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的日子还是值得感恩的。”
　　
　　什么是recession（衰退），什么又是depression（萧条）？
　　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话糙理不糙”：经济衰退是你邻居丢了工作，经济萧条是你丢了工作。
　　进入2009年，全球裁员、减薪的消息更为密集。1月22日，微软宣布将在未来18个月中裁员5000人，将在全公司范围内降低基本工资。这是微软成立34年以来，首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裁员。随后又传出日立、柯达、IBM、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拟裁员……
　　而这场风暴也开始从其他国家、其他城市、其他行业、陌生人，逐步蔓延到本地、本行业、熟人，甚至我们自己。
　　2008年12月31日，不景气网的创始人程亮告诉记者：“网友自己做了一个不景气指数，分为1到9 九个等级。全国各地网友共有4000多人关注，439人投票，他们把12月的不景气指数大部分投在两个数字，一个是5，一个是9。我们做了一个平均之后，得出来的数字是5.77。”
　　趁热打铁的他又赶紧悬赏挂出了1月份的不景气指数。才过了没几天，就发现32个投票中，有14人直接点9。“很多人看到5.77后会不忿：凭什么这么低，我都这么惨了，他就会去直接点9。从这几天的帖子能感觉到，像‘公司把我裁了，怎么办，救救我！”或者‘我们公司已经裁了20%，马上到我了！’这样直接喊自己遭遇危机的白领越来越多。”上海茂名南路169弄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里，程亮感慨地说着这番话。房间里网站的设计师、程序员、内容编辑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桌椅板凳办公，常常还不得不抱着笔记本“腾挪辗转”，只有那只名叫Sam的波斯猫纹丝不动。
　　
　　街上流行不景气
　　
　　程亮是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2005年创办的“都市客”网站在沪上白领中颇具人气，而今拍脑袋出来的“不景气网”，在2008年11月24日正式上线后，网站短短一个月点击率便飙升到每日近20万点，央视、新华社、凤凰卫视、第一财经、华尔街日报、德国之声等国内外重量级媒体闻声而动。
　　这个被IT人士惊为“百万格子”的创意，缘起开心网一个小兄弟不经意的玩笑话：“我们在外面人头挺熟的，从11月份开始整天有失业的朋友找我们介绍工作，他就说干脆开一个掮客网。他一讲完我就很激动，当晚就睡不着了，通宵打电话给设计师，要做一个在不景气时代背景下抱团取暖的网站，记录这一段历史。”
　　最初“不景气”仅分为开源和节流两部分，但做了两三天程亮就感觉到不对劲：“来的都是‘痴男怨女’，你一言我一语，形成了一个非常压抑的气场，于是赶紧设计了减压、充电等板块。”正如这个网站首页打出的口号：“不景气是一种时尚”、“雄赳赳，气昂昂，携手走过冬，开源节流，同舟共济”。程亮希望传达出来的基调是：“不景气的时候，大家更需要一种‘日子还得过下去’的信念，一种自我调侃、苦中作乐的精神。”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80后是备受关注的一个群体。此前他们被社会定义为：职场上的新人，社会上的菜鸟，理财上的白丁，花钱上的高手……
　　但程亮告诉记者，当别人都在抱怨，有一个年轻的小网友站出来说：“从小只知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道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的日子还是值得感恩的。”
　　还有一位女网友，突然从男朋友妈妈的口中得知，一起生活的这个男人已经失业两个月了，但是他却天天正常“上下班”。
　　“最后这个女孩想出了一个办法，她也不跟男友说穿，从来不会做饭的她开始在网上研究菜谱，他们不出去吃了。这才是行动啊。新的一代人其实很正视现实，他们并没有自怨自艾下去。我查她以前的文字，那个女孩没有工作，每天在家睡觉、上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通过这次危机，她学会做人了。”
　　程亮并不知道她和男友之间有没有把失业这件事情说清楚。女孩最后一个帖子说：“我和男友开始天天去体育场跑步。”
　　程亮创办“不景气”的初衷，还在于自己也正“不景气”着。
　　“原来跟投资人已经敲定了２００９年一部电影的投资，仅仅200万，结果经济危机了，不景气给了投资人一个最好的拖延你的理由。听到缓一缓，以我多年江湖打滚的经验，就知道此事多半不成。
　　“中国一个很著名的时尚传媒集团找我拍一个年终宣传片。以我的经验，这个广告的制作费最起码是十几万，没想到最后仅仅给了2万元。导演也不用了，传给我几张JPG的图片，后期机房剪了一个PPT。我2008年下半年接到的所有生意加在一起，还不如上半年一单大广告的收入多。
　　“本来我以为是自己学艺不精，才会这么惨。后来广告界的朋友告诉我，很多广告公司的器材部，已经一个月没有租出机器了。先不说经济危机之下广告公司的生存状态怎样，这是个硬指标，说明大家都闲着。我们踢球的团队也是人越来越多，原来每周能聚齐七八个人就不错了，现在20个人都不止，大家都没事干了。一下子我就感觉出了危机的严重性。”
　　
　　
　　大裁员晴雨表
　　
　　程亮的遭遇，在一家著名招聘网站的首席运营官肖冰（化名）看来，印证了他的一个判断：广告业是经济的晴雨表。“他们都是一手托万家的企业，靠无数企业的市场费用来养活自己。当企业看一看近两个月的收入状况，再研究一下2009年的增长预期，最容易控制的预算就是大幅砍削市场品牌推广的预算。”
　　当广告行业普遍挣扎求存的时候，经济寒冬就已来临。裁员、减薪也成了众多跨国公司乃至本土企业缩减开支、准备过冬的必选项。
　　去年11月初，一封名为“大裁员第一波”的邮件正通过各大公司的企业邮箱疯狂传播，共涉及22家跨国企业、40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和116家国内中小型企业，令敏感的职场人士不寒而栗、人人自危。肖冰认为这份“黑名单”是信心崩溃的多米诺骨牌中一个典型的环节。
