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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年展都企图“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台北双年展在大多数时候及时反思。紧跟“国际化”的主流又显得独树一帜。
9月13日，以“剧烈加速度——人类世的艺术”为主题的2014台北双年展迎来开幕。由于艺术生态环境的诸多不同，在国内，台北双年展并不如上海双年展和曾经的广州三年展那般风生水起，但这也不能说明它在大陆没有影响力。不同于大陆的文化走向以及多元的文化政策，让台北双年展具备了足够敏锐的艺坛风向感和独特的发展空间。台湾双年展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双年展中独树一帜，除了“抽象又晦涩”的主题造成的假象，台湾相对独立且精英主义的地缘文化，以及双策展人制下的展览更具国际化和本地化的特性，都是台北双年展在但凡有人提到优秀亚洲双年展时就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台北双年展由台北市立美术馆（以下简称北美馆）每逢双数年举办，双年展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北美馆成立的第二年，即1984年举办的展览——“中国现代绘画新展望”，该展览以评奖的形式举办了4届，随后，为了涵纳多元发展的艺术形式，北美馆将“新展望”更名为“双年展”以便与国际艺术接轨。1998年，北美馆开始举办真正意义的台北双年展。第一届双年展由日籍策展人南条史生策划，第二届开始演化为双策展人制，由一位台湾本地策展人与一位外籍策展人共同策划，扩大邀约参展各国，延续至今。
上个世纪90年代，当代亚洲艺坛和亚洲双年展之蓬勃，可溯自三个非西方双年展——哈瓦那双年展、伊斯坦堡双年展和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其中，1995年举办的第四届伊斯坦堡双年展，主办单位延请外国策展人的模式，为台北双年展所效仿。严格意义上讲，首届台北双年展应是北美馆在1996年时举办的以“台湾艺术主体性”为主题的策划展，此次展览的最大突破在于取消了历年来官方展览的竞赛制度，且由对台湾美术发展方向和其在世界艺坛的地位的迷茫转向主动促进国际艺术交流上来。1998年，台北双年展正式成为国际双年展浪潮中的一员，此时的台北双年展对国际主流大展亦步亦趋，从策展人的选择到展览模式，无不借助国际经验。相较与大陆在同一时期举办的饱受争议的广州双年展和由政府出资的上海双年展，在文化政策相对宽松的台湾，台北双年展首展就选用了国际策展人，第二届开始实行双策展人制，这使得台北双年展一开始就比大陆的展览更国际化。
第一届台北双年展选定的参展艺术家集中于东北亚，此区域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都承受着中西方文明的交织碰撞。北美馆选择日籍策展人，将双年展抛至一个暧昧又略带危险的空间里，是台北双年展的一次大胆尝试。北美馆为使展览顺利转型为国际双年展，试图以策展人“批判西方现代主义并用中国文化连接东亚”的理念为基础，达到求同存异的用心自不待言。如今在国际双年展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展览策划合作已是司空见惯。台北双年展选择国际活跃的策展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借鉴国际视野壮大自身的目的，第五届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王俊杰曾指出：“运用双策展人其实就是要借助外籍策展人在国际艺术圈的人脉关系，藉此去达到接近这个展览设展的目的——国际化。”而实际上，台北双年展又有它地方官僚体系的位置局限，并且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台北双年展的双策展人制也来自于越来越快速的全球化压力的驱使。
自台北双年展举办以来，台北双年展成立的必要性与双策展人制之于国际视野的矛盾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台北迅速成为国际双年展浪潮中的一员，一方面又给了每一届展览反思其制度是否完善的空间。
