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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莫高窟北区的B121窟可能属于瘗窟，窟中出土了一具女性遗骨，同时也出土了各类织物约十余件。这些织物从材料上看有丝、有棉、有金线;从织绣品种上看包括红色莲鱼龙纹绫、锁甲纹缎、红地花间翔凤纳石失锦、红地动物纹妆金纱、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刺绣等;而从款式上看，则有红色莲鱼龙纹绫袍和柿蒂窠花卉纹刺绣拼布等。一则说明窟中埋葬的年轻女性有着一定的身份，生前穿着元代典型的丝绸服装。服装品质较高，图案时尚，同时也说明元代的敦煌还是丝绸贸易兴盛和时尚流行的重要城市。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元;丝绸;刺绣;织金锦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004-13
Abstract：A recent excavation of Cave B121 at the northern area of Mogao unearthed a female corpse， relics， and more than 10 pieces of textiles， indicating that this cave may have been used as a burial site. The textiles are made of silk， cotton， and gold thread and are embroidered with various patterns， including red cloth embroidered with lotus， fish， and dragons， satin brocade with a chain motif， red nasich brocade with flowers and flying phoenixes， gold gauze with animal patterns on a red background， and four-petalled medallions embroidered on a dark blue background. In terms of the style in which the clothing articles were designed， most of the items were made using red cloth embroidered with lotus， fish， and dragons or are a patchwork cloth embroidered with four-petalled medallions. The quality of the cloth and fashionable designs used to make these textiles provide clues as to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the young lady buried in the cave， and moreover indicate that Dunhua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location for silk trade where fashionable costumes were popular.
Keywords：Northern area at Mogao; Yuan dynasty; silk; embroidery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以彭金章為领队的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的所有洞窟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清理发掘。其中可能属于瘗窟的B121窟出土了女性遗骨，也出土了各类织物约十余件。初步整理的考古资料已发表于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报告[1]。2013年，出土文物又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保护和修复，在《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中得以展示[2]。这些织物从材料上看有丝、有棉、有金线;从织绣品种上看有绫、缎、织金锦、妆金纱、刺绣等;从款式上看则有袍和拼布等。本文拟对该窟所出丝绸文物逐件说明，并对其中若干重要文物谈一些认识。
一 B121窟出土纺织品综述
B121窟分前后两室，中有甬道相连。后室在西，约宽2米，高1.8米，深1.5米，但北壁和西壁均有大面积坍塌。甬道朝东，约宽0.7米（上宽0.5米），高0.9米，深1.6米（下残长0.9米），中间有一小土墙，宽0.35米，高0.3米。前室约宽1.9米，高1米，深不知。我们对B121进行了实地考察（图1），同时也推测还原了洞窟原来的形状（图2）。
出土遗物在后室的最底层，其中有遗骨（自胸椎以下包括盆骨、下肢等）;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等残文书;还有陶灯一盏、纺织品残片若干。这里的遗骨经鉴定生前为一位20—22岁青年女性，纺织品残片基本为该女性服用或使用的服饰，陶灯也应该是她最后的陪伴物，而不同语种的文书只是随葬品，并不表明她能诵读多种语言的文书。
北区考古报告（以下表中简称《报告》）中关于B121出土文物约有40个编号，其中与纺织品相关者从5号始、到16号止，其中的B121：5、B121：6、B121：8中均有属同一件绫袍者，我们将其归入B121：8号，最后合并后得到12个文物编号，一并列表如下（表1）。
表中大部分织物在《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中已有介绍，以下我们对这批织物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鉴定。
（一）红色油面绢（B121：5）
这件绢残片本身并无染色，但在正面涂有一层厚厚的红色颜料，产生了油面效果，但颜料已经开裂并剥落。其背面没有涂层，呈现织物原本的棕色。我们对样品进行了X 荧光检测，黄色颜料中存在Pb，可能是黄丹;红色颜料中检测出Hg 和S，说明是朱砂。同时，对红绢表面的油面效果进行了红外分析检测，推测表面涂层为淀粉。在这件红绢表面发现淀粉的原因尚不清楚，或许说明红色朱砂颜料是用植物黏合剂进行涂层的（图3）。 红绢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5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34根/cm。
组织：平纹。
（二）白色琐子纹缎（B121：14）
两块残片，一片长6厘米，宽20厘米;另一片长67厘米，宽56厘米。
