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3年3月20日晚22：45分许，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先生正准备启程北上，在位于沪宁铁路上海站遭枪击腰部中弹。随即，被送往位于老靶子路上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至3月22日凌晨4：47分不治身亡。围绕宋教仁被刺案，一直莫衷一是，历史真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位于上海市共和新路1555号的闸北公园是上海北部一个很大的星级公园。南沿洛川东路，东至平型关路，北近延长路。这里最早是宋教仁墓园，后改为公园并经历多次整修扩建。现在与洛川东路垂直的和田路，当时叫宋公园路，这是缅怀当年“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而命名的。
宋教仁的墓在公园西侧，我在路人指点下到了墓区。龙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坐像跳入眼帘，先生左手持书，右手托腮，凝思端坐在一方石碑上。坐像下有大理石基座，上刻“渔父”（宋教仁号）二字，系章炳麟先生手笔。
基座背面，刻有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于右任和康宝忠都是革命党内宋教仁的挚友。
距石像后约10米处，是宋墓。九层台阶之上的宋墓不大，呈半圆形，墓的顶上有雕塑雄鹰展翅，爪子踩蛇，意为惩恶扬善，壮志凌云，甚有纪念性。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石碑。我来到墓碑前，献上一支菊花，鞠躬。
一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在桃花源腹地的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这里山灵水秀、曲径通幽，风景优美却交通不便。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化名宋公明、宋錬等。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
1900年，唐才常、沈荩、林圭等人为响应“义和团”运动，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家住桃源县北门坪的哥老会首领陈犹龙，是唐才常在武汉两湖书院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在富有山堂被封为“总堂”，并且在常德设立客栈专门从事秘密联络，号称“桃源三杰”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后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
自立军遭到镇压之后，18岁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军连续三次追踪缉捕。清军第三次来到上坊村香冲搜捕时，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团团包围。宋教仁翻越院墙后逃到附近沅江支流的一个渡口，在一名当地老渔民救助下渡到对岸成功逃脱。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上海《民立报》担任主笔期间，署名“渔父”及“武陵渔父”，以表达对于这位老渔民的感恩之情。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次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于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等人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阴历10月10日（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二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2月，“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梁启超操盘的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2月1日，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湖南老家桃园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
3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
3月20日晚22时40分左右，沪宁铁路上海站（后上海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外灯光黯淡，在黄兴、陈其美（字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准备登上火车进京。
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枪响了。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宋教仁中枪后，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到黄兴、于右任等人赶到时，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今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院北门开在共和新路上。）。
此时，他脸色惨白，额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疼痛难熬。旁边的于右任轻轻握着他的手，并替他擦去额上的汗水。宋教仁把于右任的手拉到自己胸前，断断续续地说：“我恐怕不会好了。有三件事要拜托你。我一生投身革命，至今两袖清风，只在北京、南京、东京有一些书籍。我死后，请你替我全部捐献给南京图书馆。我本家贫，又有老母，她无依无靠，今后还望公与克强兄等替我照料。我死后，诸公都当勉力向前，勿以我为念，勿放弃责任心，则我死亦瞑目了。”说着，禁不住泪如泉涌。 此时黄兴等人已将医生找来，立即将宋教仁送入手术室。医生从宋教仁的身体中钳出了子弹，发现弹头用毒药处理过。
直到临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被袁世凯刺杀的，因为在被抢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积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私利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遂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时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宋教仁其间几度昏迷，捱到3月22日凌晨，“国民党教父”宋教仁最终在辗转苦痛中与世长辞，年仅32岁。
据《民立报》报道，宋教仁死时，有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居正及宋教仁的秘书刘白等十余人在场，黄兴俯身在宋教仁耳边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于右任则哭着说：“钝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宋教仁停止呼吸后，一班友人伏尸恸哭。
次日，陈其美派人买来棺柩并请相馆的人为宋教仁遗体拍照。拍照前，众人发生争执，黄兴等人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系被人暗杀，应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也拍摄出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
争议的结果，最终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冠礼服照；另一张为赤身露出伤口的照片。当时在长沙读书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他曾在《民立报》、《民权报》上看到过宋教仁的裸身遗像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致命一伤在腹部，面目如生”。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据《民立报》报道，出殡队伍由十二部分组成，包括旗帜前导、军乐队、花亭式遗像、由双马车所拉的花彩灵位、花圈、棺木等，另有徒手的混成第三旅及海军兵士护送，国民党员及送殡来宾上千人，随行车辆两百余辆。街道上则有巡警荷枪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三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算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的宣传造势，直接于是年7月12日，“二次革命”起，国家分裂，军阀混战……近代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再无妥协。当时，正在力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刺宋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其梦想的皇帝宝座。
