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兴奋的和最惧怕的两件事不期而遇，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在新《环保法》正式施行的一个月里，犹如坐了回过山车。
　　 2015年1月1日，福建南平市中级法院立案受理了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共同起诉南平毁林一案。这是新法实施后首例立案的环境公益诉讼，也是“破坏生态行为”首次被纳入诉讼范围后，国内提起的第一例生态破坏类公益诉讼。为此，张伯驹喜悦多日。
　　 15天后，张伯驹接到江苏省泰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封来函告知，不予立案受理自然之友追加诉讼泰州企业倾倒废酸致水污染案。他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在2014年最后一天，泰州案终审宣判，6家污染企业被判决赔偿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6亿元。其选在新环保法实施的前一天宣判，“刻意”地避开，新法规定要“成立五年以上”的环保组织才能有主体诉讼资格，原告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因此案需要在2014年2月才成立。
　　 赶在此案宣判前，自然之友对3家遗漏的公司追加公益诉讼，被驳回后，1月23日，自然之友又向江苏省高院提起上诉。从已获知的迹象上，张伯驹已预判，这是个硬钉子。
　　 两起公益诉讼，一起被立案，另一起遭驳回，其迥然的结果，恰好折射了一部被寄予厚望的新法在执行上的两面现实：案件难度低，地方政府“喜闻乐见”，公益诉讼将被作为业绩凸显举荐;案件敏感、案情复杂，则仍难以推动。
　　 众多民间环保组织热衷于把公益诉讼当成“新法执行效力”的一场实验。但是，主观热情的冲动过后，立案难、诉讼费用高、起诉资格门槛等掣肘，决定了公益诉讼在近几年内仍在途。

“退一步”的胜利

　　 走进2015年首例公益诉讼案的第一现场——南平市太平镇葫芦山村，车开进最后的山道后，再徒步40分钟，才能抵达葫芦山的顶峰。
　　 山顶豁口已被“剃头毁容”，原有的林木已被连根拔起，近60厘米深的表层营养红土遭铲除，土壤之下又被深挖近十米，裸露着白色的花岗岩和石英颗粒。
　　 占地28.33亩的毁林现场，与国内严重的大面积毁林案例相比，“危害程度属于轻微”，受邀勘察现场的专家、厦门大学教授李振基说。
　　 这起毁林事件发生在2008年至2011年间，谢某、倪某、郑某等三名被告在矿石开采过程中毁林掘地。2014年7月，延平区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判决，三被告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刑事入罪后，自然之友等两家环保组织向南平市中级法院追加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依据新法，承担原地恢复已破坏的林地及植被责任。南平市检察院、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是该案的支持起诉单位。1月底，自然之友组织专家进行现场勘察评估，近期将公布修复方案及所需资金。
　　 《财经》记者采访获知，该案已经被列入南平法院系统力推的年度重点案件，初定春节后开庭审理，将很快一审宣判。
　　 南平市中级法院生态资源审判庭庭长甘代兴表示，该案的毁林面积不大，案情也不复杂，关键点是其在新环保法实施后“首个案例”的示范意义。
　　 这一改往昔环保诉讼立案难的现实。国内最具“官方血统”、由环保部直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13年共提起8起环境公益诉讼，全部被法院驳回，不予立案。
　　 张伯驹坦承，葫芦山案是在以往诉讼艰难阴影下的“自降门槛、走捷径”。首先，借助已有的刑事判决，省去了司法诉讼过程中最为繁琐、艰难的重新取证、鉴定等环节。其次，此案有地方法院的大力支持，诉讼难度大为降低。
　　 选择已刑事入罪的案件，是利用新法实施后“退一步的胜利”，环保组织希望以此来确定环保组织的起诉资格，再继续接触“难啃的骨头”。中华环保联合会紧随自然之友，向山东省东营市中级法院提起山东、浙江两家公司的公益诉讼案，1月13日上午递交起诉书，下午就接到法院立案通知。与“南平案”相同，该案的刑事案件部分此前已判决，当事人也已服刑。
　　

