献，在家族中打造了一个长媳、长嫂难得的威望。
她鼓励子女学习。哥哥和我参加工作后，都自动把每月的工资交到她手中。可每当我们想买书向她要钱时，尽管家中从无存款，她也从没说个“不”字，以至于交给她的钱远不够我们买书的。我想学画画，要什么她就给买什么；我想学写作，她特意托人找了一个作家给我辅导。
她希望我有出息。看到我发表作品，她反过来掉过去地看，爱不释手。我每有一次进步，她都会开心好多天。所以，每当工作有了成绩，我都第一时间告诉她。看到她得知喜讯后眼中飞散出的那种欣慰、那种自豪，我很享受。
她要求我干净做人。每当看到电视上报道贪官落马的新闻，只要我回家，她都要跟我叙述一番，末了总要嘱咐一句：“儿子，你可千万别收人家的钱啊！”我立马满口答应：“妈，放心，不会的！”
妈妈刚刚离开的那段日子，进了家门我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她常坐的那个沙发位置——空的，也听不到“回来啦”那声问候，这时我便猛醒，唉，妈，走啦！这样确认了多次，这样恍惚了许久，慢慢才接受了“妈，确实没了”的现实。
没有了妈妈真诚透彻的分享，即便再有收获，这成就感也显得那么索然无味。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以往之所以努力奋进，心底里竟有许多动力来自于妈妈。
我知道，其实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我现在才懂，其实我真的很在意她——在我成年前严厉、在我成年后慈祥的妈。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曾经久不释怀的挨揍，如今回忆起来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我挨揍的历史可能比小伙伴儿们要稍长一些，打记事儿起就经常挨揍，甚至挨“胖揍”。我妈那暴脾气，啥也别说了。
打小儿经常挨揍，是因为我总尿炕。
每天早上，我的那个“地图”褥子都得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既狼狈，又无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起来，妈妈过来一看我尿得整个褥子呱呱透，抄起笤帚，一边打一边喊：“告诉你起夜就是不听，一天到晚都玩疯了，睡死了……”
开始时我没出声，可后来实在挺不住了，不禁鬼哭狼嚎，乱踢乱踹。
一旁的爸爸见妈妈下手这么狠，心里很生气，但又不敢上前阻拦，便赌气地说：“来，我帮你摁着，打死得了！”
爸是真摁，妈是真打，我是真惨——由鬼哭狼嚎转为上气不接下气，竟被打昏过去了。
醒来时，觉得后背、屁股、大腿都钻心地疼，但我忍着沒叫唤。下午趁妈妈不在，自己照了一下镜子——整个后身儿，从小腿弯往上全是紫色，屁股上更是血檩子纵横。后来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两个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用刑后的惨状，知道了这叫皮开肉绽。
那几天，妈妈的眼神中偶露几分悔意，但我就装作没看见。我生气——我睡着了，还能是故意尿炕？
有一天去邻居家玩，一位大婶见我不敢坐，问明原因后，找到我妈说：“这孩子不会有啥毛病吧？我家有个秘方，抓服药吃试试。”
结果，就这一服药，我从此再不尿炕了。
十四五岁之前，我经常怀疑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虽然哥哥和妹妹也挨揍，但比我少太多了，更不会像我这样被打得皮肉见血啊！
结婚后，一次全家聚会时，我借着酒劲儿控诉起妈妈当年的“暴行”。妈妈很是尴尬，瞪了我一眼：“你是忘了，那时你有多淘，有多气人。”
我没话说了。小时候我确实特别特别地淘。
当时家里穷，我总是捡哥哥的衣服穿。有一年春节，妈妈好不容易给我做了件新衣裳，一再嘱咐：“可别刮坏啦！”
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三十儿晚上跟小伙伴出去一疯起来，便啥都忘了。你追我赶的时候，突然“刺啦”一声——一个大三角口子，横竖都有半尺多长，傻了！不过傻眼也就几秒钟的事，大不了挨顿揍呗，继续玩！
那时我家住在阿城县玉泉镇，家附近有一大片生产队的菜地。
有一年夏天，一天晚饭过后，朦胧的夜色下，我领着七八个小伙伴儿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
我们把背心掖进短裤腰，背心上面就成了一圈兜兜。避开“看青”的人，顺着垄沟往前爬，边爬边用手捏柿子，软的就装进背心。直到再装就往外掉了，我们才撤退。