对于“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大约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黄兴。宋教仁亡后，黄兴撰写挽联，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孙中山诞生135周年出版的《孙中山与湖州人》一书，就采取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为赵秉钧擅自将宋暗杀。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宋教仁进京组阁，第一个下台的是兼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据公布的应（指应桂馨，浙江人，“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洪（指洪述祖，江苏省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其时为内务部秘书。）之间的电文显示：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转呈，就是呈给洪的上级，那只能是赵秉钧。但所有电文均为隐语，并没有指名道姓，赵秉钧为元凶也只能是猜测。美籍华裔历史史学者唐德刚认为：“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其相位，而趁机除一切劲敌。”（《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但据民国时代，曾历任北京政府铨叙局局长、国务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诸要职的张国淦先生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
由此来看，赵秉钧对宋教仁遇刺似乎并不知情。
第三种说法为，浙江省湖州籍的“革命元勋”——陈其美。
一些史学家的理由，1：陈其美之所以暗杀宋教仁，缘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2：陈其美与应桂馨是密友，反清时代，经常留宿应家。陈曾助应为共进会会长，应所在帮会助陈为沪军都督。3：陈其美身上命案累累，搞暗杀如食生菜，前有陶成章，后有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等。4：刺宋的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引渡到中国地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这支军队乃由陈其美的班底组成，属陈的地盘。宋案当时十分轰动，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暗杀灭口，几无可能，而武偏偏在关押期间被暗杀，而且查不到凶手，除了陈其美自为之，还有谁会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首级？5：“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许多原始档案，均被陈其美部下所毁。
然而，历史的谜雾实在太浓太厚了！近百年来，有关宋案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正如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辞世，“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骆宝善先生指出，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但凡一个政治人物，身边就会有一堆人。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时候领导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下面的人就推测其意，身先士卒要替领导出力。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罢，也许都无杀宋或立刻杀宋之意，但下属“立功心切”，争先替领导“分忧”，终于酿成“民国第一血案”。 笔者更赞同陆建明先生的评述。陆建明先生说：当年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不妨推测一下，即使宋教仁抵京组阁，袁世凯身为总统，手握军权，尚有回旋余地，似乎犯不着动用暗杀。如果，袁要暗杀政敌，“洪宪”前后，要杀梁启超、蔡锷的理由，比杀宋教仁要多一百倍，但他终究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因为，袁这人很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声，越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越不敢胡作非为。
四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随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急电，要求“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随后，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10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同年7月4日，《神州日报》报道说：“宋安葬于宋园，国务院以宋坟用款至五万元巨，深恐经手人有浮吞等弊。故前日电营葬主任谭人凤君，将布置情形及用款核实报告。”
1916年9月23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10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40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巷另购103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重要嫌疑人之一陈其美，借支13481.6元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袁世凯主持的中央政府出资10万大洋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
1925年8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时，仪式之一就是前往宋园凭吊宋教仁。参加者有杨明暄、糜辉、柳亚子、宛希俨、董亦湘、王觉新、侯绍裘、王春林、朱季恂、姜长林、戴盆天、黄麟山、李一锷、高尔松、黄竞西等人。1929年9月，上海特别市政府132次市政会议决议拨款修理宋园，并作为公园开放。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市政府于1946年6月5日，把宋园更名为教仁公园，经全面整修后于11月18日重新开放。但几年后，国民党就黯然离开大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于1950年5月28日，将教仁公园易名为闸北公园，这看起来虽是一个名字的简单变更，但这处设施的象征意义则完全改变，一个为中国宪政奋争、献身的英雄从此淡化为遥远的历史。“文革”期间，人们对宪政理想的渴望与追求也随之被狂热的乌托邦所淹没、置换。
袁世凯政府划拨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显示正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出于党派间的政治原因，随心所欲地封锁、操纵和过滤着所有的信息。特别是针对1912年2月12日，刚满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授权早在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达成秘密协定，推举的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南方的“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次日，在由南京方面的同盟会员占压倒性多数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举袁为继任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17省共17票的结果，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却被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为“窃国”。这在100年来的历史叙述中，早已是一种颇为普通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
