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方碑刻看清代惠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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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书院原是民间教育机构,始于唐,盛于宋,明清逐渐官学化,大部分成为辅助官学进行科举考试的机构。惠安清代规模较大的书院有螺阳书院和文峰书院,现存两方碑刻记载了两所书院的兴建过程。
  关键词:螺阳书院;文峰书院;教育;墓志铭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名儒贤士讲学授徒之所,起源于唐代,南宋达到鼎盛,原是民间教育机构,与科举关系不大,明以后,政府介入书院力度加强,书院逐渐官学化。清代时,大部分书院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据资料记载,清代惠安曾有两座影响力较大的书院,即螺阳书院和文峰书院。存世的两方碑刻见证了两座书院的兴建过程。
  1 螺阳书院
  惠安县博物馆保存有一方碑刻《泉州府螺阳书院记》(图1),碑高120厘米,宽55厘米,厚3厘米,额首篆刻“泉州府螺阳书院记”,碑文楷书竖排,部分碑文如下:
  康熙庚寅辛卯间,邑令君钱公济世建螺阳书院于署右,从学多□名士。岁久稍剥落□□□□泽者起而新之,祀公于堂,志遗爱。而邑绅通守陈君文煇崇学尚义,解囊金千四百有奇于黉宫□□□□。螺阳书院中为讲堂,翼以□舍、斋房。经始戊辰元□□,成于嘉□月。前大令徐君德峻具实以闻,□□□□潘公奖以敦善不倦匾额。余莅任,复请□□□公具题,奉旨交部议叙,以示风励。念余数年以来,公务纷□□□则进诸生儒于郡书院,而课以敦伦立品,崇实务□□□文于各属囙□公至止时与邑长学博士□□□□□殊于郡城也,至惠邑为赴省通衢,来往尤频□,□□□宰邵君应龙、习君敏后□□□□□□□□□□□□性□□□家诸书勖以明体达用处为明儒□□□
  乾隆十有九年岁次甲戌□□□□□□□□
  碑刻立于乾隆十九年(1754),部分碑文磨损,但碑文大意可知。碑文谈到,康熙庚寅辛卯间(即康熙四十九年、康熙五十年),惠安知县钱济世在县衙右侧建螺阳书院,时间久后,建筑剥落。(乾隆)戊辰年(即乾隆十三年),惠安乡贤陈文辉“解囊金千四百有奇于黉宫”,出资修整螺阳书院。惠安知县徐德峻、邵应龙和习敏先后将陈文辉善行上报,朝廷对他加以褒奖。
  碑文所记与县志记载不谋而合。清嘉庆《惠安县志·书院》条录:“(康熙)四十一年,知县钱济世建书院于县治西,匾曰‘扶育群英’,延建宁生员陈□主讲席,未一年而去。”县治即政府驻地,在今惠安县政府一带。可见螺陽书院最初建于县政府旁边,聘请名士讲学,学生读书其中。
  钱济世,字元功,号硕斋,江南武进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惠安知县,力除弊政,尤留心文教。书院建成后,他为书院延聘一位陈姓建宁生员主持讲席。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田广运为书院建一亭,延邑绅王兆清掌教书院。
  碑文提到,随着时间发展,书院建筑日益朽坏,“邑绅通守陈君文辉崇学尚义,解囊金千四百有奇于黉宫”。惠安县志记载:“乾隆□年,邑绅即用通判陈文辉就布政司公馆地起盖书院,而修金、膏火一概无资。又列宪往来停骖院中,是以书院中讲席久缺。”由此可知陈文辉并非简单修缮螺阳书院,而是另外选择一处布政司公馆地重建螺阳书院。清代布政司公馆地离县衙不远,就在今天惠安教师进修学校一带。《泉州府螺阳书院记》碑最早发现于教师进修学校,20世纪80年代由教师进修学校捐献给惠安县博物馆收藏。
  陈文辉是清代惠安有名的慈善家,为人乐善好施,乾隆十三年,他出资在布政司公馆地重建螺阳书院,可是书院没有运营经费,没有真正启用。乾隆十六年,知县邵应龙先后聘请进士出科联、晋江孝廉方冲任书院山长,讲学其中,此后形成讲学传统,学风日盛。
