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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個尚武的社會。尚武的社會也有學者，武士學者，一手拿刀一手拿筆的學者。此種獨特的學者，為自己的國家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學術史，獨特的文化史，獨特的歷史。
差不多是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漢字傳入，日本才開始萌芽自己的文明。到隋唐時，中國的儒學、佛教和其他文化成分開始傳入日本，加上其民間的一些土著信仰（天照大神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雛形。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知識份子，有點類似於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揮舞著手裡掌握著的“西方”文化，在向本國人民顯擺自己的學問的同時，也為其培育民族自卑感。
彼時日本人的身份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文化身份上，以接受聖人教化的化民而自豪;一方面，在民族身份上，又以偏居島國有夷狄之嫌而自卑。所以，彼之日本人對儒學中的華夷之辨的理論非常敏感，研究也很深入，目的就是琢磨著如何能摘掉自己頭上的蠻夷帽子。我們知道，大陸歷史上也有一些華夷之辨的官司，如楚國的華夷身份問題，甚至秦國的華夷身份問題，而鮮有人知道日本人為這事在那裡偷著折磨了自己一千年。
起初日本人學中國文化，就是要用其作為精神營養來哺育日本文明，規範日本社會，而並無國家安全意義上的憂慮;沒有人會去想，我把國民培育得這麼崇拜中國，中國若是來打我，百姓會不會都去當帶路黨。那個時候，學習外來文化與國家安全，還挨不上邊。
到鐮倉幕府時代，蒙元的兩次侵日戰爭對這個美麗的師生夢有所破壞。有人開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理解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北畠親房寫《神皇正統記》，很可能就是基於這個思想背景。他把天照大神、天皇家族、日本民族、日本列島用一條邏輯線穿起來，用天皇萬世一家作為日本優越性的本體性證據，建立起“神國論”體系，開始為日本的學術獨立和文化獨立開闢道路。孔孟之道，作為道德教化的思想體系，仍然可以學;佛教，作為人格昇華的有效法門，仍然可以修;但這些東西與日本民族並無親緣關係;你老師只是你老師，不是你爹;以前講師講得太多，講爹講得太少，現在是講爹的時候了，是告訴日本人民是師大還是爹大的時候了。日本學界萌生出的這種文化警惕心，文化安全意識，無疑是外來威脅刺激出來的，沒有元日戰爭，就不會有《神皇正統記》。
日本歷史走到戰國末期，世界範圍內的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大殖民、大屠殺開始了，更大的外緣刺激、更大的外部壓力來了。日本武士們清晰地感覺到了世界大勢的變化——日本的戰國時代結束了，世界的戰國時代開始了。荷蘭人、葡萄牙人、俄國人、美國人等等的威脅和壓力，哪個也不比當年的蒙古人小。叢林世界裡的物種結構大大簡化，只剩下了兩種動物，狼與羊，一個民族，要麼做狼要麼做羊，沒有第三選擇。日本，做狼還是做羊，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武士知識份子們清楚，選擇不是一念之間的事，要選擇做狼，那就需要付出艱難而持久的努力，尤其是學術努力、思想努力、文化努力，因為，狼還是羊，不是個國土大小的概念，不是個人口多少的概念，不是個武器利鈍的概念，不是個科技水平的概念，不是個GDP概念，也不是個制度優劣概念，而是：精神概念，心氣兒概念，團結概念，文化概念！
此時，恰好上蒼扔給了日本歷史兩個大禮包：一，德川幕府統一國家;二，中國大陸以清代明，“華夷變態”。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下來了，武士知識份子們可以靜下心來做學問了，可以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反思歷史，設計學術，雕琢文化了。
