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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罪恶
23岁的李文星死了。
从投寄简历，到尸体在某地一水坑被发现，不过区区2个月。尽管死因还有待调查，但从种种迹象分析，他可能生前深陷传销组织“蝶贝蕾”。
李文星殒命水坑事件刚刚过去，湖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大二女生林华蓉去湖北后，也再没能回来。他们的死因都与陷入传销组织相关，同是溺水身亡。
传销青年之死并非孤例。将“传销”和“死亡”输入搜索栏，会看到不只天津，而是遍布东部地区的传销命案。网易新闻《知道》通过公开资料检索，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到2017年有33人死于传销组织。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一直到两广，每年都有年轻人踏入传销身亡，几乎每个东部省份都会摊上几桩命案，其中江苏6起，浙江、福建和湖南各4起。
透过这些命案，我们看到的是无所不在的暴力。在这33起命案中，有16人被殴打致死：“2013年死去的胡某，曾被骗到福建省，他想要逃离，然而一群人按住了他，他在几天内持续被围殴，直到‘胸部都软下去’……”“2014年，吴友德被天狮公司的传销人员骗至衡阳市，22天之后，他拿起菜刀，威胁他们并要求离开。然而他最终难敌一群人的围殴，被招呼以拳脚、皮鞋和板凳”，最终造成他“创伤性休克（或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比殴打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暴力的控制和戏弄。被骗至山东省潍坊市的秦某，他得到了传销人员的许可，如果答对他们的问题就能离开，答错就只能做运动。他始终没能答对一道题目，在做了40几个俯卧撑、20多个蹲起、40多个仰卧起坐后，他已筋疲力尽。可是折磨并未结束，其他人架着他继续做了120个仰卧起坐和40几个蹲起。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离开的资格，而是从嘴边冒出红色的血沫，因窒息而死。
没有什么比戕害生命，更能凸顯罪恶的残酷，但罪恶的黑手，又岂止是染指生命。经过5个多月侦查，湖南常德市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物折款5亿元，抓获王某禹等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
传销活动呈现新的特点
在有关专家看来，“入伙费、拉人头、团队计酬是传销团伙的三大特点。具有上述特点的可认为是传销”。入伙费——传销组织通常以各种名义敛财，只有参加人员交钱，团伙才能吸纳资金。发展下线——缴纳“入伙费”后，传销团伙会千方百计让加入者发展下线。团队计酬——团伙通常通过“发展下线、层层提成”的方式诱骗财富。
当然，这些特征只是传统的传销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活动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本质并未改变，危害却随之倍增。
——平台网络化。一些传销组织租用境外服务器，利用网络作为运作平台发展人员，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支付，从人员招募、介绍加入、产品销售、酬金发放等各个环节，传销活动实现了网络化，从而构建起一种金字塔式的网络传销新方式。
以陕西省西安市近期破获的“4·20”特大网络传销案为例，这就是一个将网站服务器设在境外，按照层级发展会员、牟利分红、涉及多省、人数众多的传销团伙。经查，西安某科技公司自2014年以来，在公司法人代表杨某，副总赵某、马某的操控下，开设网站、设置网上交易平台，发展会员。
实际操作中，参与人通过购买价值280元、1280元、3680元的商品获取入会资格，推荐他人入会可获取10%的推荐奖。同时，该网站还设置分红奖、领导奖、对碰奖、店铺补贴、订购奖等奖励模式，按照会员层级结构，分级奖励，从事传销活动，案值高达2174万元，1.7万余人参与传销，涉及32个省市区。
——成员高智化。当前，传销队伍高学历、年轻化趋势明显。据有关调查分析，在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中，18岁至28岁的占绝大多数，一些大学生参加传销组织，以更高的学识能力，很快成为“顶梁柱”。
比如，媒体报道的艾某林，是厦门警方破获“3·6”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案时，抓获的最高级别“老总”。在参与传销前，他是国内一所重点大学化学系的“学霸”，因为参与传销深陷泥潭，锒铛入狱。
据介绍，艾某林喜欢研究心理学，在组织内是骨干讲师，善于抓住人性弱点，“一针见血”地进行洗脑，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晋升为“老总”。
——手段隐蔽化。为掩盖违法实质，传销组织常打着“直销”“连锁经营”等幌子。有的传销活动场所，与财务、核心资料数据管理场所分离，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通知关闭服务器，毁灭证据；有的设立两套财务账，开设多个个人账户，用于收取传销经营款、支付会员奖金和隐匿违法资金，规避执法机关检查。现实中，很多传销组织，对新加入人员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应对工商、公安机关的检查。
以“自愿连锁经营”“金色梧桐树”等为名的新型传销犯罪活动，内部就规定，必须异地发展，且不得发展公务员、教师、学生等人员，降低暴露风险，避免引起注意。由于组织内人数众多，将人员分为20～30人组成的若干个大家庭，分别藏匿于居民小区内进行发展、管理。对家庭内成员的日常活动，这些传销组织也有严格规定，要求成员不能扰民、不能小偷小摸、不得打架斗殴等，减少对当地居民影响，让传销活动“瞒天过海”。
——范围扩大化。如今的传销案，涉案地域更广、人员更多，动辄涉及多个省市，数千甚至上万人员，案值几千万元至十几亿元。