　　中国人力资源网在去年11月10日发起了“危机期间，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做下列的动作吗”的调查，得到千余位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支持，参加调查的行业涉及了外贸、制造、房地产、IT、通讯、生物制药、石油化工、汽车、咨询、广告、旅游等，企业性质包括外企、私营企业、国营企业等。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70%以上的企业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实施了程度不一的“瘦身”行动，其中33.75%的企业采取了裁员、减薪、降低福利等人力成本控制方式；23.64%的企业采取了重新规划人员配置、调整组织结构的方式，如取消招聘计划，内部人员合理调动等； 6.66 %的企业采用了优化绩效管理体系。另外，超过10.03%的企业虽然暂未采取“瘦身”行动，却也在紧练内功，做前期的热身准备。还有超过15%的企业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一切正常运作。
　　肖冰认为：“外资背景的金融企业，受到的冲击是第一波。并非它们在中国的市场受到了金融危机多大冲击，以至于快到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的外资在华机构都出现大规模的裁员。而是它们的母公司正处于漩涡中心，全球计划发生变化，不得不在中国进行成本控制。
　　“从数据上看，比较明显的第二波是直接面向欧美的出口型企业，如外贸、制造业等。它们受到的冲击直接来自海外市场的需求严重萎缩，其中珠三角受到的影响比长三角更大。”
　　在深圳关外的万达电子厂，来自于江西吉安的吴永霞，十几年来从一个打工妹，做到了总经理助理，企业也从十几人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3000人的大厂。然而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来自欧美的订单便减少了一半。为节省开支，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陆陆续续被辞退。“如果情况不好，还要裁人。他们是多是来自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地的中专生，也有少量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继续呆在深圳，也很难再找到事情干。剩下的工人，也是有单就做，没单就放假。因为制造业有一个两难：没有订单的时候，人员过剩；有订单的时候，招熟手又非常困难。所以得根据订单的情况非常灵活地去掌握。”
　　由于IT产品及服务的消费大户是金融行业，无论是传统的PC巨头，还是起于新经济的互联网霸主，乃至软件外包企业、芯片厂商，都不得不面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痛苦。
　　关于“互联网将遭遇寒冬”，肖冰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有非常清晰的盈利模式和现金收入的互联网网站，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小于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和现金收入的这样的互联网的网站。”
　　阿里巴巴已经砍掉所有投资项目，捂紧钱袋，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口号，早早储备下20亿美元准备过冬。他们的预期是：我们即使是跪着，也会成为最后一个倒下的。
　　而家底不厚的互联网企业，则越来越对在人力资源上压缩成本达成了共识。不景气网的程序员海滨，在加盟“不景气”的前几天，还是一家IT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月薪上万元。2008年11月，他所在公司开始裁员，10%的员工合同到期没再得到续约，另有一部分在所谓的部门调动中被变相“蒸发”，留下的人薪水被减了四分之一。
　　世界上第八大芯片制造商瑞萨首席运营官Katsuhiro Tsukamoto曾警告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有可能“严重影响”半导体产业，如今不幸言中。
　　随着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电子类产品需求首当其冲，作为世界芯片的主要制造生产地，亚洲芯片制造商普遍承受巨大压力。
　　“芯片厂都非常大，总投资下来至少需要十几亿美元。订单大幅减少，导致国内芯片厂家原来能赚钱，现在亏本。原来亏本的，现在就亏得就更厉害。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某政策扶植力度较大的芯片厂，虽然还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减薪减得很厉害。以往如果满负荷生产，普通员工每月薪水近4000元，一年拿18个月的薪水，而且每年都会加薪。但最近普通员工的薪水都减了20%到30%，中高层减得更多，达到30%-50%。此外还实行强制的无薪休假。而另外一家抗风险能力更差的芯片企业，已经在去年10月、11月份就开始裁员，第一步就裁了20%，近200多人。”赵勇说。他的母公司为这些芯片厂提供自动搬运设备，这样的公司全世界只有4家，而赵勇所在的分公司则为这些设备提供后期维护。
　　“我们的日子原本很稳定。”赵勇不无留恋地回忆，“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大、劳动力便宜，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的芯片商每年在大陆基本上都有两到三家的扩展速度，我们至少能拿到一家的订单。几年来都是业务一直增大，招的人越来越多，根本不担心业务萎缩。等过了两年或者三年的免费保证期后，芯片厂就要为设备维护付费。一个小时以上百美元计算，去一次服务费高达四五百美元。但现在客户那边突然不景气了。他们没事做，我们也开始没事做。芯片厂削减开支的同时，也把我们服务的价格压得很低，甚至冒着闹出更多故障的风险取消服务，自己来维护。”