法庭等不到环保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7月专门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至今，全国已设134个环境保护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但这些法庭面临无案可查的窘境。
　　 “基层法院的审理和判决不是问题，因为这由取证、鉴定证据是否充分来决定。问题是，谁来起诉？敢不敢起诉？以前是不敢起诉的，除非是‘纸包不住火’的案例，政府也兜不了底的，才起诉。”一位福建法院系统人士说。
　　 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3年，立案的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起诉主体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由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件寥寥。
　　有了葫芦山案件的诉讼经验，环保组织希望能在国内找到更多的适合诉讼案例。然而，在葫芦山案例中可见，各政府部门的态度截然不同。最积极的是司法系统，其他行政部门是环保组织登门拜访后才说服为“私下支持”。作为林业主管部门的南平市、延平区两级林业局，以及森林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始终以敏感为由，不愿表态。
　　 “公益诉讼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新环保法实施这事儿，我也没关心。”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区森林分局办公室主任游俊说得直截了当。
　　 在以往的毁林执法处置案例中，森林公安接到群众举报后会出警调查，依据《森林法》，采取罚款、复绿补种手段结案了事。而公益诉讼是依据新《环保法》加重处罚，追责破坏行为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及后果。
　　 环境资源损害案因取证鉴定难、诉讼费用贵，成了烫手山芋。整个过程皆需各政府部门与环保组织形成互动配合机制。从葫芦山案来看，这种合力尚未形成，面临“地方保护”冲动和地方行政部门主观意愿双重障碍。
　　 一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透露，当法院部门欲向外界通报具有威慑性的葫芦山毁林案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反对，认为是“抹黑自己、自曝不作为”，不希望“宣传得太高调”。而该案在刑事案件定性过程中，就因“地方保护”而踯躅，最后因为三名被告均非南平人等因素，才决定“杀一儆百”。 　　 这恰是全国律协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夏军最大的忧虑，最高人民法院已多次作出明确表态，“希望能在2015年新法实施首年拿出一些真正有标志性的大案子，但就怕地方法院很难做到。一旦涉及敏感案件，政府领导不表态，法院案子都不敢接，更不用提怎么判了”。夏军说，考验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度和生命力，应是把枪口对准与地方政府关系暧昧的“活老虎”“大老虎”。长期以来，以公司集团化肇祸居多的环保污染破坏者，在被监督约束的同时，也在为地方财政税收持续输血。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环保组织能多发起诉讼。如果他们无法突破面临的现实困境，那么新环保法无疑将被束之高阁。”上述福建法院系统人士称。
　　

诉讼资金何处来

　　 很多环保机构对公益诉讼“想都不敢想”的最大因素是诉讼成本高昂，另外，愿意发起公益诉讼的，多是不具起诉资格的民间组织;而具有起诉资格的老牌“半官方化”机构，并不把公益诉讼作为重点，主要业务是与地方环保部门频繁互动，向公众进行环保宣教。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目前符合新环保法条件、有公益诉讼资格的环保组织仅300多家，难以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市。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建议，“抱团诉讼”，多家环保组织对同一案件联合起诉。不过，这又涉及诉讼费用、时间成本等纠葛。
　　 10万元是公益诉讼的起步价，如果遇到案情复杂、需要鉴定评估的案子，费用上不封顶。而对于不少民间组织，仅是一个小案子，要想凑够最起码的差旅费、律师代理费和诉讼费也是一件难事。
　　 比如，河北省符合起诉条件的环保组织共3家，年活动经费预算最多的一家也仅有7万元，无力提起诉讼。换言之，河北全省内，没有一家机构有能力提起公益诉讼。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估算，在全国环保组织中，“有能力起诉的，恐怕不足30家”。
　　 1月4日，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笔社会支持基金——“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在北京启动，由自然之友发起、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支持。
　　 基金总额30万元，预计资助3个-5个项目，每个案件资助6万至8万元间，资助拟提起诉讼案件的前期费用，如前期调研、取证、聘请专家等费用。采取滚动模式，即资助的案例如获胜诉，并取得相应的办案成本补偿（由被告承担的起诉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等）会回流至该项基金，用于滚动支持下一个公益诉讼案。
　　 湖南省湘潭环保协会副秘书长毛建伟正准备申请这笔资助基金，2015年这家环保组织把目光盯准了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2014年6月该工业区内发生两家公司排污事件，“已掌握了相关违规排放记录，而且两企业也被环保部门处罚过，我们春节后会提交诉状”。
　　 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明确了，可让败诉方来支付合理的律师费。该文规定：原告可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法院可予以支持;原告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依法申请缓交，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原告申请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的，法院应依法视原告的经济状况和案件的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这些条款可减缓民间环保组织一定程度上的起诉压力。不过减负的前提，是案件会有很大胜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