以清代明，中國為滿清少數民族所據。日本思想史上糾結了上千年的日本人的華夷身份問題，現在大大地好說話了。聖人之國既已為蠻夷所據，它成了夷，那我日本當仁不讓，我就是正宗的“華”。華夷本來就是可變的嘛，本來就是依禮樂而辨、依聖教而辨的嘛。文化雕琢工程，學術造狼工程，從華夷正名為切入點，以培育民族自豪感為著眼點，把日本民族從思想上統一起來，從感情上團結起來——整個江戶時代一代代武士知識份子們，很少有人在這一點上犯糊塗。三百年學術大革命開始了。
藤原惺窩等學者首先向佛教發難，把佛教先從主流中踢出去。做這事的時候，他先拉著儒教，與儒教結盟，說儒教與神道同根，而佛教不是。在此基礎上，以著名學者山鹿素行為領袖的日本主流學術界再著手“去儒學化”。山鹿認為，所謂聖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由孔子集其大成，孔孟以下，漢唐宋明之徒已無聖道。然而，聖道的香火雖然在大陸斷了，在日本卻一直在續著的。日本神道，具有與周孔聖學的“暗合之妙”，並且，這個暗合也不是平等的，真正的聖學大本還是在日本神道那裡，中國聖學只有個佐證的作用，日本人學儒學，只是為了“摘其經典，便其文字，以為今日之補拾也。”在對中華聖道做出如此貶低性定位的基礎上，山鹿認為，日本既有天皇萬世一系的法統優越性，又有彰揚武德的文化優越性，所以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才是世界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國”。
山鹿素行腰斬中國儒學道統的思路，其實也並非完全是為了意識形態設計之需的理論編造，包括腰斬的時間點，也並非是他的獨創，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同論。與山鹿差不多同齡的清初大儒顏習齋就持這種觀點，也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另外，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與山鹿的理論也能接上茬，雖然他不是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但他認為中國文化由尚武向尚文的轉折，也在這個時間點。從尚武尚文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其實極為深刻！耐人尋味的是，顏習齋也是主張尚武的，也認為真正的聖道是勇士之道。有理由相信，山鹿選擇那個時間點腰斬儒學，其根本考慮，也是在尚武尚文上——說聖學在孔孟之後就斷了，是說中國的尚武精神從那以後就斷了，中國文化從那以後就成為懦夫文化了;說日本接上了聖道，是說只有日本神道與周孔先聖的尚武精神“暗合”。
與山鹿素行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學者山崎暗齋，他在“去儒學化”上用了另一種理論手法——不是腰斬，而是分離。他認為，道是人創的，各國各有自己的道，日本神道是獨立的，與他國之道沒有關係，如果中國聖道與日本神道有相同之處，那只是“妙契”而已。這就從本體上對日本神道與中國聖道進行了完全的切割。如此，神道與儒道孰高孰低的問題，就無多大意義了，關鍵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能信自己的道，不能去信一個外國道。山崎的高明之處，它不是從學理上去貶儒，而是從意識形態上去棄儒——中國聖道好不好與我們關係不大。這種學理，對於培育日本人的文化獨立意識，確有實質意義。 在山鹿、山崎等人理論鋪墊的基礎上，朱子學出身的學者雨森芳洲從正面歸納了神道的基本要素：“神道者，一曰神璽，仁也;二曰寶劍，武也;三曰鏡，明也。……所謂三器者，本經也;鄒魯之所述者，注腳也。”其實還是孔子的智仁勇三達德，用璽劍鏡這麼三個物件一形象化，就變成了日本的國粹了。在山鹿那裡，儒學與神道是“暗合”，在山崎那裡，是“妙契”，到了雨森這裡，已成了“本經”與“注腳”的關係——既分出了彼此，又分出了高下。
