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已近四岁，老婆一直用她台湾味道的发音，教她唱歌。近来，小女老是不厌其烦地哼唱，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校园民谣。那正是我少年时的励志校园歌。
　　说到台湾的歌曲，最不能让人遗忘的是邓丽君。惊为天人的邓丽君仙逝多年，而她的歌声却经久不衰地在世界华人中传唱。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影响了大陆几代人，毕竟听惯了“文革”歌曲的大陆人，几乎忘记了还可以这样温柔地唱歌，也可以用别样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早年的台湾，也是百禁令止，在台中市里一家老残书店中，我偶尔翻看过一些台湾当年的图书，对台湾当时文化状况的了解也就多了一个层面。
　　台岛也曾经充斥大量的革命歌曲，曲风颇似当年大陆“文革”体，铿锵有力且鼓荡着血脉贲张。待党禁解除后，绿岛出来的台湾早年“牛鬼蛇神”们开始有了新的活力。于是，当年一首摇醉着多少青春少女浪漫之夜的《绿岛小夜曲》甚至一度被怀疑为政治招魂曲。
　　而真正使台湾歌曲走进全球华人世界，并很快风靡华语圈的，是七十年代的校园歌曲。
　　清新、婉约、柔美、纯真几乎是所有为校园歌曲做注解的文人毫不吝惜的词汇。搭载着琼瑶无数爱情剧喷薄而出的这种音乐表达，也迅猛成为取代革命歌曲的一种时代象征。
　　后来校园歌曲占领香港继而潜伏入大陆，就成了华人世界民族精神的统一载体。音乐，也从此淡化了政治的外衣。
　　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校园歌星们是被“星探”发现的。现如今，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星探”们再也不用到街头巷陌去火眼金睛般地捉人了。后校园歌曲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一个字儿——秀。
　　“秀”们不请自来。
　　站在舞台上大方地任评委们选，恰如菜市场萝卜一筐白菜一堆的搬上来，扔下去，再搬上来。直到挑出一两个模样俊俏的，嗓音甜美的，甚至会来事儿的，讨巧的，可以忍耐绯闻的，愿意制造八卦的，萝卜从此就成了人参，白菜也可以和鱼翅同煲了。
　　这一点的精髓，恰为大陆同行指点了迷津。
　　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大陆音乐“天才”们纷纷站在舞台上，如同提线木偶一般，他们唱着老掉牙的歌曲，却说着火星人才懂的故事。用于讲述音乐背后故事的文字淹没了才华横溢的词曲之美，可着劲儿地造星，也造不出邓丽君的光芒与持恒。
　　歌曲的时代，终于从一种狂热的革命时代，穿越到另一种狂热的后革命时代。
　　校园歌曲宛若仙子一样，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作为均衡两个“革命时代”的天使，左右看着我的父辈与子辈。如同我在家给上下两代人做着不同的讲解，否则花白爷爷的摇头与花绿孙儿的摇头，就会经常令我忍俊不禁。
　　台湾的音乐形态很自由，看星光大道这类的歌曲选秀节目，至少在我这样一个乐盲耳畔听来，甚为受用。温文尔雅的评委即便辣口点评，也受者灌顶，闻者获益。评委既无帝王，歌者亦无草民，有的只是两位歌者的对话。
　　而大陆选秀节目，则是急功近利的，往往把选秀节目搞成了帝王殿试的音乐科举。
　　音乐是自由的。音乐可以传递心声，也传递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台湾校园歌曲影响的一代，至今仍将爱情与自由奉为至圣，也相信未来会像歌里唱的那样“明天会更好”。
　　很值得回味的是，当我把这番话和台湾友人分享时，他居然说，你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反问他，明天会更糟，那还唱什么歌呢？台湾的明天，大陆的明天，世界的明天，只要还有人在写这样的歌，唱这样的歌，人就有希望去用歌声传递爱与自由的信念。
　　这信念强烈了，就成为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