大小两块白色琐子纹缎残片，形状不规则，应属同一块织物。琐子纹，又称锁甲纹，经向循环约0.9厘米，纬向循环约1厘米。两块织物的一侧各保留幅边，宽约0.4厘米，为正反五枚缎纹（图4）。琐子纹是宋元时期的常见纹样，宋《营造法式》中的琐文之下有“琐子”纹。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出土的琐纹地滴珠窠花卉纹纳石失锦（B163：66），其地部采用的正是琐子纹样[3]。中国丝绸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琐子纹织金锦（藏品号2747），完全用的是琐子纹样[3]53，图44。
白色琐子纹缎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82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38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三）红地花间翔凤纳石失锦（B121：13）
残片，长5.4厘米，宽5.9厘米。
方形织金锦残片，平纹地上以平纹固结组织显花，属纳石失一类。其地经和地纬为红色丝线，纹纬为捻金线，双根排列，纹纬与地纬1 ∶ 1排列。残留部分图案不完整，有部分花蕾，还能辨认出一个展开的翅膀和半条凤尾，可以判断为凤穿牡丹一类的图案（图5）。此件织物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翔凤纹纳石失锦（1989.19I）的组织风格十分相似，应该属于同类[4]。经线色彩相同，地组织均为平纹，固接组织也是平纹，固结经和地经比也都是1 ∶ 8。但仔细比较，这里的纬线是单根捻金，图案也有细微差别。如从图案来看，或许与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凤穿牡丹织金锦（2290）更为接近[3]79，图66。
组织结构：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红色，8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64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18根/cm。
紋纬：捻金线，Z向包缠，单根排列，金色，18根/cm。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平纹。
固接组织：平纹。
（四）红地搭子动物纹妆金纱（B121：12）
残片长5.1厘米，宽8.5厘米。
这件织物的地组织为二经绞纱，以纬浮的形式织入片金线显花，金箔部分脱落，露出底部的纸质。其纹样大小约在2.5厘米左右，可以看出是一只小动物，右侧有两条长长的斜线，可能是兔子的耳朵，中间应该是一朵灵芝如意纹，推测可能是元代十分流行的卧兔（图6）。这类卧兔在许多织金中都曾出现，特别是在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中有大量发现[5]。
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30根/cm。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15根/cm。
纹纬：片金线。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二经绞纱。
妆花组织：纬浮长。
（五）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绣（B121：15）
长33.5厘米，宽30.5厘米。
这件绣品的原形应该很大，最为重要的是中间深蓝缎地上钉金绣成的柿蒂窠花卉纹。刺绣针法以平绣为主，但有时会采用钉针等不同针法，这在元代刺绣中十分常见。中心的柿蒂窠内置一朵完整的莲花，四周枝叶散布。柿蒂窠外四角绣有四季花卉，分别为杏花、莲花、菊花和梅花。这种花卉纹应该是宋代“一年景”题材的延续。绣品第二层以橙色为地，是用同一件绣片经剪裁之后拼成的一条装饰带，其中有花卉和飞鸟的翅膀。最外层可能是一个由不同形状和色彩的织物拼成的百衲区（图7）。
组织结构：
B121：15-1. 蓝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7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33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圆金线。
针法：平针、锁针、钉针。
B121：15-2. 橙色绢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土黄色，6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土黄色，42根/cm。
组织：1/1平纹。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片金线。
针法：平针、锁针、钉针。
B121：15-3. 绿色暗花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绿色，63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绿色，28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B121：15-4. 蓝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39根/cm。
组织：五枚经面缎。
B121：15-5. 白色暗花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24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B121：15-6. 绿色暗花缎
同B121：15-3。
B121：15-7. 浅绿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绿色，76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绿色，28根/cm。
组织：五枚经面缎。
B121：15-8. 红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40根/cm。
组织：五枚正反缎。
B121：15-9. 浅蓝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蓝色，6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蓝色，32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圆金线。
针法：平针、钉针。
B121：15-10. 黄绿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黄绿色，4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黄绿色，30根/cm。
组织：3/1Z斜纹地上以1/3S斜纹显花。
B121：15-11 蓝色缎
同B121：15-4。
