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汪兆铭（1883～1944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留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时，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期思想明显蜕变，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本文中汪文惺、何孟恒，系汪精卫的长女和女婿。
　　替蒋介石挨了3枪
　　汪文惺夫妇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和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3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査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孟恒。何孟恒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根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河内刺汪”疑点重重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
　　1938年12月，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何孟恒等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希望他远去欧洲；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那天深夜，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精卫的寓所，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这次海外行刺，国内有过很多报道，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陈恭澍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3枪，而有史料却说：“自动枪猛烈扫射，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连方君璧都中了4枪。”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但公认：刺客之所以失误，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于是汪精卫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
　　没想到，这种“公认”遭到了汪文惺夫妇的断然否定。
　　史料上说他们住的是“高朗街27号”，但何孟恒指出，他们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两个相邻、每层彼此相通的三层洋房。当年，汪精卫搬过几个住处后来到这里，汪文惺与何孟恒也是在这所洋楼结的婚。二老拿出他们画的住房格局示意图：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饭厅，住着亲戚、司机、卫士、厨师等10多人；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整个洋楼最整齐的一间，原打算当做新房，摆着新家具；后房住着孙中山已故助手朱执信的女儿和曾仲鸣夫妇的长子。25号三楼临街的前房，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后房住着正度蜜月的汪文惺夫妇。
　　记者追问：“汪精卫夫妇没有住过你们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前房？”
　　他们异口同声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在27号三楼前房住，搬进来后一直住25号三楼前房，从未移动。汪精卫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记者又问：“曾仲鸣夫妇住进来之前，这间房没人住？”他们说：“没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这让笔者不解，有史料记载，当时的刺杀行动组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那么刺客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房？”记者问。二老回答：“这栋洋楼的前面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从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他们回忆：1939年3月20日晚，大家11点左右回房就寝。没多会儿，就被“砰砰砰”的声响惊醒。何孟恒起床走出房门，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
　　何孟恒感觉不对，朝岳父轻声说：“回房，不要出来，我去看看。”他把妻子也推进岳父、岳母的房间。
　　何孟恒没穿鞋，走起路来无声无息。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砰砰”声又起，他确信无疑：是枪声！往下望，见走廊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出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一下把灯全关了。何孟恒一怔，马上缩身回到25号前房，关紧房门，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
　　屋外枪声大作，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何孟恒悄悄走近阳台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街灯下有一人正向这边跑来，他立刻闪避，以免被发现。一会儿，没动静了，何孟恒再出门探视。他推开27号前房的门，来到床边，一伸手就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鲜血……
　　两位老人后来拼合出事情的轮廓：“估计三四名剌客从后院越墙进入，一名卫士闻声出来看，遭到枪击；另一个跟出来的随从，俯身躲在汽车后面，也被扫射；刺客上二楼，用手电照到有人出房门关电灯，立即就是一排枪；三楼曾仲鸣和朱执信的女儿出来看，刺客已逼近，他们急忙一起退进前房（即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锁上房门。刺客用利斧将门扇劈开一个洞，把枪伸进去扫射。朱执信的女儿蜷在门侧死角，逃过一劫，子弹都打在了曾、方身上。刺客原路撤离，丢下胶鞋、手套和两排未用过的子弹。”
　　“汪精卫不是有卫士吗？你们没有武器？”记者问。何孟恒回答：“手无寸铁。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当局说，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
　　汪文惺夫妇说：“曾仲鸣代汪精卫而死，这件事对汪的震撼很大。曾一直称汪精卫为‘四哥’，两人亦师亦友。他16岁随汪精卫赴法国留学，在国民党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何孟恒说，很多问题难以解释：“国民党一号人物派人出国暗杀二号人物，任务非同小可，应该志在必得。派来的据说是复兴社的高手，潜伏、监视多日，却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他们买了汽车在门口过去过来地观察，却不买望远镜，根本没有弄清我们各人的住处，连我们不只住在27号都一无所知。”
　　何孟恒还指出，陈恭澍明知道行动组成员唐英杰，此前被派到天津就闹过笑话，却将成败攸关的侦察任务交给他。行动失败，陈恭澍声称做好了“交付军法审判”的思想准备，然而回到重庆，失误却“一风吹”，照样受到军统重用。
　　（摘自人民出版社《往事如烟：国民政要后代回忆录》 编著：《环球人物》杂志）（图片 23 （3）.jpg 图注：汪精卫被刺杀现场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