位于上海市共和新路1555号的闸北公园是上海北部一个很大的星级公园。南沿洛川东路，东至平型关路，北近延长路。这里最早是宋教仁墓园，后改为公园并经历多次整修扩建。现在与洛川东路垂直的和田路，当时叫宋公园路，这是缅怀当年“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而命名的。
宋教仁的墓在公园西侧，我在路人指点下到了墓区。龙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坐像跳入眼帘，先生左手持书，右手托腮，凝思端坐在一方石碑上。坐像下有大理石基座，上刻“渔父”（宋教仁号）二字，系章炳麟先生手笔。
基座背面，刻有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于右任和康宝忠都是革命党内宋教仁的挚友。
距石像后约10米处，是宋墓。九层台阶之上的宋墓不大，呈半圆形，墓的顶上有雕塑雄鹰展翅，爪子踩蛇，意为惩恶扬善，壮志凌云，甚有纪念性。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石碑。我来到墓碑前，献上一支菊花，鞠躬。
一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出生在桃花源腹地的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这里山灵水秀、曲径通幽，风景优美却交通不便。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化名宋公明、宋錬等。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在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影响下，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
1900年，唐才常、沈荩、林圭等人为响应“义和团”运动，在上海成立勤王救国的自立军。家住桃源县北门坪的哥老会首领陈犹龙，是唐才常在武汉两湖书院读书时的老同学，他在富有山堂被封为“总堂”，并且在常德设立客栈专门从事秘密联络，号称“桃源三杰”的宋教仁、胡瑛、覃振，先后被发展为富有山堂的骨干成员。
自立军遭到镇压之后，18岁的宋教仁躲回老家，遭到清军连续三次追踪缉捕。清军第三次来到上坊村香冲搜捕时，把依山傍水的宋家住宅团团包围。宋教仁翻越院墙后逃到附近沅江支流的一个渡口，在一名当地老渔民救助下渡到对岸成功逃脱。辛亥革命前后他在上海《民立报》担任主笔期间，署名“渔父”及“武陵渔父”，以表达对于这位老渔民的感恩之情。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次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中学堂，于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等人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该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声称是兴办矿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阴历10月10日（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朝五雷山的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二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2月，“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梁启超操盘的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2月1日，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湖南老家桃园出发，经长沙、武汉沿江而下，而后又到南京、杭州、上海，视察党务、宣传共和。
3月初，袁世凯发电邀请宋教仁“速赴北京，商讨国是”。
3月20日晚22时40分左右，沪宁铁路上海站（后上海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外灯光黯淡，在黄兴、陈其美（字英士）、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准备登上火车进京。
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枪响了。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宋教仁中枪后，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到黄兴、于右任等人赶到时，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今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医院北门开在共和新路上。）。
此时，他脸色惨白，额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疼痛难熬。旁边的于右任轻轻握着他的手，并替他擦去额上的汗水。宋教仁把于右任的手拉到自己胸前，断断续续地说：“我恐怕不会好了。有三件事要拜托你。我一生投身革命，至今两袖清风，只在北京、南京、东京有一些书籍。我死后，请你替我全部捐献给南京图书馆。我本家贫，又有老母，她无依无靠，今后还望公与克强兄等替我照料。我死后，诸公都当勉力向前，勿以我为念，勿放弃责任心，则我死亦瞑目了。”说着，禁不住泪如泉涌。 此时黄兴等人已将医生找来，立即将宋教仁送入手术室。医生从宋教仁的身体中钳出了子弹，发现弹头用毒药处理过。
直到临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被袁世凯刺杀的，因为在被抢救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黄兴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积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私利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遂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时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宋教仁其间几度昏迷，捱到3月22日凌晨，“国民党教父”宋教仁最终在辗转苦痛中与世长辞，年仅32岁。
据《民立报》报道，宋教仁死时，有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居正及宋教仁的秘书刘白等十余人在场，黄兴俯身在宋教仁耳边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于右任则哭着说：“钝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宋教仁停止呼吸后，一班友人伏尸恸哭。
次日，陈其美派人买来棺柩并请相馆的人为宋教仁遗体拍照。拍照前，众人发生争执，黄兴等人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系被人暗杀，应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也拍摄出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
争议的结果，最终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冠礼服照；另一张为赤身露出伤口的照片。当时在长沙读书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他曾在《民立报》、《民权报》上看到过宋教仁的裸身遗像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致命一伤在腹部，面目如生”。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据《民立报》报道，出殡队伍由十二部分组成，包括旗帜前导、军乐队、花亭式遗像、由双马车所拉的花彩灵位、花圈、棺木等，另有徒手的混成第三旅及海军兵士护送，国民党员及送殡来宾上千人，随行车辆两百余辆。街道上则有巡警荷枪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三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算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的宣传造势，直接于是年7月12日，“二次革命”起，国家分裂，军阀混战……近代中国政坛两大政治力量，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再无妥协。当时，正在力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刺宋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其梦想的皇帝宝座。