B121：15-12. 橘红色妆金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橘红色，40根/cm。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橘红色，28根/cm。
纹纬：片金线，28根/cm。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2/1Z斜纹。
妆花固结组织：1/5Z斜纹。
（六）红色莲鱼龙纹绫袍（B121：8）
复原后的绫袍通袖长180厘米，衣长126厘米。
此组残片共11片，主要是红色莲鱼龙纹绫，也有相连的绢和棉。其中最大的一片编号为B121：5（现编号为B121：8-6），长85.5厘米，宽80.5厘米;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图案为莲花、鱼和四爪龙。每个单元内包含两枝莲花、两条方向相反的龙和三条鱼。此类题材在元代不多见。池塘莲花和鱼纹或与满池娇相关，龙与元代许多织物上的龙纹类似（图8）。经检测，红色绫为红花染色而成。另一块褪色严重的红色织物上是水波地鱼雁纹绫，标准的弧形叠成的水波紋上有两个玛瑙窠，一窠内有两只水鸟，应该是两只游水的雁;另一窠内恰好是鱼和水的纹样，但不是很清楚（图9）。其余还有部分棉织物残片，部分残片与红色莲鱼龙纹绫缝合，可知亦属于同一袍子的衬里（图10）。从织物材质及几处细节上可以推断出应属同一件服装，形制为上下两截、腰部打褶的红色窄袖绫袍[6]。
组织结构：
A. 红色莲鱼龙纹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66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40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B. 红色波纹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7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52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C. 白色棉布
经线：棉，Z捻，单根排列，白色，12根/cm。
纬线：棉，Z捻，单根排列，白色，6根/cm。
组织：1/1平纹。
（七）纳石失领袖残片（B121：10）
长47.5厘米，宽6.4厘米。
由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黑地缠枝牡丹纹纳石失锦（B121：10b）缝合而成的长方形织物，正面磨损严重，很可能曾用作领缘。后者在黑地上用捻金线织出菱格地上缠枝牡丹的纹样;前者虽然只是狭长的一小条，但仍可辨认出红地上为卷云纹作地、双头鹰作纹样的一部分（图11），与B163：65的红地鹰纹织金锦相同。经检测，红色地为红花所染，黑色地为单宁类染料所染。同样的织锦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也有收藏。
组织结构：
A. 红地鹰纹织金锦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红色，72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9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16根/cm。
纹纬：捻金线，Z向包缠，双根排列，金色，16双/cm。
地纬 ∶ 纹纬=1根 ∶ 1双。
地组织：平纹。固接组织：平纹。
B. 黑色菱格地花卉纹织金锦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黑色，72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9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黑色，17根/cm。
纹纬：捻金线，Z向包缠，双根排列，金色，17双/cm。
地纬 ∶ 纹纬=1根 ∶ 1双。
地组织：平纹。
固接组织：平纹。
二 关于若干织物的探讨
（一）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刺绣残片（B121：15）
这件绣品已残，无法完全还原原来形状，但可以作一些推测。目前可以看到的部分从内到外有三个层次。最中间是一个柿蒂窠刺绣（B121：15-1），莲花位于柿蒂窠的正中，窠外四角分别绣有杏花、莲花、菊花和梅花等四季花卉。第二层是一圈以橙色为地刺绣（B121：15-2），是用旧绣片剪裁拼接而成，只是一条过渡型的装饰带。最外层是一个由不同形状和色彩的织物拼成的百衲区，但四周不完全对称，很值得仔细分析。
右侧，目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浅蓝地绫折枝小花刺绣（B121：15-9），是专为这一拼布制作的。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底边长15.5厘米，两腰各长11厘米，高8厘米。这个三角形是所有三角拼布的基本单元，我们推测这件百衲的基本单元应该都是同一尺寸的三角形。 此外可以看到较残的一件三角形的红地妆金绫（B121：15-12）以及其间的深蓝色（B121：15-11）、黄绿色（B121：15-10）两种拼色，另一侧又是一种红色拼布（B121：15-8）。
这件浅蓝色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个底角恰好隔着橙色的刺绣圈与中间的蓝地柿蒂窠尖正对，另一底角则与橙色一圈的边对齐，说明这一绣片的右侧起码有着一组完整的三角形百衲拼布。
绣品上部已经完全缺失，但下部还残有一边，有绿色（B121：15-3）和蓝色（B121：15-4）两片在直角边处连接，也恰好正对柿蒂窠的窠尖处，因此很可能是两片长方形的织物拼成。而其余部分则可以从背面的结构看到，其实这里是白色（B121：15-5）、绿色（B121：15-6）和浅绿色（B121：15-7）的三块三角形织物拼成的交匯点。而浅绿色一块的长度应该会与右侧的红色织物（B121：15-8）相邻，粗算下来，红色织物三角形长边的剩余长度刚好还与一个三角形的直角边相缝，所以推测这里就是整个百衲的右下方的直角收口。
有了这个收口，从最少添加原则出发，我们可以依照左右上下对称的规律推测这件百衲的总体形状，它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方形的案垫。居中的蓝地柿蒂窠刺绣是一块专门为这一案垫订制的作品，约18.5厘米见方，十分精美。位于中间带的橙地刺绣宽约7厘米，应该是从一件较大的刺绣旧料上取下来的，这件旧料从残存图案来看，有可能是一件袍料的肩部。而最外面的拼布部分，料子是旧的，但上面的部分刺绣却是专门为这件案垫特制的，配色讲究，也很有可能是由供养人在制做案垫时临时绣成。拼布的排列设计在长宽两个方向稍有不同，拼布外很有可能再加一个边，推测与内框橙地刺绣同色同宽，也为7厘米左右。这样，最后得到的拼布就很像一个案垫，长78.5厘米，宽68.5厘米，宽窄相仿（图12）。当然，如果再要添加，也不排除原来的百衲面积更大，甚至还有可能在四周边上有下垂的边，类似在莫高窟北区B222出土的北朝时期的锦彩百衲[7]。