在大家變著法兒地貶儒道崇神道的同時，另有一批日本學者則在中日華夷身份之辨上再下大功夫，利用大陸“華夷變態”的時機，把“中國”的身份偷去。如淺見綱齋和荻生徂徠兩位學者，分別從“春秋”與“禮樂”兩個角度論證日本的華夏身份。淺見綱齋說，聖道即春秋之道，現在的中國既已失春秋之道，那它就是夷狄，而現在的日本成了春秋之道的正宗載體，日本就是華夏。荻生徂徠則說，“戎狄僅指不具禮樂之諸侯。夷進居夏，則以此為夏;夏退居夷，則以此為夷。”日本現在在禮樂上已經具備了華夏的文明，因而就是華夏了，中國則已經退而成為夷狄了。
到江戶中期，以日本國學的形成為標誌，日本的意識形態淨化、純化工作已基本完成，統一的神統、國統、法統、道統體系已經建立起來：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直接由神創造的國家，因而是世界萬國的本國;日本是真正的華夏，正宗的中國，其他諸國都是夷狄，自稱“中國”的那個國家，只是西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神為君主的國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後代，它之所以萬世一系從未中斷，是因為神種神脈不可能中斷，其他國家的君主因為都是凡人，所以可以隨便被取代、更換。
到幕末，大國隆正發表其著名的《大和心》一書，從日本人的人格特徵和心靈特質上，系統地闡述了以武士道忠君愛國精神為核心的大和魂。如果說，國學從宏觀上論證了日本民族和皇族的神性正統，那麼，大和魂思想則從民族性格的角度為明治維新梳理出了群眾性的文化條件。
三百年裡，日本知識份子就是這樣抽絲剝繭，分解化合，該扔的扔，該撿的撿，該加的加，該減的減，前赴後繼，一脈相承，踏踏實實地推進著它的文化雕琢工程，學術造狼工程，為培育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準備了豐富的精神營養，為國家的團結，準備了強大的思想紐帶。須知，這三百年的日本學術市場，是一個百家爭鳴的自由市場，其中並無學術專制，一代代的日本學人，在這個自由市場上，幾乎是眾口一致，一步一個腳印地履行著自己的民族責任和國家責任。這是真正耐人尋味的。這種高度的群體責任意識，確實應當從武士階級的階級性中去尋找其精神根源。明治維新，遠非僅是1868年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僅是那前後幾十年的事情，而是三百年的事情。日本，由一個武士集團割據的藩閥國家，完成了它文化上的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民族國家。
大政奉還後的天皇，為什麼會具有那般神聖不可違抗的權威？是日本知識界聯合起來，為日本國民打造了這條牢不可破的政治底線和終極的政治遊戲規則。如果沒有這個底線的保障，日本絕難成功地完成它的歷史過渡。天皇就像日本社會的一個巨大的定海神針，任憑學術市場上五花八門的百家爭鳴，誰也不敢罵天皇;任憑軍國主義渾小子們動輒刺殺高官大老，天皇一句話叫誰死誰就得老老實實自己去死;任憑陸軍、海軍、內閣、外交各個政府機構各唱各的調，互相爭利，互相拆臺，誰也不敢拆天皇的臺。天皇的權威是日本學術史賦予他的。誰是日本強國運動的第一戰士？學者。什麼是日本強大的第一戰鬥力？文化。
自從日本立國，中日兩國間就有著學術思想上的師徒關係和共振關係——中國有孔學，日本學孔學;中國有佛教，日本學佛教;中國產生了朱學，日本人跟著學朱學;中國興起了陽明學，日本又興陽明學，等等。然而，到了江戶時代，中日兩國密切的學術關係，突然變兩張皮了。日本思想史，在這三百年裡，停止了傳統上的與華共舞，而走上了神道立國的學術獨立之路。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洋科學來了，把中日學術史又重新揑在一起。到了今天，在中國思想界眼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學術史有價值，值得研究學習，因為它充當了中國人學西學的跳板;江戶時代之前的日本學術史也有價值，也值得研究學習，因為那時的日本還是東亞儒學共同體的成員;唯獨江戶及維新時期這三百年的日本學術史沒有價值，不值得學習研究，因為它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來源，蘊含著法西斯主義的禍根。而在筆者看來，中國真正應當深入研究、對中國最有學習價值的，恰恰是這三百年日本思想史！因為，這裡隱含著解釋中日歷史分野的鑰匙。