撤到安全地带，几个人聚在一起开吃，入口发涩的扔掉，熟的三两口下肚。一顿狂吃，还是剩了不少，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了。
当时有点儿麻痹大意了。回到家，妈妈见我白背心上染的红色、泥痕，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儿了，一顿暴揍，打得我鼻口蹿血。也难怪，平时因一些小事儿都挨揍呢，何况这是“偷”！
第二天一问，挨揍的小伙伴儿占了一半。
除了疯起来不管不顾、不长记性，像把别人家窗户玻璃打碎了、把小伙伴儿打哭了之类的事情发生后，回家挨揍那是必须的。有时惹完祸，也觉得自己有点儿欠揍。
挨暴揍最惨的一次，发生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那时上学自带午饭，天天都是玉米面窝头、大饼子、大 子、高粱米饭之类的粗粮。而我们班有几个朝鲜族同学，总是带大米饭。
真是太馋人、太气人了！那可不是两掺儿的二米饭，而是雪白雪白的大米饭啊！我常常在冷眼相看的时候琢磨，吃上一口会是啥感觉呢？实在想象不出，因为从没这么吃过。
后来和一个朝鲜族同学处成哥们儿了，有一天，那个同学给我拨了两口大米饭。细嚼，慢咽，哎呀，就一个字——香！
一天，那个同学给我拨了两口大米饭后问我：“想不想可够儿造一顿？”
“咋不想啊！”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
“你家玉泉酒厂有亲戚没？”
“没有。嘎哈？”
“有的话，要点儿曲子。”
“曲子是啥玩意儿？”
“做米酒用的。要是能整到，我跟你换大米，一斤换五斤。”
“啥样的？”我动心了。
“方块的，和大酱块子差不多，也那个色儿。”
那天放学时，我叫上小伙伴儿张三，和他说了曲子可以换大米的事儿。
张三说：“好办。一会儿你扶我到酒厂大墙上踅摸踅摸。”
来到酒厂大墙下，我费了好大劲儿把他 上去。他看了一眼就跳下去了，不一会儿在大墙里边小声喊：“哎，在这边呢，找到了，接着啊！”而后，“嗖嗖嗖嗖”飞过来四块曲子。因为我接得不太利索，有的摔个稀碎。我那个心疼、那个自责啊！
张三半天才从远处跑过来：“找不到上墙的地方了，差点儿出不来。是这玩意吧？”
“估计是。跟他说的好像差不多。”
因为不敢往家拿，只能找个地方用雪埋起来。临睡前，憧憬着换回大米可劲儿造一顿的幸福时刻，很是激动。
第二天，我悄悄拿了个面袋子放进书包。放学后，我和张三从雪中翻出曲子装好，交给那个朝鲜族同学。
又过了一天，我和张三骑着自行车去了朝鲜屯。那个朝鲜族同学的爸爸说，曲子称过了，五斤七两，给我俩称了29斤大米。
“你俩谁舅在酒厂啊？以后可以经常来换。”同学的爸爸说。
我俩一愣。那个同学赶紧冲我俩使了一个眼色。
我向朝鲜族同学借了个面袋，差一不二地和张三分了。回来的路上我犯愁了，问张三：“你敢往家拿吗？”
他想了一下，说：“敢，就说朝鲜族同学给的。” “你想得咋那么美呢，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给你？凭啥？”
“我就这么说，他们不信拉倒！”
“敢情是你妈不揍你啦。”我跟他没法比啊，这小子两个哥、两个姐，他是老疙瘩，几乎没挨过揍。
既然不敢明面往家拿，只好等天黑后回家。我像贼一样进了院儿，在柴禾棚子深处把米袋子藏好，然后若无其事地进了屋。
第二天，我看张三带的是大米饭，里面没一点儿小米。
“你妈信了？”我问。
“信了。我说帮同学家挖菜窖，人家给的。”
“你妈可真好糊弄。谁家大冬天挖菜窖啊？”
“反正是信了！”他得意地晃着脑袋。
有这么个傻妈，这小子太幸运了！
一个礼拜天，爸妈带着妹妹去朋友家吃饭，哥哥不知道去干啥了。我终于等来了机会，于是，舀出一碗大米开始做饭。那时，各家的孩子一般十多岁就都会做饭。
我家做二米饭不像现在焖大米饭，都是在小米中象征性地加一点儿大米，先煮，差不多时捞到盆里再蒸，然后用米汤炖白菜土豆。
大米饭做好了，因为不敢留下什么痕迹，我只好忍痛把牛奶一般的米汤扬在园子里。大米饭有点儿做多了，满满一小盆，那也不能剩下！于是，我把饭浇上酱油拌一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晚上，妈妈一进屋就惊呼：“咦？咋这么香呢，大米饭味儿。”
坏了！咋就忘了开门放放味儿呢。
妈妈过来掀开被子问我：“哪来的大米饭味儿？”
我装睡，没吱声。妈一巴掌打在我的屁股上：“起来！”
没法再装了，一起身，不争气地打了个饱嗝，一股大米饭香喷涌而出。
我揉着眼睛说：“帮朝鲜族同学家上山拉柴火，人家供了一顿大米饭。”
妈妈说：“你小子倒有口福。看你那肚子，撑得溜圆，可没少吃啊，整得满屋都是大米饭味儿。睡吧！”
老天爷呀，吓死我了。拉倒吧，明天还是赶紧把大米送给最好的哥们儿刘军吧！我下了狠心。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妈妈掐着笤帚过来问我：“不许撒谎，昨天是不是做大米饭了？”
我愕然，不知哪儿又出了岔头。