（二）纳石失领袖上的织锦图案比较
B121：10是一件纳石失领袖残片，其上的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和另一件同出自北区的红地鹰纹织金锦（B163：65）残片（图13），虽然出土场地不同，品相也不同，一件已用旧，一件还很新，但两件织锦却是同样的用途。同时，这两件织锦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1996.297）织法和图案均相同，颇为神奇[4]144，图36。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残片上有一个左侧鹰头局部和同一鹰左侧的尾翼局部，而红地鹰纹织金锦（B163：65）残片上则包括了一个鹰的左侧翅膀和下一鹰的右侧首的局部（图14），非常有趣。
织锦的图案主题是双头鹰，正面展开，两排之间两两错排，背部是极为致密的满地云纹。这一图案基于中国和伊斯兰元素，但经过转换之后却成为既非中国亦非伊斯兰的中亚新元素，其特征是脚上的铃、头上的耳、胸前的花。最有意思的是鹰尾侧有一羽上伸出一个龙头，龙头折上咬住鹰爪。这一图案在好几件中亚的纳石失织金锦上都有出现。
纳石失领袖残片上的另一件织物是黑地缠枝牡丹纹纳石失锦（B121：10b），它的图案很明显是一种几何地缠枝牡丹纹样，黑色丝线为地，捻金线起花（图15）。类似的图案在同一时期多有所见，特别是在日本名物裂中有十分相似的保存，可以看出其原来的图案的大约风格与面貌。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套菱地牡丹纹织金锦（TI-320），以丝、片金线织成织金锦（图16）。此锦原属江户时代封建领主加贺藩前田家族的藏品之一，织造于元明时期，日本茶人将这些已经被裁成小片或制成小袋子的织物珍藏起来。此外，日本京都三秀院收藏的二重蔓牡丹唐草文金地金襕九条袈裟，传为佛照慈明禅师所用，约为14—15世纪，其图案结构也与此件织物比较相似（图17）。国内目前没有特别合适的织金锦类的织物可以比较，但在苏州元末曹氏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缎等的图案，应该是较为接近的实例。
（三）关于莲鱼龙纹绫袍的款式探讨
莲鱼龙纹绫袍是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最大一件文物，所涉及11块残片形状大小不同，我们已经做了修复，并从织物材质及几处细节上可以推断其形制为上衣下裳相连、腰部打褶的红色绫袍。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其形制还有可以考虑的余地。
这组织物大约共有11块残片，根据这些残片的各自特点，我们进行了拼合和修复。修复前对这件绫袍的款式进行了研究和考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从B121：8-6、121：8-7和121：8-8三件残片出发，可以初步断定这一组残片从属于同一件服装，且应为上装，以绫为面料，用绢和粗棉布为衬里。
2. B121：8-6应为服装右襟，又因其面料由两种绫拼合而成，且波纹绫更是由多块大小不一的织物拼合而成，一般情况下拼合的部分都会隐藏在里面，可以推断应为里襟，从而可知此件服装为右衽。
3. B121：8-8残留有绫、绢及棉布三种织物。与棉布衬里缝在一起的有两层莲鱼纹绫织物，从缝制规律可知，上层绫应为上衣部分面料，下层绫应为下裳部分面料，并有残留褶裥，宽约1.5厘米。可知该服装为上衣下裳相连、交领右衽、腰部打褶的绫袍。这种款式元代称为贴里。
4.参考中国丝绸博物馆藏黄色卍字纹绫袍（文物号3586），其下裳为两片相拼而成，即左片与右片分开，在后背交叠（图18），绫袍所存信息与此袍极为吻合，故下裳按两片制。最后，绘制绫袍复原形制图（图19）。
根据对本件绫袍残片的病害调查，可知织物的牢度尚可承受针线穿缝力度，所以选用传统的针线缝合加固法进行修复。修复时，选用厚型电力纺作为绫袍面料的背衬织物，选用粗平纹绸为衬里的背衬织物，染色后平整，并根据裁剪图，剪裁出绫袍各部位。将衬布分别衬于清洗平整后的文物下方，各残片按位置分布摆好，采用相应的针法分别对面料及衬里的各残片进行修复加固。最后，依绫袍形制将修复后的面料及衬里各部位拼合成一件交领窄袖贴里绫袍（图20）。
三 结 论
总体来看，B121窟埋葬的年轻女性应该是身穿元代十分典型的红色鱼莲龙纹绫贴里袍（B121：8），品质较高，图案时尚，说明她应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另一件刺绣百衲也初步可以复原成为一个案垫，以蓝缎地上绣有四季花图案，周边有绫、缎、织金绫、绢等三角形小片拼缝成百衲，长宽可达68厘米×78厘米左右，也是极其精美的。同窟所出还有不少丝绸残片，虽然较小，但也都很时尚，有着典型的元代丝绸织绣品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元代的敦煌不仅佛教依然流行，还是丝绸贸易兴盛和时尚流行的重要城市。
致谢：感谢敦煌研究院罗华庆、王建军、何明阳等在考古发掘及提供资料中的支持。感谢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周旸和刘剑对织物纤维和染料分析检测以及修复师楼淑琦、戴惠兰、王晓斐、徐青青、姚思敏、戴华丽、李君等在文物修复中给予的协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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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丰，罗华庆. 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M]. 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2014.
[3]茅惠伟.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金元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55，图45.
[4]James Watt and Ann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M]. 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8：150，cat. 40.
[5]赵丰. 织绣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M]. 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1999：180，图06.00a.
[6]王淑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元代红色莲鱼龙纹绫袍的修复与研究[M]//赵丰，罗华庆. 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 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2014：54-62.