差不多是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漢字傳入，日本才開始萌芽自己的文明。到隋唐時，中國的儒學、佛教和其他文化成分開始傳入日本，加上其民間的一些土著信仰（天照大神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雛形。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知識份子，有點類似於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揮舞著手裡掌握著的“西方”文化，在向本國人民顯擺自己的學問的同時，也為其培育民族自卑感。
彼時日本人的身份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文化身份上，以接受聖人教化的化民而自豪;一方面，在民族身份上，又以偏居島國有夷狄之嫌而自卑。所以，彼之日本人對儒學中的華夷之辨的理論非常敏感，研究也很深入，目的就是琢磨著如何能摘掉自己頭上的蠻夷帽子。我們知道，大陸歷史上也有一些華夷之辨的官司，如楚國的華夷身份問題，甚至秦國的華夷身份問題，而鮮有人知道日本人為這事在那裡偷著折磨了自己一千年。
起初日本人學中國文化，就是要用其作為精神營養來哺育日本文明，規範日本社會，而並無國家安全意義上的憂慮;沒有人會去想，我把國民培育得這麼崇拜中國，中國若是來打我，百姓會不會都去當帶路黨。那個時候，學習外來文化與國家安全，還挨不上邊。
到鐮倉幕府時代，蒙元的兩次侵日戰爭對這個美麗的師生夢有所破壞。有人開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理解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北畠親房寫《神皇正統記》，很可能就是基於這個思想背景。他把天照大神、天皇家族、日本民族、日本列島用一條邏輯線穿起來，用天皇萬世一家作為日本優越性的本體性證據，建立起“神國論”體系，開始為日本的學術獨立和文化獨立開闢道路。孔孟之道，作為道德教化的思想體系，仍然可以學;佛教，作為人格昇華的有效法門，仍然可以修;但這些東西與日本民族並無親緣關係;你老師只是你老師，不是你爹;以前講師講得太多，講爹講得太少，現在是講爹的時候了，是告訴日本人民是師大還是爹大的時候了。日本學界萌生出的這種文化警惕心，文化安全意識，無疑是外來威脅刺激出來的，沒有元日戰爭，就不會有《神皇正統記》。
日本歷史走到戰國末期，世界範圍內的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大殖民、大屠殺開始了，更大的外緣刺激、更大的外部壓力來了。日本武士們清晰地感覺到了世界大勢的變化——日本的戰國時代結束了，世界的戰國時代開始了。荷蘭人、葡萄牙人、俄國人、美國人等等的威脅和壓力，哪個也不比當年的蒙古人小。叢林世界裡的物種結構大大簡化，只剩下了兩種動物，狼與羊，一個民族，要麼做狼要麼做羊，沒有第三選擇。日本，做狼還是做羊，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武士知識份子們清楚，選擇不是一念之間的事，要選擇做狼，那就需要付出艱難而持久的努力，尤其是學術努力、思想努力、文化努力，因為，狼還是羊，不是個國土大小的概念，不是個人口多少的概念，不是個武器利鈍的概念，不是個科技水平的概念，不是個GDP概念，也不是個制度優劣概念，而是：精神概念，心氣兒概念，團結概念，文化概念！
此時，恰好上蒼扔給了日本歷史兩個大禮包：一，德川幕府統一國家;二，中國大陸以清代明，“華夷變態”。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下來了，武士知識份子們可以靜下心來做學問了，可以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反思歷史，設計學術，雕琢文化了。