对于“刺宋案”幕后凶手，后世史学界大约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黄兴。宋教仁亡后，黄兴撰写挽联，矛头直指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孙中山诞生135周年出版的《孙中山与湖州人》一书，就采取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为赵秉钧擅自将宋暗杀。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宋教仁进京组阁，第一个下台的是兼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据公布的应（指应桂馨，浙江人，“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洪（指洪述祖，江苏省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其时为内务部秘书。）之间的电文显示：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转呈，就是呈给洪的上级，那只能是赵秉钧。但所有电文均为隐语，并没有指名道姓，赵秉钧为元凶也只能是猜测。美籍华裔历史史学者唐德刚认为：“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其相位，而趁机除一切劲敌。”（《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但据民国时代，曾历任北京政府铨叙局局长、国务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诸要职的张国淦先生回忆，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会议，闻讯“大惊失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座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
由此来看，赵秉钧对宋教仁遇刺似乎并不知情。
第三种说法为，浙江省湖州籍的“革命元勋”——陈其美。
一些史学家的理由，1：陈其美之所以暗杀宋教仁，缘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2：陈其美与应桂馨是密友，反清时代，经常留宿应家。陈曾助应为共进会会长，应所在帮会助陈为沪军都督。3：陈其美身上命案累累，搞暗杀如食生菜，前有陶成章，后有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等。4：刺宋的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引渡到中国地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这支军队乃由陈其美的班底组成，属陈的地盘。宋案当时十分轰动，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暗杀灭口，几无可能，而武偏偏在关押期间被暗杀，而且查不到凶手，除了陈其美自为之，还有谁会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首级？5：“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许多原始档案，均被陈其美部下所毁。
然而，历史的谜雾实在太浓太厚了！近百年来，有关宋案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至今没有定论。但正如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辞世，“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骆宝善先生指出，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但凡一个政治人物，身边就会有一堆人。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时候领导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下面的人就推测其意，身先士卒要替领导出力。袁世凯也好，赵秉钧也罢，也许都无杀宋或立刻杀宋之意，但下属“立功心切”，争先替领导“分忧”，终于酿成“民国第一血案”。 笔者更赞同陆建明先生的评述。陆建明先生说：当年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不妨推测一下，即使宋教仁抵京组阁，袁世凯身为总统，手握军权，尚有回旋余地，似乎犯不着动用暗杀。如果，袁要暗杀政敌，“洪宪”前后，要杀梁启超、蔡锷的理由，比杀宋教仁要多一百倍，但他终究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因为，袁这人很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声，越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越不敢胡作非为。
四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随即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急电，要求“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随后，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10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同年7月4日，《神州日报》报道说：“宋安葬于宋园，国务院以宋坟用款至五万元巨，深恐经手人有浮吞等弊。故前日电营葬主任谭人凤君，将布置情形及用款核实报告。”
1916年9月23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10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40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巷另购103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重要嫌疑人之一陈其美，借支13481.6元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袁世凯主持的中央政府出资10万大洋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
1925年8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时，仪式之一就是前往宋园凭吊宋教仁。参加者有杨明暄、糜辉、柳亚子、宛希俨、董亦湘、王觉新、侯绍裘、王春林、朱季恂、姜长林、戴盆天、黄麟山、李一锷、高尔松、黄竞西等人。1929年9月，上海特别市政府132次市政会议决议拨款修理宋园，并作为公园开放。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上海市政府于1946年6月5日，把宋园更名为教仁公园，经全面整修后于11月18日重新开放。但几年后，国民党就黯然离开大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于1950年5月28日，将教仁公园易名为闸北公园，这看起来虽是一个名字的简单变更，但这处设施的象征意义则完全改变，一个为中国宪政奋争、献身的英雄从此淡化为遥远的历史。“文革”期间，人们对宪政理想的渴望与追求也随之被狂热的乌托邦所淹没、置换。
袁世凯政府划拨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显示正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出于党派间的政治原因，随心所欲地封锁、操纵和过滤着所有的信息。特别是针对1912年2月12日，刚满6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授权早在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和谈代表已经达成秘密协定，推举的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南方的“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次日，在由南京方面的同盟会员占压倒性多数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选举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举袁为继任总统。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以17省共17票的结果，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却被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为“窃国”。这在100年来的历史叙述中，早已是一种颇为普通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