[7]杨汝林.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锦彩百衲的修复与研究[M]//赵丰，罗华庆.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香港：艺纱堂/服饰工作队，2014：39-47.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元;丝绸;刺绣;织金锦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4-0004-13
Abstract：A recent excavation of Cave B121 at the northern area of Mogao unearthed a female corpse， relics， and more than 10 pieces of textiles， indicating that this cave may have been used as a burial site. The textiles are made of silk， cotton， and gold thread and are embroidered with various patterns， including red cloth embroidered with lotus， fish， and dragons， satin brocade with a chain motif， red nasich brocade with flowers and flying phoenixes， gold gauze with animal patterns on a red background， and four-petalled medallions embroidered on a dark blue background. In terms of the style in which the clothing articles were designed， most of the items were made using red cloth embroidered with lotus， fish， and dragons or are a patchwork cloth embroidered with four-petalled medallions. The quality of the cloth and fashionable designs used to make these textiles provide clues as to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the young lady buried in the cave， and moreover indicate that Dunhuang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location for silk trade where fashionable costumes were popular.
Keywords：Northern area at Mogao; Yuan dynasty; silk; embroidery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以彭金章為领队的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的所有洞窟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清理发掘。其中可能属于瘗窟的B121窟出土了女性遗骨，也出土了各类织物约十余件。初步整理的考古资料已发表于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报告[1]。2013年，出土文物又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保护和修复，在《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中得以展示[2]。这些织物从材料上看有丝、有棉、有金线;从织绣品种上看有绫、缎、织金锦、妆金纱、刺绣等;从款式上看则有袍和拼布等。本文拟对该窟所出丝绸文物逐件说明，并对其中若干重要文物谈一些认识。
一 B121窟出土纺织品综述
B121窟分前后两室，中有甬道相连。后室在西，约宽2米，高1.8米，深1.5米，但北壁和西壁均有大面积坍塌。甬道朝东，约宽0.7米（上宽0.5米），高0.9米，深1.6米（下残长0.9米），中间有一小土墙，宽0.35米，高0.3米。前室约宽1.9米，高1米，深不知。我们对B121进行了实地考察（图1），同时也推测还原了洞窟原来的形状（图2）。
出土遗物在后室的最底层，其中有遗骨（自胸椎以下包括盆骨、下肢等）;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蒙文等残文书;还有陶灯一盏、纺织品残片若干。这里的遗骨经鉴定生前为一位20—22岁青年女性，纺织品残片基本为该女性服用或使用的服饰，陶灯也应该是她最后的陪伴物，而不同语种的文书只是随葬品，并不表明她能诵读多种语言的文书。
北区考古报告（以下表中简称《报告》）中关于B121出土文物约有40个编号，其中与纺织品相关者从5号始、到16号止，其中的B121：5、B121：6、B121：8中均有属同一件绫袍者，我们将其归入B121：8号，最后合并后得到12个文物编号，一并列表如下（表1）。
表中大部分织物在《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中已有介绍，以下我们对这批织物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鉴定。
（一）红色油面绢（B121：5）
这件绢残片本身并无染色，但在正面涂有一层厚厚的红色颜料，产生了油面效果，但颜料已经开裂并剥落。其背面没有涂层，呈现织物原本的棕色。我们对样品进行了X 荧光检测，黄色颜料中存在Pb，可能是黄丹;红色颜料中检测出Hg 和S，说明是朱砂。同时，对红绢表面的油面效果进行了红外分析检测，推测表面涂层为淀粉。在这件红绢表面发现淀粉的原因尚不清楚，或许说明红色朱砂颜料是用植物黏合剂进行涂层的（图3）。 红绢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5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34根/cm。