今年8月21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成功侦破“16.414”专案，这是南宁市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历史上涉案金额特大的一个案件。案件的涉案人员800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15.19亿元。之前，山东省查获的“天狮美丽佳人”“蝶贝蕾”两起传销案，涉及全国21个省、涉案金额23亿元。
——对象复杂化。传销活动原来吸纳会员，主要是亲友，瞄准的主要有几类人员，如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社会阅历比较少，相对年龄小及年龄偏大，无稳定收入、无业人员，家庭主妇，农村及相对经济比较落后，梦想着一夜暴富的人群等。 现在，传销发展到同学、同乡、老师、退休干部、高校学生等，退伍军人、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都卷入其中，参与人员范围不断扩大。最近发生的数起传销案件，都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卷入传销活动，最后导致身亡。
打击传销为何“力不从心”
关于传销，每一次悲剧的报道，都能点燃人们心中的熊熊怒火。
然而，伴随着严打风暴的告一段落，这一活动往往又像幽灵般出现，直至下一次悲剧的上演。早在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即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其后又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头文件，然而，传销活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治。
毕竟，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相比，立法是一项相对滞后的工作。诚然，对于立法者，可以提出超前性的要求，但基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有限性，想要为一个未知的未来立法，就如同拥有“上帝之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大多数立法是对当下的立法，只是为了防备滞后，有的采取了立法抽象的对策，其后再通过司法解释“二次立法”，让法律勉强跟上现实的步伐。
对于传销而言，巨大的利润决定了，不法分子愿意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也愿意采取先进手段铤而走险，包括网络信息手段。
当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采取电子商务、虚拟货币、消费返利、消费养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传销接二连三出现，网络成为传销活动的新平台，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异地传销模式。
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意味着，立法、执法和司法应对，势必困难重重。仅是一个“取证难”，就足以放过为数不少的传销犯罪活动。
现实中，传销活动所造成的犯罪后果，与非法经营对经济秩序的单纯损害还不一样。很多时候，传销分子为了进行传销活动，往往还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绑架等犯罪手段，对于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实施赤裸裸的侵犯。在這种情形下，仍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置，打击力度偏轻，难以体现罪责刑一致的刑法原则。
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传销参与者，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只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简单的批评教育，不痛不痒的罚款，对于已经被洗脑的传销人员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很多人仍然执迷不悟，甚至继续对抗查处。尽管从社会危害性上看，参与者也已达到“入罪程度”，却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疑也是立法缺失。
此外，尽管《禁止传销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实际却多仰仗于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如果政绩观偏移、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就算是工商、公安两个部门“联袂出击”，也会深感“力不从心”。
8月18日，广西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主任连友农因受贿近2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记者梳理发现，这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非婚生育子女的厅官任北海市长时，曾宣称“来北海投资赚10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而这个项目是个地道的“传销项目”。
现实中，这种权力对传销活动的加持，也让此类违法犯罪活动获得“保护衣”，难以得到及时纠治。
各地已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平心而论，我国打击传销起步并不晚。自国务院1998年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将近20年的时间，从红头文件到行政法规，从刑法修正案再到司法解释，织就了一张严厉打击传销活动的法律之网，为执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打击行动也不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销活动仍频繁出现于各地，关联的诈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使人触目惊心。