台北双年展值得讨论的不仅限于双策展人制，展览主题常给人“抽象”、“晦涩”的印象，也是台北双年展的另一个性所在。台湾地区因历史的复杂性和中西方文化交织产生的艺术多元性特征，再加上并无长期特定的文化政策方向，使得台北双年展在亚洲与世界的双年展版图中，显示出独特性，在台湾美术走向国际化以及对当代艺术的探索中又显示出实验性的特征。
第一届的“欲望场域”以及后来的 “（限制级）瑜伽”、“现代怪兽/想象的死而复生”，到今年的“剧烈加速度”，从字面意思上都很难理解策展人想表达的艺术理念。表面上拒绝了大部分人的关注，实际上若结合台湾本土语境则不难理解。
例如2006年举办第五届台北双年展时，当时的台北市掀起了瑜伽风潮，取代了前几年兴起的健身俱乐部，台湾生活型态的这一改变是一个相当的特殊的全球化标志，而那时的大陆及周边地区并未出现此类现象。所以美籍策展人丹·卡麦隆（Dan Cameron）和台湾策展人王俊杰将主题定为“（限制级）瑜伽”，表面上是与世界接轨的风尚，但实体上讨论全球化之下的跨国性商品与经济架构。就如王俊杰所说，“台湾在探讨如何向第一世界构筑的全球化网络靠拢时，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表象。”
对比起主题的晦涩抽象，参展艺术品就显得更加直接和坦诚。两位策展人强调的“跨文化对话”与“跨域性创作”成为台北双年展迈出的实验性的一步。获邀参展的4位台湾艺术家周孟德、陈逸坚、吴俊辉与VIVA，都是颇让人意外的选择。VIVA是国内著名的同人志漫画创作者，吴俊辉则是长期坚持实验电影创作的导演，而活动于美国的陈逸坚，创作背景主要是建筑与公共艺术。比较为人所知的周孟德，则在展览中展出了他在酒吧里以原子笔进行的人物画“Pub”系列。
所以，“晦涩”、“抽象”当然是台北双年展的假象。
除此以外，台湾相对独立且精英主义的地缘文化也是台北双年展区别于内地双年展的原因之一。以国际普遍的大型展览标准来说，台北双年展只是个小型展出。规模也比不过晚它两年成立，砸重金摆明要做大做强的上海双年展。论展出的艺术家，国际大展艺术团队动辄超过100组，而台北双年展每年不过40来组。另外在经费方面，每到秋天，台北到处都是官办艺术节，但台北双年展花销不到公共艺术节的一半。
所以“小而精”是台北双年展举办以来的一贯路线，这也似乎符合了台湾地区在国内的定位，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将每一次双年展办得有声有色？在对作品的筛选方面，台北双年展显得更加谨慎了些。比起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它规模小很多，正因为小所以对作品挑选就有很多方面的限制。而相对于台湾其他艺术节总是“外包”来说，北美馆也算是比较有国际经验的主办方，在挑选作品上保留了一定的主动性，策展人也多次提出参展作品不能跟其他艺术机构一样在官方政策拟定的前提下让艺术家创作，他们取一些抽象的主题名称或者根本没有主题是为了达到让艺术家创作更加自由的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无特定主题的台北双年展，由台湾策展人林宏璋与来自伊朗、居住柏林与纽约的提达·佐赫德（Tirdad Zolghadr）策划，在展览方式上，并未企图以大取胜或积极寻求馆外展点，而是首次与台北附近成立的艺术中心连结成为“联动计画”，选择展出的作品除了精挑细选的国内外“精英作品”，还有许多“过程性”创作，以及数量比例相当高的本土艺术，并且直接邀请艺评家在展览策划期间对作品进行观察。在对参展作品的挑选和呈现方式上，显示出策展人企图打造精英化双年展的野心。
比起内地的双年展，台北双年展既能紧跟“国际化”的主潮流又能显得独树一帜的原因，除了双策展人制、主题晦涩的假象以及走精英化路线的特点外，值得借鉴的还有在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力度上。台北双年展也曾有过由于对本土社 群的忽略而饱受诟病的历史，但自第八届起，它开始容纳更多的本土艺术家，并且直面台岛的过去。如今的内地双年展大多都盲目地打着“国际化”的旗号，一线城市的老牌双年展争取做大做强，二线城市也不断流行以各种名目举办各类双年展，但无奈许多双年展在举办不到第二届就夭折。在双年展都企图“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台北双年展能在大多数时候做到及时反思，这一点也是它的个性所在。