　　IT企业裁员一般呈现两个极端，或者先从高层开刀，或者是没有什么经验、技术的新人。2008年12月，这家公司觉得3名销售经理有点多，通过绩效考核，裁掉了一名。同时也开始实行强制休假：“公司要求每个星期多休一天。我们是按照每月21天算薪水，相当于每个月减少了4天的薪水，接近20%。原本每年5%-10%的涨薪也不再提了。”
　　为了贯彻总公司全部削减包括办公用品、接待、出差等所有费用的要求，赵勇他们的办公室也合二为一，一举将月租从8万元减少到3万元。多出来的桌椅，赵勇扛走了一把椅子，另一个同事瓜分了一张办公桌，剩下的卖了200多元。
　　“我们这个写字楼以外贸、设备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居多。原来没有什么空置，现在空了有两成左右。听说还有好几家要关门走人，也没有谁来看房。我一看到哪层的楼梯间又扔出一堆桌椅，就在想又是哪家公司要往外搬了。他们有可能是换偏僻一点、小一点的办公室，有可能就是倒掉了。”
　　无独有偶。深圳某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林强在逛街时，也发现一家公司在路边摆了很多办公桌椅在卖，像跳蚤市场一样，打的旗号是：清仓之后回家过年。而问起他那些开公司的朋友们最近都在忙什么，答曰：“搬家。”
　　在肖冰看来，金融危机冲击的第四波是房地产行业，相当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木梁”。“就我所知，一些房地产公司的流动性非常大。北京某房地产企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裁人，如果有几个销售部分别在做不同的项目，其中有一个销售部就会全裁掉。”
　　林强说：“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困难的时候。1月10日左右出财务报表，我了解到很多企业2007年还是高奏凯歌，到了2008年便急转直下，开始出现亏损。财务报表一般不对普通员工公开，只有公司高层或者财务部的感受会更加深刻。”
　　房地产企业分为三级，一级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二级为策划、代理一手房的公司，三级为赚取二手房佣金收入的中介公司。
　　林强分析道，一级市场中的大公司一般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只有一两个楼盘的中小型开发商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广东惠州大亚湾有一个新区，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扎堆地去那里拿地。曾经有一波湖南的老板，将近40多人，集中过去拿地做开发，后来100%全军覆没。但因为策划、代理、基建工程全部都是外包，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可能也就10-30人左右，人力成本占比微乎其微。
　　而二级公司每个分公司不会超过100人的规模，一般不会出现倒闭的情况，最多由原来代理10个楼盘，改为代理两三个楼盘。但因为人力成本最多能占到六成左右，更为关注精兵简政。
　　三级公司80%-90%的人员都集中于一线的地铺，一间20-30平方米的地铺有10多个人。与一级完全颠倒过来，越大的公司，风险越高，死得越快。原来三级市场排名前十名的深圳中天置业，拥有140家门店，一夜之间崩盘了。由于三级市场萎缩得非常快。地铺的基层员工估计七八成都会选择转行。
　　
　　关注新移民“焦虑症”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去看，肖冰认为：“平时许多企业一直顺风顺水，对于是否有冗员，付给员工的薪水是不是与他的劳动价值匹配等问题，账算得没有那么细。但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后，我们这些企业都深刻意识到了精兵简政的紧迫性。不过，对很多企业来说，当前的裁员还没到壮士断腕那么严重，仅仅是‘理发’、‘减肥’。”
　　肖冰关注正弥漫在城市工薪层的“经济危机焦虑症”，这在城市新移民中表现更为明显，“那些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每月背着房贷5000元或者房租2000元，如果不幸遇到企业的‘理发、减肥或者截肢’，他可能马上面临生存问题。这种寒意不是发生了以后才会有感觉，而是会一直伴随他始终。”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三强调稳定就业的意义：“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所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尽可能解决经济危机造成的大范围失业。因为，失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会造成直接影响，剧烈的外部冲击引起的群体性失业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刺激经济的计划看，基础设施等的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用于刺激消费、扩大就业的经济计划却显不足。恢复经济的政策如果忽视就业增长，就容易造成所谓的“无就业的复苏”，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美国经济在1990－1991年衰退之后，就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无就业的复苏’。因此，尽管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回升，大多数民众仍然觉得经济衰退在延续。直到1990年代中期，就业形势好转，才实现真正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