组织：平纹。
（二）白色琐子纹缎（B121：14）
两块残片，一片长6厘米，宽20厘米;另一片长67厘米，宽56厘米。
大小两块白色琐子纹缎残片，形状不规则，应属同一块织物。琐子纹，又称锁甲纹，经向循环约0.9厘米，纬向循环约1厘米。两块织物的一侧各保留幅边，宽约0.4厘米，为正反五枚缎纹（图4）。琐子纹是宋元时期的常见纹样，宋《营造法式》中的琐文之下有“琐子”纹。敦煌莫高窟北区B163出土的琐纹地滴珠窠花卉纹纳石失锦（B163：66），其地部采用的正是琐子纹样[3]。中国丝绸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琐子纹织金锦（藏品号2747），完全用的是琐子纹样[3]53，图44。
白色琐子纹缎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82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38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三）红地花间翔凤纳石失锦（B121：13）
残片，长5.4厘米，宽5.9厘米。
方形织金锦残片，平纹地上以平纹固结组织显花，属纳石失一类。其地经和地纬为红色丝线，纹纬为捻金线，双根排列，纹纬与地纬1 ∶ 1排列。残留部分图案不完整，有部分花蕾，还能辨认出一个展开的翅膀和半条凤尾，可以判断为凤穿牡丹一类的图案（图5）。此件织物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翔凤纹纳石失锦（1989.19I）的组织风格十分相似，应该属于同类[4]。经线色彩相同，地组织均为平纹，固接组织也是平纹，固结经和地经比也都是1 ∶ 8。但仔细比较，这里的纬线是单根捻金，图案也有细微差别。如从图案来看，或许与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凤穿牡丹织金锦（2290）更为接近[3]79，图66。
组织结构：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红色，8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64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18根/cm。
紋纬：捻金线，Z向包缠，单根排列，金色，18根/cm。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平纹。
固接组织：平纹。
（四）红地搭子动物纹妆金纱（B121：12）
残片长5.1厘米，宽8.5厘米。
这件织物的地组织为二经绞纱，以纬浮的形式织入片金线显花，金箔部分脱落，露出底部的纸质。其纹样大小约在2.5厘米左右，可以看出是一只小动物，右侧有两条长长的斜线，可能是兔子的耳朵，中间应该是一朵灵芝如意纹，推测可能是元代十分流行的卧兔（图6）。这类卧兔在许多织金中都曾出现，特别是在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中有大量发现[5]。
组织结构：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30根/cm。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15根/cm。
纹纬：片金线。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二经绞纱。
妆花组织：纬浮长。
（五）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绣（B121：15）
长33.5厘米，宽30.5厘米。
这件绣品的原形应该很大，最为重要的是中间深蓝缎地上钉金绣成的柿蒂窠花卉纹。刺绣针法以平绣为主，但有时会采用钉针等不同针法，这在元代刺绣中十分常见。中心的柿蒂窠内置一朵完整的莲花，四周枝叶散布。柿蒂窠外四角绣有四季花卉，分别为杏花、莲花、菊花和梅花。这种花卉纹应该是宋代“一年景”题材的延续。绣品第二层以橙色为地，是用同一件绣片经剪裁之后拼成的一条装饰带，其中有花卉和飞鸟的翅膀。最外层可能是一个由不同形状和色彩的织物拼成的百衲区（图7）。
组织结构：
B121：15-1. 蓝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7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33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圆金线。
针法：平针、锁针、钉针。
B121：15-2. 橙色绢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土黄色，6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土黄色，42根/cm。
组织：1/1平纹。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片金线。
针法：平针、锁针、钉针。
B121：15-3. 绿色暗花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绿色，63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绿色，28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B121：15-4. 蓝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蓝色，39根/cm。
组织：五枚经面缎。
B121：15-5. 白色暗花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白色，24根/cm。
组织：正反五枚缎。
B121：15-6. 绿色暗花缎
同B121：15-3。
B121：15-7. 浅绿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绿色，76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绿色，28根/cm。
组织：五枚经面缎。
B121：15-8. 红色缎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8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40根/cm。