9月13日，以“剧烈加速度——人类世的艺术”为主题的2014台北双年展迎来开幕。由于艺术生态环境的诸多不同，在国内，台北双年展并不如上海双年展和曾经的广州三年展那般风生水起，但这也不能说明它在大陆没有影响力。不同于大陆的文化走向以及多元的文化政策，让台北双年展具备了足够敏锐的艺坛风向感和独特的发展空间。台湾双年展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双年展中独树一帜，除了“抽象又晦涩”的主题造成的假象，台湾相对独立且精英主义的地缘文化，以及双策展人制下的展览更具国际化和本地化的特性，都是台北双年展在但凡有人提到优秀亚洲双年展时就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台北双年展由台北市立美术馆（以下简称北美馆）每逢双数年举办，双年展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北美馆成立的第二年，即1984年举办的展览——“中国现代绘画新展望”，该展览以评奖的形式举办了4届，随后，为了涵纳多元发展的艺术形式，北美馆将“新展望”更名为“双年展”以便与国际艺术接轨。1998年，北美馆开始举办真正意义的台北双年展。第一届双年展由日籍策展人南条史生策划，第二届开始演化为双策展人制，由一位台湾本地策展人与一位外籍策展人共同策划，扩大邀约参展各国，延续至今。
上个世纪90年代，当代亚洲艺坛和亚洲双年展之蓬勃，可溯自三个非西方双年展——哈瓦那双年展、伊斯坦堡双年展和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其中，1995年举办的第四届伊斯坦堡双年展，主办单位延请外国策展人的模式，为台北双年展所效仿。严格意义上讲，首届台北双年展应是北美馆在1996年时举办的以“台湾艺术主体性”为主题的策划展，此次展览的最大突破在于取消了历年来官方展览的竞赛制度，且由对台湾美术发展方向和其在世界艺坛的地位的迷茫转向主动促进国际艺术交流上来。1998年，台北双年展正式成为国际双年展浪潮中的一员，此时的台北双年展对国际主流大展亦步亦趋，从策展人的选择到展览模式，无不借助国际经验。相较与大陆在同一时期举办的饱受争议的广州双年展和由政府出资的上海双年展，在文化政策相对宽松的台湾，台北双年展首展就选用了国际策展人，第二届开始实行双策展人制，这使得台北双年展一开始就比大陆的展览更国际化。
第一届台北双年展选定的参展艺术家集中于东北亚，此区域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都承受着中西方文明的交织碰撞。北美馆选择日籍策展人，将双年展抛至一个暧昧又略带危险的空间里，是台北双年展的一次大胆尝试。北美馆为使展览顺利转型为国际双年展，试图以策展人“批判西方现代主义并用中国文化连接东亚”的理念为基础，达到求同存异的用心自不待言。如今在国际双年展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展览策划合作已是司空见惯。台北双年展选择国际活跃的策展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借鉴国际视野壮大自身的目的，第五届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王俊杰曾指出：“运用双策展人其实就是要借助外籍策展人在国际艺术圈的人脉关系，藉此去达到接近这个展览设展的目的——国际化。”而实际上，台北双年展又有它地方官僚体系的位置局限，并且不得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台北双年展的双策展人制也来自于越来越快速的全球化压力的驱使。
自台北双年展举办以来，台北双年展成立的必要性与双策展人制之于国际视野的矛盾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台北迅速成为国际双年展浪潮中的一员，一方面又给了每一届展览反思其制度是否完善的空间。