以清代明，中國為滿清少數民族所據。日本思想史上糾結了上千年的日本人的華夷身份問題，現在大大地好說話了。聖人之國既已為蠻夷所據，它成了夷，那我日本當仁不讓，我就是正宗的“華”。華夷本來就是可變的嘛，本來就是依禮樂而辨、依聖教而辨的嘛。文化雕琢工程，學術造狼工程，從華夷正名為切入點，以培育民族自豪感為著眼點，把日本民族從思想上統一起來，從感情上團結起來——整個江戶時代一代代武士知識份子們，很少有人在這一點上犯糊塗。三百年學術大革命開始了。
藤原惺窩等學者首先向佛教發難，把佛教先從主流中踢出去。做這事的時候，他先拉著儒教，與儒教結盟，說儒教與神道同根，而佛教不是。在此基礎上，以著名學者山鹿素行為領袖的日本主流學術界再著手“去儒學化”。山鹿認為，所謂聖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由孔子集其大成，孔孟以下，漢唐宋明之徒已無聖道。然而，聖道的香火雖然在大陸斷了，在日本卻一直在續著的。日本神道，具有與周孔聖學的“暗合之妙”，並且，這個暗合也不是平等的，真正的聖學大本還是在日本神道那裡，中國聖學只有個佐證的作用，日本人學儒學，只是為了“摘其經典，便其文字，以為今日之補拾也。”在對中華聖道做出如此貶低性定位的基礎上，山鹿認為，日本既有天皇萬世一系的法統優越性，又有彰揚武德的文化優越性，所以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才是世界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國”。
山鹿素行腰斬中國儒學道統的思路，其實也並非完全是為了意識形態設計之需的理論編造，包括腰斬的時間點，也並非是他的獨創，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同論。與山鹿差不多同齡的清初大儒顏習齋就持這種觀點，也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另外，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與山鹿的理論也能接上茬，雖然他不是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但他認為中國文化由尚武向尚文的轉折，也在這個時間點。從尚武尚文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其實極為深刻！耐人尋味的是，顏習齋也是主張尚武的，也認為真正的聖道是勇士之道。有理由相信，山鹿選擇那個時間點腰斬儒學，其根本考慮，也是在尚武尚文上——說聖學在孔孟之後就斷了，是說中國的尚武精神從那以後就斷了，中國文化從那以後就成為懦夫文化了;說日本接上了聖道，是說只有日本神道與周孔先聖的尚武精神“暗合”。
與山鹿素行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學者山崎暗齋，他在“去儒學化”上用了另一種理論手法——不是腰斬，而是分離。他認為，道是人創的，各國各有自己的道，日本神道是獨立的，與他國之道沒有關係，如果中國聖道與日本神道有相同之處，那只是“妙契”而已。這就從本體上對日本神道與中國聖道進行了完全的切割。如此，神道與儒道孰高孰低的問題，就無多大意義了，關鍵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能信自己的道，不能去信一個外國道。山崎的高明之處，它不是從學理上去貶儒，而是從意識形態上去棄儒——中國聖道好不好與我們關係不大。這種學理，對於培育日本人的文化獨立意識，確有實質意義。 在山鹿、山崎等人理論鋪墊的基礎上，朱子學出身的學者雨森芳洲從正面歸納了神道的基本要素：“神道者，一曰神璽，仁也;二曰寶劍，武也;三曰鏡，明也。……所謂三器者，本經也;鄒魯之所述者，注腳也。”其實還是孔子的智仁勇三達德，用璽劍鏡這麼三個物件一形象化，就變成了日本的國粹了。在山鹿那裡，儒學與神道是“暗合”，在山崎那裡，是“妙契”，到了雨森這裡，已成了“本經”與“注腳”的關係——既分出了彼此，又分出了高下。