李文星等案件曝光后，又一场新的打击风暴开始。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联手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翻看报道，各地战果颇丰。李文星案发的天津市静海区，多年传销禁而未绝。该区划分21个战区，层层立下军令状，压实主体责任，开展了“地毯式、拉网式、滚动式”排查，组织了“凌晨行动”“零点行动”“净海行动”“阳光清零行动”四次万人专项行动，先后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近10万人次，累计排查出租房屋7.12万余间，废旧厂房、桥梁涵洞等重点部位11万余处（次），清除捣毁非法传销窝点303处，救助教育传销人员144人，其中刑事拘留23人。
打击传销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陕西省西安市警方先后破获了“8·4”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理财传销案、“8·8”新型传销案和“4·20”特大网络传销案等重大传销案件。仅“4·20”特大网络传销案，警方便查获涉案人员22名， 6名重点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冻结涉案账户37个、涉案资金622万元，查明资产价值高达2174万元。
但是，仅仅是打击行动还不够。一些传销机构和人员深知，躲过一阵又是“一片天地”。是以，应当保持严打态势。值得借鉴的是，在天津等地的治理行动中，保持机构不撤、人员不变、力度不减，完善以联户保村街、村街保乡镇、乡镇保全区的联防联保体系，加强与周边区域协作联动，形成“专群结合、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对控制非法传销反弹回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育手段也不可缺失。不可否认，一些传销活动较为隐蔽，给察觉带来了难度，也造成了一些群众的上当受骗。通过发放公开信、明白纸，通过电视广播、标语专栏、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营造声势，制定印发举报奖励办法，教育引导民众认清非法传销危害，拒绝非法传销，积极参与打击非法传销，也是有效的手段。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立法上下功夫，让滞后的《刑法》《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跟上现实的步伐，压过传销犯罪的气焰。应通过调研论证，加大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刑罚力度，让违法罪恶付出足够的成本。当然，还应充分考量，是否降低“入罪门槛”，让“肆无忌惮”的骨干人员，也能归入刑罚打击的范围。《禁止传销条例》，则应明确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构建起协调机制、预警机制、处置机制等，形成常态化的规制力量，及时铲除苗头隐患，防范传销“死灰复燃”。
风雨兼程，终见彩虹。唯有如此，类似悲剧才不会刺痛我们的双眼。
23岁的李文星死了。
从投寄简历，到尸体在某地一水坑被发现，不过区区2个月。尽管死因还有待调查，但从种种迹象分析，他可能生前深陷传销组织“蝶贝蕾”。
李文星殒命水坑事件刚刚过去，湖南长沙南方职业学院大二女生林华蓉去湖北后，也再没能回来。他们的死因都与陷入传销组织相关，同是溺水身亡。
传销青年之死并非孤例。将“传销”和“死亡”输入搜索栏，会看到不只天津，而是遍布东部地区的传销命案。网易新闻《知道》通过公开资料检索，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到2017年有33人死于传销组织。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一直到两广，每年都有年轻人踏入传销身亡，几乎每个东部省份都会摊上几桩命案，其中江苏6起，浙江、福建和湖南各4起。
透过这些命案，我们看到的是无所不在的暴力。在这33起命案中，有16人被殴打致死：“2013年死去的胡某，曾被骗到福建省，他想要逃离，然而一群人按住了他，他在几天内持续被围殴，直到‘胸部都软下去’……”“2014年，吴友德被天狮公司的传销人员骗至衡阳市，22天之后，他拿起菜刀，威胁他们并要求离开。然而他最终难敌一群人的围殴，被招呼以拳脚、皮鞋和板凳”，最终造成他“创伤性休克（或并失血性休克）死亡”。
比殴打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暴力的控制和戏弄。被骗至山东省潍坊市的秦某，他得到了传销人员的许可，如果答对他们的问题就能离开，答错就只能做运动。他始终没能答对一道题目，在做了40几个俯卧撑、20多个蹲起、40多个仰卧起坐后，他已筋疲力尽。可是折磨并未结束，其他人架着他继续做了120个仰卧起坐和40几个蹲起。最终他还是没能得到离开的资格，而是从嘴边冒出红色的血沫，因窒息而死。
没有什么比戕害生命，更能凸顯罪恶的残酷，但罪恶的黑手，又岂止是染指生命。经过5个多月侦查，湖南常德市公安局近日成功破获了“中券资本”“国盟资本”特大网络传销案，冻结银行卡300余张，扣押现金及财物折款5亿元，抓获王某禹等主要犯罪嫌疑人25人。
传销活动呈现新的特点
在有关专家看来，“入伙费、拉人头、团队计酬是传销团伙的三大特点。具有上述特点的可认为是传销”。入伙费——传销组织通常以各种名义敛财，只有参加人员交钱，团伙才能吸纳资金。发展下线——缴纳“入伙费”后，传销团伙会千方百计让加入者发展下线。团队计酬——团伙通常通过“发展下线、层层提成”的方式诱骗财富。
当然，这些特征只是传统的传销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活动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本质并未改变，危害却随之倍增。
——平台网络化。一些传销组织租用境外服务器，利用网络作为运作平台发展人员，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支付，从人员招募、介绍加入、产品销售、酬金发放等各个环节，传销活动实现了网络化，从而构建起一种金字塔式的网络传销新方式。