  2 文峰书院
  文峰书院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是继螺阳书院之后惠安又一所影响较大的书院。清道光《惠安县续志》记载:“螺阳书院,旧在文庙之西,嘉庆初年圮。地狭隘,屋少,不足肄业。道光七年,知县仝卜年倡捐,邑人输助至一万一千九百余金,择邑东门外附郭地建造,改名曰文峰书院。”螺阳书院在嘉庆年间倾颓弃用,而县学难以容纳全县不断增多的应试学生。道光七年,知县仝卜年和一些乡绅提倡新建书院,在东门外选址兴建,并改名为文峰书院。
  泉州台商投资区百崎郭氏宗族保存一方清代祖先郭用锡夫妇墓志铭《皇清雍进士、特赐乐善好施坊表、敕封修职郎、显考七十有二龄乔斋郭公暨德配敕封太孺人、显妣六十有九龄宽惠骆孺人墓志铭》(图2、图3)。墓志铭由两方黑页岩石组成,每方长43厘米,高25厘米,厚2厘米。铭文前几句为:道光丙申年夏五月廿八日未时乔斋郭公卒,其德配骆孺人先九旬有三日卒,今将以是年秋八月二十七日合葬于鳌海山之琥珀洋,伐石以盟诸幽,礼也。方今天子嘉与海内乐善好施之举,赐帑金建坊,公膺是典,又以长男金榜议叙得敕封修职郎,德配为孺人,舆论荣之。先是,丁亥岁邑有城工役,公捐重资以倡,嗣兴建文峰书院,又踊跃输助,命儿子金榜董其役,大吏胪事状以闻于朝,皆纪实也。公讳用锡,字敷若,号乔斋。
  这段铭文提到郭用锡踊跃捐资兴建文峰书院一事。郭用锡是百崎回民,年少时出海下南洋经商,“经营瀛澥中,万里风波,不惮艰险”,积累了丰厚家产。道光七年,他听说惠安要建书院,便命儿子郭金榜捐白银二千两,并差人用箩筐挑到县衙上交,一时轰动全县。知县仝卜年奏请朝廷嘉奖,道光十五年(1835),清宣宗颁布诏书敕封郭用锡为修职佐郎,夫人骆氏为八品孺人。这份敕命至今还保存在惠安县档案馆里。
  文峰书院选址在县城东门外(今惠安第一中学校址),兴建时百姓积极响应,举人王元升带头捐资三千金,郭用锡和其他乡民也积极捐资,出钱出力,“都人士奋于义而激于公也,不数月得白金二万有奇”(《惠安县续志》)。两年后,书院建成,共耗费白银一万一千多两,剩下的九千两则存当铺生息作为膏膳和师资,还有一些作为学子参加乡试、会试的补贴。嘉庆进士孙珩特地撰写一篇《新设惠安县文峰书院兼考棚记》,纪念书院落成之事。
  文峰书院既作为教学讲堂,也作为考试用地,前后共三进。中为讲堂,左右设书房一百八十间,东西两廊分建考棚,设号桌各三千四百余号用以考试,中立藏书楼。这样大的规模在清代泉州极为少见。文峰书院一直续办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峰书院便改为新式学堂。
  3 书院的作用和影响
  螺阳书院和文峰书院为众多的学子提供了求学的场所,培养出众多科举人才。乾隆贡生蔡可乐声望很高,多任县令聘请他在螺阳书院讲学,“所从学者多登贤书,或首荐额”。书院的设立对促进地方科举文化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书院的设立不是单纯为了科举,而是为了培养具有真才实学且道德高尚的人才。螺阳书院和文峰书院聘请一些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山长和讲师为学生授课,对弘扬朱子理学和交流、传播学术思想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螺阳书院和文峰书院的兴建中,多位知县积极倡建,陈文辉、郭用锡、王元升等民间人士热心筹资,官建民助,共同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这种助学风气一直延续下去,今日荷山中学、嘉惠中学等多所侨校再现惠安民间捐资办学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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