在大家變著法兒地貶儒道崇神道的同時，另有一批日本學者則在中日華夷身份之辨上再下大功夫，利用大陸“華夷變態”的時機，把“中國”的身份偷去。如淺見綱齋和荻生徂徠兩位學者，分別從“春秋”與“禮樂”兩個角度論證日本的華夏身份。淺見綱齋說，聖道即春秋之道，現在的中國既已失春秋之道，那它就是夷狄，而現在的日本成了春秋之道的正宗載體，日本就是華夏。荻生徂徠則說，“戎狄僅指不具禮樂之諸侯。夷進居夏，則以此為夏;夏退居夷，則以此為夷。”日本現在在禮樂上已經具備了華夏的文明，因而就是華夏了，中國則已經退而成為夷狄了。
到江戶中期，以日本國學的形成為標誌，日本的意識形態淨化、純化工作已基本完成，統一的神統、國統、法統、道統體系已經建立起來：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直接由神創造的國家，因而是世界萬國的本國;日本是真正的華夏，正宗的中國，其他諸國都是夷狄，自稱“中國”的那個國家，只是西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神為君主的國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後代，它之所以萬世一系從未中斷，是因為神種神脈不可能中斷，其他國家的君主因為都是凡人，所以可以隨便被取代、更換。
到幕末，大國隆正發表其著名的《大和心》一書，從日本人的人格特徵和心靈特質上，系統地闡述了以武士道忠君愛國精神為核心的大和魂。如果說，國學從宏觀上論證了日本民族和皇族的神性正統，那麼，大和魂思想則從民族性格的角度為明治維新梳理出了群眾性的文化條件。
三百年裡，日本知識份子就是這樣抽絲剝繭，分解化合，該扔的扔，該撿的撿，該加的加，該減的減，前赴後繼，一脈相承，踏踏實實地推進著它的文化雕琢工程，學術造狼工程，為培育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準備了豐富的精神營養，為國家的團結，準備了強大的思想紐帶。須知，這三百年的日本學術市場，是一個百家爭鳴的自由市場，其中並無學術專制，一代代的日本學人，在這個自由市場上，幾乎是眾口一致，一步一個腳印地履行著自己的民族責任和國家責任。這是真正耐人尋味的。這種高度的群體責任意識，確實應當從武士階級的階級性中去尋找其精神根源。明治維新，遠非僅是1868年那一年的事情，也不僅是那前後幾十年的事情，而是三百年的事情。日本，由一個武士集團割據的藩閥國家，完成了它文化上的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民族國家。
大政奉還後的天皇，為什麼會具有那般神聖不可違抗的權威？是日本知識界聯合起來，為日本國民打造了這條牢不可破的政治底線和終極的政治遊戲規則。如果沒有這個底線的保障，日本絕難成功地完成它的歷史過渡。天皇就像日本社會的一個巨大的定海神針，任憑學術市場上五花八門的百家爭鳴，誰也不敢罵天皇;任憑軍國主義渾小子們動輒刺殺高官大老，天皇一句話叫誰死誰就得老老實實自己去死;任憑陸軍、海軍、內閣、外交各個政府機構各唱各的調，互相爭利，互相拆臺，誰也不敢拆天皇的臺。天皇的權威是日本學術史賦予他的。誰是日本強國運動的第一戰士？學者。什麼是日本強大的第一戰鬥力？文化。
自從日本立國，中日兩國間就有著學術思想上的師徒關係和共振關係——中國有孔學，日本學孔學;中國有佛教，日本學佛教;中國產生了朱學，日本人跟著學朱學;中國興起了陽明學，日本又興陽明學，等等。然而，到了江戶時代，中日兩國密切的學術關係，突然變兩張皮了。日本思想史，在這三百年裡，停止了傳統上的與華共舞，而走上了神道立國的學術獨立之路。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洋科學來了，把中日學術史又重新揑在一起。到了今天，在中國思想界眼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學術史有價值，值得研究學習，因為它充當了中國人學西學的跳板;江戶時代之前的日本學術史也有價值，也值得研究學習，因為那時的日本還是東亞儒學共同體的成員;唯獨江戶及維新時期這三百年的日本學術史沒有價值，不值得學習研究，因為它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來源，蘊含著法西斯主義的禍根。而在筆者看來，中國真正應當深入研究、對中國最有學習價值的，恰恰是這三百年日本思想史！因為，這裡隱含著解釋中日歷史分野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