以陕西省西安市近期破获的“4·20”特大网络传销案为例，这就是一个将网站服务器设在境外，按照层级发展会员、牟利分红、涉及多省、人数众多的传销团伙。经查，西安某科技公司自2014年以来，在公司法人代表杨某，副总赵某、马某的操控下，开设网站、设置网上交易平台，发展会员。
实际操作中，参与人通过购买价值280元、1280元、3680元的商品获取入会资格，推荐他人入会可获取10%的推荐奖。同时，该网站还设置分红奖、领导奖、对碰奖、店铺补贴、订购奖等奖励模式，按照会员层级结构，分级奖励，从事传销活动，案值高达2174万元，1.7万余人参与传销，涉及32个省市区。
——成员高智化。当前，传销队伍高学历、年轻化趋势明显。据有关调查分析，在参加传销活动的人员中，18岁至28岁的占绝大多数，一些大学生参加传销组织，以更高的学识能力，很快成为“顶梁柱”。
比如，媒体报道的艾某林，是厦门警方破获“3·6”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案时，抓获的最高级别“老总”。在参与传销前，他是国内一所重点大学化学系的“学霸”，因为参与传销深陷泥潭，锒铛入狱。
据介绍，艾某林喜欢研究心理学，在组织内是骨干讲师，善于抓住人性弱点，“一针见血”地进行洗脑，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晋升为“老总”。
——手段隐蔽化。为掩盖违法实质，传销组织常打着“直销”“连锁经营”等幌子。有的传销活动场所，与财务、核心资料数据管理场所分离，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立即通知关闭服务器，毁灭证据；有的设立两套财务账，开设多个个人账户，用于收取传销经营款、支付会员奖金和隐匿违法资金，规避执法机关检查。现实中，很多传销组织，对新加入人员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应对工商、公安机关的检查。
以“自愿连锁经营”“金色梧桐树”等为名的新型传销犯罪活动，内部就规定，必须异地发展，且不得发展公务员、教师、学生等人员，降低暴露风险，避免引起注意。由于组织内人数众多，将人员分为20～30人组成的若干个大家庭，分别藏匿于居民小区内进行发展、管理。对家庭内成员的日常活动，这些传销组织也有严格规定，要求成员不能扰民、不能小偷小摸、不得打架斗殴等，减少对当地居民影响，让传销活动“瞒天过海”。
——范围扩大化。如今的传销案，涉案地域更广、人员更多，动辄涉及多个省市，数千甚至上万人员，案值几千万元至十几亿元。
今年8月21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成功侦破“16.414”专案，这是南宁市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历史上涉案金额特大的一个案件。案件的涉案人员800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15.19亿元。之前，山东省查获的“天狮美丽佳人”“蝶贝蕾”两起传销案，涉及全国21个省、涉案金额23亿元。
——对象复杂化。传销活动原来吸纳会员，主要是亲友，瞄准的主要有几类人员，如文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社会阅历比较少，相对年龄小及年龄偏大，无稳定收入、无业人员，家庭主妇，农村及相对经济比较落后，梦想着一夜暴富的人群等。 现在，传销发展到同学、同乡、老师、退休干部、高校学生等，退伍军人、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都卷入其中，参与人员范围不断扩大。最近发生的数起传销案件，都是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卷入传销活动，最后导致身亡。
打击传销为何“力不从心”
关于传销，每一次悲剧的报道，都能点燃人们心中的熊熊怒火。
然而，伴随着严打风暴的告一段落，这一活动往往又像幽灵般出现，直至下一次悲剧的上演。早在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即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其后又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头文件，然而，传销活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治。
毕竟，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相比，立法是一项相对滞后的工作。诚然，对于立法者，可以提出超前性的要求，但基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有限性，想要为一个未知的未来立法，就如同拥有“上帝之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事实上，大多数立法是对当下的立法，只是为了防备滞后，有的采取了立法抽象的对策，其后再通过司法解释“二次立法”，让法律勉强跟上现实的步伐。
对于传销而言，巨大的利润决定了，不法分子愿意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也愿意采取先进手段铤而走险，包括网络信息手段。
当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采取电子商务、虚拟货币、消费返利、消费养老、原始股、金融互助等方式的新型传销接二连三出现，网络成为传销活动的新平台，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异地传销模式。
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意味着，立法、执法和司法应对，势必困难重重。仅是一个“取证难”，就足以放过为数不少的传销犯罪活动。
现实中，传销活动所造成的犯罪后果，与非法经营对经济秩序的单纯损害还不一样。很多时候，传销分子为了进行传销活动，往往还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绑架等犯罪手段，对于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实施赤裸裸的侵犯。在這种情形下，仍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置，打击力度偏轻，难以体现罪责刑一致的刑法原则。
