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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对后世散文的影响非常深远。韩愈的行为以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他的出仕观是密切相关的。
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符合若契的。
韩愈的官宦家世和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的观点，这些出仕的思想都对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韩愈以孔子、孟子千年后的唯一传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并被后人所推崇，但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与儒家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与法家更接近些。我们知道在政治上这两家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儒家坚持治国的主要手段是为政以德，讲的是以德服人；法家则主张为政以法，讲的是以法治人。法家主张君权至上，而自孟子起，儒家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则主张君权的有限合法性，重视相互关系。韩愈在《原道》这篇代表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著中，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出自《原道》）是有着浓重的法家意味的。
在韩愈的政治思想里，仕人是尊贵的，是管理生产者的，而生产者的身份是“贱且劳者也”，同时一个人是为官，还是从事“贱且劳者也”这样的工作，其身份和能力，则是天生的，就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一样已经安排好了：“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因此大家只能自觉地去履行符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职责，如果一旦不安于自己的身份，是会遭“天殃”的。所以在他的十年求官生涯中，即使没有衣食的时候他也绝不从事“贱且劳”的工作，宁愿“日求于人”或拦路跪求达官贵人施舍，也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和丢脸：“仆在京城，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 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未知此衣食是否可以叫做“嗟来之食”呢？
在韩愈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出仕则为君之臣，臣事其君，行君之令使其致之于民，而为民者则自当事其上，即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之用。君不出令只是失君道，臣不管好百姓也只是失了臣道，但是如果百姓不去生产食物、衣裳，不做用具、经营商贸去奉养管他们的君、臣，那就是大罪了，所以要“诛”以严惩，这就是他天经地义的“原道”。对韩愈来说，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基本可以不理的。但韩愈却处处以孟轲的正统传人自居，然而他的思想和孟子实在差得太远，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韩愈的关于“道”的思想，基本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考虑而阐发的一些政治理念做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他本人以及他宣扬、诠释的所谓的儒学之“道”，正如当代学者冯友兰在《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中所言，是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的，而仅只能称为“文章之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提倡的“道”，并没有在哲学上有什么建树，而是大多在于如何营造依据去解决如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等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去阐发出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
韩愈是主张排佛老的，但综观韩愈关于佛教的全部论辩中，以损贬为主，对佛教本身的教义却基本没有涉及，同时他对道教应该是认同的，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他也表示了反对黄、老思想，但那基本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事实上表明他未必真的不认同道教。韩愈所在时期，佛教的过度盛行的确引起了社会问题。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口不从事生产而为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使用自残方式苦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认同因而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的排佛理论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由以上种种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但不管怎样说，韩愈在诗、文上的文学成就还是相当高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推崇的。
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符合若契的。
韩愈的官宦家世和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的观点，这些出仕的思想都对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韩愈以孔子、孟子千年后的唯一传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并被后人所推崇，但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与儒家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与法家更接近些。我们知道在政治上这两家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儒家坚持治国的主要手段是为政以德，讲的是以德服人；法家则主张为政以法，讲的是以法治人。法家主张君权至上，而自孟子起，儒家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则主张君权的有限合法性，重视相互关系。韩愈在《原道》这篇代表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著中，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出自《原道》）是有着浓重的法家意味的。
在韩愈的政治思想里，仕人是尊贵的，是管理生产者的，而生产者的身份是“贱且劳者也”，同时一个人是为官，还是从事“贱且劳者也”这样的工作，其身份和能力，则是天生的，就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儿一样已经安排好了：“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因此大家只能自觉地去履行符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职责，如果一旦不安于自己的身份，是会遭“天殃”的。所以在他的十年求官生涯中，即使没有衣食的时候他也绝不从事“贱且劳”的工作，宁愿“日求于人”或拦路跪求达官贵人施舍，也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和丢脸：“仆在京城，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 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未知此衣食是否可以叫做“嗟来之食”呢？
在韩愈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出仕则为君之臣，臣事其君，行君之令使其致之于民，而为民者则自当事其上，即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之用。君不出令只是失君道，臣不管好百姓也只是失了臣道，但是如果百姓不去生产食物、衣裳，不做用具、经营商贸去奉养管他们的君、臣，那就是大罪了，所以要“诛”以严惩，这就是他天经地义的“原道”。对韩愈来说，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基本可以不理的。但韩愈却处处以孟轲的正统传人自居，然而他的思想和孟子实在差得太远，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韩愈的关于“道”的思想，基本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考虑而阐发的一些政治理念做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他本人以及他宣扬、诠释的所谓的儒学之“道”，正如当代学者冯友兰在《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中所言，是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的，而仅只能称为“文章之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提倡的“道”，并没有在哲学上有什么建树，而是大多在于如何营造依据去解决如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等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去阐发出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
韩愈是主张排佛老的，但综观韩愈关于佛教的全部论辩中，以损贬为主，对佛教本身的教义却基本没有涉及，同时他对道教应该是认同的，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他也表示了反对黄、老思想，但那基本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事实上表明他未必真的不认同道教。韩愈所在时期，佛教的过度盛行的确引起了社会问题。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口不从事生产而为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使用自残方式苦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认同因而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的排佛理论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由以上种种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但不管怎样说，韩愈在诗、文上的文学成就还是相当高的，“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