组织：五枚正反缎。
B121：15-9. 浅蓝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蓝色，6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浅蓝色，32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刺绣
绣线：丝，无捻，白色、蓝色、橘红色、绿色、黄色等;圆金线。
针法：平针、钉针。
B121：15-10. 黄绿色暗花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黄绿色，40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黄绿色，30根/cm。
组织：3/1Z斜纹地上以1/3S斜纹显花。
B121：15-11 蓝色缎
同B121：15-4。
B121：15-12. 橘红色妆金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橘红色，40根/cm。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橘红色，28根/cm。
纹纬：片金线，28根/cm。
地纬 ∶ 纹纬=1 ∶ 1。
地组织：2/1Z斜纹。
妆花固结组织：1/5Z斜纹。
（六）红色莲鱼龙纹绫袍（B121：8）
复原后的绫袍通袖长180厘米，衣长126厘米。
此组残片共11片，主要是红色莲鱼龙纹绫，也有相连的绢和棉。其中最大的一片编号为B121：5（现编号为B121：8-6），长85.5厘米，宽80.5厘米;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图案为莲花、鱼和四爪龙。每个单元内包含两枝莲花、两条方向相反的龙和三条鱼。此类题材在元代不多见。池塘莲花和鱼纹或与满池娇相关，龙与元代许多织物上的龙纹类似（图8）。经检测，红色绫为红花染色而成。另一块褪色严重的红色织物上是水波地鱼雁纹绫，标准的弧形叠成的水波紋上有两个玛瑙窠，一窠内有两只水鸟，应该是两只游水的雁;另一窠内恰好是鱼和水的纹样，但不是很清楚（图9）。其余还有部分棉织物残片，部分残片与红色莲鱼龙纹绫缝合，可知亦属于同一袍子的衬里（图10）。从织物材质及几处细节上可以推断出应属同一件服装，形制为上下两截、腰部打褶的红色窄袖绫袍[6]。
组织结构：
A. 红色莲鱼龙纹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66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40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B. 红色波纹绫
经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74根/cm。
纬线：丝，无捻，单根排列，红色，52根/cm。
组织：2/1Z斜纹地上以1/2Z斜纹显花。
C. 白色棉布
经线：棉，Z捻，单根排列，白色，12根/cm。
纬线：棉，Z捻，单根排列，白色，6根/cm。
组织：1/1平纹。
（七）纳石失领袖残片（B121：10）
长47.5厘米，宽6.4厘米。
由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黑地缠枝牡丹纹纳石失锦（B121：10b）缝合而成的长方形织物，正面磨损严重，很可能曾用作领缘。后者在黑地上用捻金线织出菱格地上缠枝牡丹的纹样;前者虽然只是狭长的一小条，但仍可辨认出红地上为卷云纹作地、双头鹰作纹样的一部分（图11），与B163：65的红地鹰纹织金锦相同。经检测，红色地为红花所染，黑色地为单宁类染料所染。同样的织锦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也有收藏。
组织结构：
A. 红地鹰纹织金锦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红色，72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9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16根/cm。
纹纬：捻金线，Z向包缠，双根排列，金色，16双/cm。
地纬 ∶ 纹纬=1根 ∶ 1双。
地组织：平纹。固接组织：平纹。
B. 黑色菱格地花卉纹织金锦
地经：丝，Z捻，单根排列，黑色，72根/cm。
固接经：丝，无捻，单根排列，本色，9根/cm。
地经 ∶ 固接经=8 ∶ 1。
地纬：丝，无捻，单根排列，黑色，17根/cm。
纹纬：捻金线，Z向包缠，双根排列，金色，17双/cm。
地纬 ∶ 纹纬=1根 ∶ 1双。
地组织：平纹。
固接组织：平纹。
二 关于若干织物的探讨
（一）深蓝地柿蒂窠花卉纹刺绣残片（B121：15）
这件绣品已残，无法完全还原原来形状，但可以作一些推测。目前可以看到的部分从内到外有三个层次。最中间是一个柿蒂窠刺绣（B121：15-1），莲花位于柿蒂窠的正中，窠外四角分别绣有杏花、莲花、菊花和梅花等四季花卉。第二层是一圈以橙色为地刺绣（B121：15-2），是用旧绣片剪裁拼接而成，只是一条过渡型的装饰带。最外层是一个由不同形状和色彩的织物拼成的百衲区，但四周不完全对称，很值得仔细分析。
右侧，目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浅蓝地绫折枝小花刺绣（B121：15-9），是专为这一拼布制作的。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底边长15.5厘米，两腰各长11厘米，高8厘米。这个三角形是所有三角拼布的基本单元，我们推测这件百衲的基本单元应该都是同一尺寸的三角形。 此外可以看到较残的一件三角形的红地妆金绫（B121：15-12）以及其间的深蓝色（B121：15-11）、黄绿色（B121：15-10）两种拼色，另一侧又是一种红色拼布（B121：15-8）。
这件浅蓝色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个底角恰好隔着橙色的刺绣圈与中间的蓝地柿蒂窠尖正对，另一底角则与橙色一圈的边对齐，说明这一绣片的右侧起码有着一组完整的三角形百衲拼布。