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传销参与者，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只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简单的批评教育，不痛不痒的罚款，对于已经被洗脑的传销人员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很多人仍然执迷不悟，甚至继续对抗查处。尽管从社会危害性上看，参与者也已达到“入罪程度”，却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疑也是立法缺失。
此外，尽管《禁止传销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查处传销工作的协调机制，对查处传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实际却多仰仗于政府领导的重视程度。如果政绩观偏移、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就算是工商、公安两个部门“联袂出击”，也会深感“力不从心”。
8月18日，广西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主任连友农因受贿近2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记者梳理发现，这名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非婚生育子女的厅官任北海市长时，曾宣称“来北海投资赚10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而这个项目是个地道的“传销项目”。
现实中，这种权力对传销活动的加持，也让此类违法犯罪活动获得“保护衣”，难以得到及时纠治。
各地已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平心而论，我国打击传销起步并不晚。自国务院1998年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将近20年的时间，从红头文件到行政法规，从刑法修正案再到司法解释，织就了一张严厉打击传销活动的法律之网，为执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打击行动也不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销活动仍频繁出现于各地，关联的诈骗、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使人触目惊心。
李文星等案件曝光后，又一场新的打击风暴开始。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发出《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联手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翻看报道，各地战果颇丰。李文星案发的天津市静海区，多年传销禁而未绝。该区划分21个战区，层层立下军令状，压实主体责任，开展了“地毯式、拉网式、滚动式”排查，组织了“凌晨行动”“零点行动”“净海行动”“阳光清零行动”四次万人专项行动，先后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近10万人次，累计排查出租房屋7.12万余间，废旧厂房、桥梁涵洞等重点部位11万余处（次），清除捣毁非法传销窝点303处，救助教育传销人员144人，其中刑事拘留23人。
打击传销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陕西省西安市警方先后破获了“8·4”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理财传销案、“8·8”新型传销案和“4·20”特大网络传销案等重大传销案件。仅“4·20”特大网络传销案，警方便查获涉案人员22名， 6名重点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冻结涉案账户37个、涉案资金622万元，查明资产价值高达2174万元。
但是，仅仅是打击行动还不够。一些传销机构和人员深知，躲过一阵又是“一片天地”。是以，应当保持严打态势。值得借鉴的是，在天津等地的治理行动中，保持机构不撤、人员不变、力度不减，完善以联户保村街、村街保乡镇、乡镇保全区的联防联保体系，加强与周边区域协作联动，形成“专群结合、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对控制非法传销反弹回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育手段也不可缺失。不可否认，一些传销活动较为隐蔽，给察觉带来了难度，也造成了一些群众的上当受骗。通过发放公开信、明白纸，通过电视广播、标语专栏、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营造声势，制定印发举报奖励办法，教育引导民众认清非法传销危害，拒绝非法传销，积极参与打击非法传销，也是有效的手段。
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立法上下功夫，让滞后的《刑法》《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跟上现实的步伐，压过传销犯罪的气焰。应通过调研论证，加大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刑罚力度，让违法罪恶付出足够的成本。当然，还应充分考量，是否降低“入罪门槛”，让“肆无忌惮”的骨干人员，也能归入刑罚打击的范围。《禁止传销条例》，则应明确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构建起协调机制、预警机制、处置机制等，形成常态化的规制力量，及时铲除苗头隐患，防范传销“死灰复燃”。
风雨兼程，终见彩虹。唯有如此，类似悲剧才不会刺痛我们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