台北双年展值得讨论的不仅限于双策展人制，展览主题常给人“抽象”、“晦涩”的印象，也是台北双年展的另一个性所在。台湾地区因历史的复杂性和中西方文化交织产生的艺术多元性特征，再加上并无长期特定的文化政策方向，使得台北双年展在亚洲与世界的双年展版图中，显示出独特性，在台湾美术走向国际化以及对当代艺术的探索中又显示出实验性的特征。
第一届的“欲望场域”以及后来的 “（限制级）瑜伽”、“现代怪兽/想象的死而复生”，到今年的“剧烈加速度”，从字面意思上都很难理解策展人想表达的艺术理念。表面上拒绝了大部分人的关注，实际上若结合台湾本土语境则不难理解。
例如2006年举办第五届台北双年展时，当时的台北市掀起了瑜伽风潮，取代了前几年兴起的健身俱乐部，台湾生活型态的这一改变是一个相当的特殊的全球化标志，而那时的大陆及周边地区并未出现此类现象。所以美籍策展人丹·卡麦隆（Dan Cameron）和台湾策展人王俊杰将主题定为“（限制级）瑜伽”，表面上是与世界接轨的风尚，但实体上讨论全球化之下的跨国性商品与经济架构。就如王俊杰所说，“台湾在探讨如何向第一世界构筑的全球化网络靠拢时，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表象。”
对比起主题的晦涩抽象，参展艺术品就显得更加直接和坦诚。两位策展人强调的“跨文化对话”与“跨域性创作”成为台北双年展迈出的实验性的一步。获邀参展的4位台湾艺术家周孟德、陈逸坚、吴俊辉与VIVA，都是颇让人意外的选择。VIVA是国内著名的同人志漫画创作者，吴俊辉则是长期坚持实验电影创作的导演，而活动于美国的陈逸坚，创作背景主要是建筑与公共艺术。比较为人所知的周孟德，则在展览中展出了他在酒吧里以原子笔进行的人物画“Pub”系列。
所以，“晦涩”、“抽象”当然是台北双年展的假象。
除此以外，台湾相对独立且精英主义的地缘文化也是台北双年展区别于内地双年展的原因之一。以国际普遍的大型展览标准来说，台北双年展只是个小型展出。规模也比不过晚它两年成立，砸重金摆明要做大做强的上海双年展。论展出的艺术家，国际大展艺术团队动辄超过100组，而台北双年展每年不过40来组。另外在经费方面，每到秋天，台北到处都是官办艺术节，但台北双年展花销不到公共艺术节的一半。
所以“小而精”是台北双年展举办以来的一贯路线，这也似乎符合了台湾地区在国内的定位，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将每一次双年展办得有声有色？在对作品的筛选方面，台北双年展显得更加谨慎了些。比起上海双年展、北京双年展，它规模小很多，正因为小所以对作品挑选就有很多方面的限制。而相对于台湾其他艺术节总是“外包”来说，北美馆也算是比较有国际经验的主办方，在挑选作品上保留了一定的主动性，策展人也多次提出参展作品不能跟其他艺术机构一样在官方政策拟定的前提下让艺术家创作，他们取一些抽象的主题名称或者根本没有主题是为了达到让艺术家创作更加自由的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无特定主题的台北双年展，由台湾策展人林宏璋与来自伊朗、居住柏林与纽约的提达·佐赫德（Tirdad Zolghadr）策划，在展览方式上，并未企图以大取胜或积极寻求馆外展点，而是首次与台北附近成立的艺术中心连结成为“联动计画”，选择展出的作品除了精挑细选的国内外“精英作品”，还有许多“过程性”创作，以及数量比例相当高的本土艺术，并且直接邀请艺评家在展览策划期间对作品进行观察。在对参展作品的挑选和呈现方式上，显示出策展人企图打造精英化双年展的野心。
比起内地的双年展，台北双年展既能紧跟“国际化”的主潮流又能显得独树一帜的原因，除了双策展人制、主题晦涩的假象以及走精英化路线的特点外，值得借鉴的还有在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力度上。台北双年展也曾有过由于对本土社 群的忽略而饱受诟病的历史，但自第八届起，它开始容纳更多的本土艺术家，并且直面台岛的过去。如今的内地双年展大多都盲目地打着“国际化”的旗号，一线城市的老牌双年展争取做大做强，二线城市也不断流行以各种名目举办各类双年展，但无奈许多双年展在举办不到第二届就夭折。在双年展都企图“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台北双年展能在大多数时候做到及时反思，这一点也是它的个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