绣品上部已经完全缺失，但下部还残有一边，有绿色（B121：15-3）和蓝色（B121：15-4）两片在直角边处连接，也恰好正对柿蒂窠的窠尖处，因此很可能是两片长方形的织物拼成。而其余部分则可以从背面的结构看到，其实这里是白色（B121：15-5）、绿色（B121：15-6）和浅绿色（B121：15-7）的三块三角形织物拼成的交匯点。而浅绿色一块的长度应该会与右侧的红色织物（B121：15-8）相邻，粗算下来，红色织物三角形长边的剩余长度刚好还与一个三角形的直角边相缝，所以推测这里就是整个百衲的右下方的直角收口。
有了这个收口，从最少添加原则出发，我们可以依照左右上下对称的规律推测这件百衲的总体形状，它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方形的案垫。居中的蓝地柿蒂窠刺绣是一块专门为这一案垫订制的作品，约18.5厘米见方，十分精美。位于中间带的橙地刺绣宽约7厘米，应该是从一件较大的刺绣旧料上取下来的，这件旧料从残存图案来看，有可能是一件袍料的肩部。而最外面的拼布部分，料子是旧的，但上面的部分刺绣却是专门为这件案垫特制的，配色讲究，也很有可能是由供养人在制做案垫时临时绣成。拼布的排列设计在长宽两个方向稍有不同，拼布外很有可能再加一个边，推测与内框橙地刺绣同色同宽，也为7厘米左右。这样，最后得到的拼布就很像一个案垫，长78.5厘米，宽68.5厘米，宽窄相仿（图12）。当然，如果再要添加，也不排除原来的百衲面积更大，甚至还有可能在四周边上有下垂的边，类似在莫高窟北区B222出土的北朝时期的锦彩百衲[7]。
（二）纳石失领袖上的织锦图案比较
B121：10是一件纳石失领袖残片，其上的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和另一件同出自北区的红地鹰纹织金锦（B163：65）残片（图13），虽然出土场地不同，品相也不同，一件已用旧，一件还很新，但两件织锦却是同样的用途。同时，这两件织锦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1996.297）织法和图案均相同，颇为神奇[4]144，图36。红地双头鹰纹纳石失锦（B121：10a）残片上有一个左侧鹰头局部和同一鹰左侧的尾翼局部，而红地鹰纹织金锦（B163：65）残片上则包括了一个鹰的左侧翅膀和下一鹰的右侧首的局部（图14），非常有趣。
织锦的图案主题是双头鹰，正面展开，两排之间两两错排，背部是极为致密的满地云纹。这一图案基于中国和伊斯兰元素，但经过转换之后却成为既非中国亦非伊斯兰的中亚新元素，其特征是脚上的铃、头上的耳、胸前的花。最有意思的是鹰尾侧有一羽上伸出一个龙头，龙头折上咬住鹰爪。这一图案在好几件中亚的纳石失织金锦上都有出现。
纳石失领袖残片上的另一件织物是黑地缠枝牡丹纹纳石失锦（B121：10b），它的图案很明显是一种几何地缠枝牡丹纹样，黑色丝线为地，捻金线起花（图15）。类似的图案在同一时期多有所见，特别是在日本名物裂中有十分相似的保存，可以看出其原来的图案的大约风格与面貌。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套菱地牡丹纹织金锦（TI-320），以丝、片金线织成织金锦（图16）。此锦原属江户时代封建领主加贺藩前田家族的藏品之一，织造于元明时期，日本茶人将这些已经被裁成小片或制成小袋子的织物珍藏起来。此外，日本京都三秀院收藏的二重蔓牡丹唐草文金地金襕九条袈裟，传为佛照慈明禅师所用，约为14—15世纪，其图案结构也与此件织物比较相似（图17）。国内目前没有特别合适的织金锦类的织物可以比较，但在苏州元末曹氏墓出土的缠枝牡丹纹缎等的图案，应该是较为接近的实例。
（三）关于莲鱼龙纹绫袍的款式探讨
莲鱼龙纹绫袍是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最大一件文物，所涉及11块残片形状大小不同，我们已经做了修复，并从织物材质及几处细节上可以推断其形制为上衣下裳相连、腰部打褶的红色绫袍。但从研究的角度看，其形制还有可以考虑的余地。
这组织物大约共有11块残片，根据这些残片的各自特点，我们进行了拼合和修复。修复前对这件绫袍的款式进行了研究和考虑，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从B121：8-6、121：8-7和121：8-8三件残片出发，可以初步断定这一组残片从属于同一件服装，且应为上装，以绫为面料，用绢和粗棉布为衬里。
2. B121：8-6应为服装右襟，又因其面料由两种绫拼合而成，且波纹绫更是由多块大小不一的织物拼合而成，一般情况下拼合的部分都会隐藏在里面，可以推断应为里襟，从而可知此件服装为右衽。
3. B121：8-8残留有绫、绢及棉布三种织物。与棉布衬里缝在一起的有两层莲鱼纹绫织物，从缝制规律可知，上层绫应为上衣部分面料，下层绫应为下裳部分面料，并有残留褶裥，宽约1.5厘米。可知该服装为上衣下裳相连、交领右衽、腰部打褶的绫袍。这种款式元代称为贴里。
4.参考中国丝绸博物馆藏黄色卍字纹绫袍（文物号3586），其下裳为两片相拼而成，即左片与右片分开，在后背交叠（图18），绫袍所存信息与此袍极为吻合，故下裳按两片制。最后，绘制绫袍复原形制图（图19）。
根据对本件绫袍残片的病害调查，可知织物的牢度尚可承受针线穿缝力度，所以选用传统的针线缝合加固法进行修复。修复时，选用厚型电力纺作为绫袍面料的背衬织物，选用粗平纹绸为衬里的背衬织物，染色后平整，并根据裁剪图，剪裁出绫袍各部位。将衬布分别衬于清洗平整后的文物下方，各残片按位置分布摆好，采用相应的针法分别对面料及衬里的各残片进行修复加固。最后，依绫袍形制将修复后的面料及衬里各部位拼合成一件交领窄袖贴里绫袍（图20）。
三 结 论
总体来看，B121窟埋葬的年轻女性应该是身穿元代十分典型的红色鱼莲龙纹绫贴里袍（B121：8），品质较高，图案时尚，说明她应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另一件刺绣百衲也初步可以复原成为一个案垫，以蓝缎地上绣有四季花图案，周边有绫、缎、织金绫、绢等三角形小片拼缝成百衲，长宽可达68厘米×78厘米左右，也是极其精美的。同窟所出还有不少丝绸残片，虽然较小，但也都很时尚，有着典型的元代丝绸织绣品的特征。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元代的敦煌不仅佛教依然流行，还是丝绸贸易兴盛和时尚流行的重要城市。
致谢：感谢敦煌研究院罗华庆、王建军、何明阳等在考古发掘及提供资料中的支持。感谢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周旸和刘剑对织物纤维和染料分析检测以及修复师楼淑琦、戴惠兰、王晓斐、徐青青、姚思敏、戴华丽、李君等在文物修复中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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