妈妈瞪着眼睛直视着我：“板障子上米汤結冰，里面还不少大米粒呢！”
哎呀，忙中出错啊！我心中暗自叫苦，见情况不妙，赶紧认账：“是。”
“哪来的大米？”
“咱家的。”
“胡说！咱家剩的三斤大米前几天你姑来时给你奶捎去了！”
妈妈接着再审，一步一步逼得我坦白了与张三翻酒厂大墙“拿”曲子的事儿。
“那是‘拿’吗？那叫偷！”说着，妈妈抡起笤帚噼噼啪啪一顿抽，越打越生气，“你竟敢偷公家的东西，长大还不得进‘笆篱子’啊！”
我妈的规矩是：打时不能挡，疼了不能躲，跑了，回来加重打。
只一会儿，笤帚就打散花了。她转身到厨房顺手抓过小铁铲，转身就是一下。小铁铲本是奔我屁股来的，碰巧趴着的我起身躲闪，一下子砸在我脑袋上，我一头栽倒没了知觉。
醒来时，爸爸单位的厂医已经给我缝了七针。包扎完毕，我看了下镜子，那样子好像电影《英雄儿女》里负伤后的王成。
爸爸用自行车驮我回到家时，妈妈没在家——她去张三家告状，并要和张三妈一起去朝鲜屯我那同学家，说那个家长是“教唆犯”。最后，还是爸爸硬把她给拽回来了。
妈妈找出大米袋子，朝院子一扬，鸡鸭们兴奋得抖着翅膀一顿盛宴狂欢。
这顿打，我也觉得应该。所以，在妈妈晚年我半开玩笑地“控诉”她时，她会说：“不打你，你会有今天？还时不常地坐主席台、上电视？说不定早进‘笆篱子’了呢！”
我倒未必认可妈妈的这种推断。但她把孩子从小有劣行放大到未来可能成囚徒的忧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参加工作后当记者时，我去省少年监狱采访过。有些少年犯确实是因为父母疏于管教，从小偷小摸发展到撬门压锁，有的甚至发展到拦路抢劫、杀人越货。
因为我对这种“虎妈”的教育方式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很长时间跟妈妈在心理上觉得不亲，甚至设想：如果将来有一天她“走”了，我肯定不会悲伤，不会想她。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妈妈逝世后第三天，在去老家墓地下葬的路上，当儿时的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我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吓了妻子和女儿一跳，也让她们感到惊诧。因为她们都知道我小时挨揍的经历，觉得我不至于如此悲伤。
我的预判错了，她们的直觉也错了。怎么可能不悲伤呢？那是我妈啊！从此，再也听不到她的叮咛了，再也不能嗔怪她的暴脾气了。
按老家的习俗，送葬要绕村一圈，沿途要走走停停，晚辈要冲着灵柩磕头。每当我磕完头凝视她的遗像时，便禁不住泪如雨下。
我真的悲不自胜，想起的都是妈妈身上种种的好，无尽的好——
妈妈的心中有孝悌。她对奶奶好，对叔叔、姑姑们没有不惦念、不操心的。沾点儿亲的老家人来省城看病，常常到家吃住，她从无怠慢。每次过年回双城镶白四屯老家，几个儿女孝敬给她的钱，她都这家一百、那家二百地给了穷亲戚们。她用善良无私和助人奉献，在家族中打造了一个长媳、长嫂难得的威望。
她鼓励子女学习。哥哥和我参加工作后，都自动把每月的工资交到她手中。可每当我们想买书向她要钱时，尽管家中从无存款，她也从没说个“不”字，以至于交给她的钱远不够我们买书的。我想学画画，要什么她就给买什么；我想学写作，她特意托人找了一个作家给我辅导。
她希望我有出息。看到我发表作品，她反过来掉过去地看，爱不释手。我每有一次进步，她都会开心好多天。所以，每当工作有了成绩，我都第一时间告诉她。看到她得知喜讯后眼中飞散出的那种欣慰、那种自豪，我很享受。
她要求我干净做人。每当看到电视上报道贪官落马的新闻，只要我回家，她都要跟我叙述一番，末了总要嘱咐一句：“儿子，你可千万别收人家的钱啊！”我立马满口答应：“妈，放心，不会的！”
妈妈刚刚离开的那段日子，进了家门我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她常坐的那个沙发位置——空的，也听不到“回来啦”那声问候，这时我便猛醒，唉，妈，走啦！这样确认了多次，这样恍惚了许久，慢慢才接受了“妈，确实没了”的现实。
没有了妈妈真诚透彻的分享，即便再有收获，这成就感也显得那么索然无味。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以往之所以努力奋进，心底里竟有许多动力来自于妈妈。
我知道，其实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我现在才懂，其实我真的很在意她——在我成年前严厉、在我成年后慈祥的妈。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曾经久不释怀的挨揍，如今回忆起来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