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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夏天，《中国有嘻哈》 火了。
年轻人津津乐道着Freestyle，穿超宽松潮牌T恤、文大花臂，戴棒球帽、扎脏辫、挂金链，走路要踩着耳机里Hiphop的鼓点，打着响指比出手势，走出一股“全世界我最酷”的气势。打招呼是击掌心掌背撞拳撞肩，嘴里说着“Cool cool”和“Hey what’s up man？”拍照要向斜上同一方向举起双臂挡住脸……
上一辈人却大多不以为意。总归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Hiphop文化第一次在中国掀起热潮。事实上，中国最早一代受Hiphop影响的人们如今已四五十岁，只是当年的街头茬舞者大多早已成家生子，无处安放的荷尔蒙随年岁褪去，傲气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消磨，张扬一时的年轻时光堆放在沉默里。
Nasty Ray
它曾拯救人。在选择稀少的年代，以街头艺术与商业的形式，Hiphop为放弃学业的少年另辟了一条蹊径。与摇滚或朋克大肆标榜的反叛不同，Hiphop的基因里恐怕就流着商业的血脉，作为从贫民窟黑人区发源的街头文化，生存的基本欲望驱动着它的发展。它也因此包容，叫嚣欲望或者针砭现实，鼓吹帮派习性或者呼唤爱与和平都可以是它的模样。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纽约布朗克斯，到2017年的中国大陆，Hiphop文化漂洋过海，低谷有时，兴盛有时，随时代自我更新换血。毫无疑问，就在当下，因为一档剧情式真人秀网络综艺节目，国内资本对它的关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但任何流行背后，几乎都值得警惕：究竟是什么力量，裹挟起了这波来势汹汹的浪头？借势涌起的，真的是Hiphop文化吗，抑或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披着亚文化的外衣自我复制的幌子？
那是1987年的中国。大街小巷，年轻人跳着奇怪的动作，脚下“踩单车”，手上“擦玻璃”，双臂呈波浪状抖动，模仿电流通过身体，一人从另一人裆下潇洒酷炫地快速钻过去。露指霹雳手套，高帮回力帆布鞋，衣服是自己扯布做的，要用最鲜艳、大红大绿的颜色，做成最与众不同的款式，小皮坎肩带铆钉，戴耳坠，烫头，绑发带。
那是1987年的内地电影院。人们看着看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黑漆漆的狭窄过道或银幕前的空地上，跟着节奏感强烈的配乐鼓点律动着身体，模仿电影里的动作跳舞。电影里的舞蹈评委问主人公“你是谁”，银幕外的观众一齐回答：“旋风——街头舞蹈家！”
MC肆
那是译制片《霹雳舞》（Breakin’）盛行的一年。经历了1987的王波今年快四十了，亮晃晃一顶蓝色棒球帽反扣，长溜溜一串佛珠项链，蓝色粗框墨镜搁一旁，皮肤坑洼。初中揍他的那群孩子早结婚生子和别个大人没两样，“丫看我这样都惊了，你怎么还跟小孩儿似的？”说后半句的时候，他身子前倾，双手趴在桌边，瞪大了眼睛摇头晃脑地模仿惊了的语气，转瞬放松哈哈大笑。
混迹于早年北京Hiphop圈的人，几乎不可能不知道王波——隐藏乐队成员，头三届Iron Mic比赛冠军， 90年代末北京最早的Hiphop派对Section 6组织者。但这顶“中国Hiphop说唱元老”的帽子不好戴。以前不觉得，现在《中国有嘻哈》一火，十几个采访找上来，加上各种趁热组织的活动，有时焦头烂额到把约好的采访忘个一干二净。见到他是约定时间的两小时之后，他已连续十天、每天只睡三小时。
但他还是勤勤恳恳地赴约，把同样的经历和观点翻来倒去地重复，描摹画面和细节，极有耐心。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大家Hiphop文化曾怎样把艺术和创造性带进了年轻人的生活，盡管最开始的时候他会礼貌又不屑地告诉你，“如果你们文章是说那个叫什么中国嘻哈，我不属于嘻哈的范围啊。”
没经历过北京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中国街头早就流行过“一言不合就尬舞”的景象。那时候天很蓝，隆福寺一条街所有广告牌都是竖着的，修鞋补鞋的、电影院、游戏厅、发廊，最大的广告牌比树还高，四个大字，“黑妹牙膏”。1987年，王波8岁，打小成绩不好，正是上房揭瓦的年纪，蹲人家房顶上学抽烟装酷，但除了偷葡萄石榴倒也没干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直到在电影院看了《霹雳舞》，整个人跟电击了似的，那感觉没法说，总之是，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大他十来岁的哥哥姐姐们开始在街头跳舞。一开始是茬舞，比谁跳得像，有时跳着跳着就打起来，一如电影里的情节。在美国，霹雳舞最早确实是帮派间互相挑衅的仪式，也是早期Hiphop文化的核心；但在中国，在娱乐选项稀缺的年代，打架有时算是一种娱乐项目。王波年纪小，就跟着在一边看，着迷了每天一路跟着跳得最神的大哥哥回家，不敢上去说话，就这么跟了一俩礼拜。
当时，还没人知道那就是Hiphop，准确地说，是Hiphop文化的一部分。有关Hiphop文化的纪录片《风格战争》（Style Wars）里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布朗克斯区类似的街头景象。尽管是一部以纽约街头涂鸦为主体的纪录片，但镜头也匀给了黑人孩子们的街头篮球、街舞和说唱——玩这些的年轻人是同一拨，想深入了解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忽略其他。
但在1987年的中国，8岁的王波与说唱音乐之间还隔着6年的距离。
《霹雳舞》下映，王波的生活多了一项目标——找到电影里那种歌。那会儿音像店开始流行，要是在游戏厅找不着王波，多半去音像店就能看见一个找磁带的小男孩；父亲知道儿子喜欢这种舞，也常帮他租和舞蹈有关的录像带，但总没找见类似的。 不久以后，在街头跳舞的年轻人消失了，王波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擦玻璃跟真的似的”的大哥哥。他上了一所据说王朔也读过的“巨乱的”初中，因为班主任的开学训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是闹坯子，别在这惹事儿，知道王朔是谁吗，王朔那样都不敢跟这惹事儿，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果不其然，开学第一天，他因为穿西服被高年级学生从房上跳下来给揍了一顿。
90年代初，千人迪斯科在北京流行起来。迪厅遍地开花，今天西城一个，明儿海淀一个，后天东城又开一个，全是千人大场。王波初中读了小半年后辍学，每天和其他不上学的孩子一块儿在街头晃荡，还是游戏厅、音像店，晚上去各种迪厅跳舞。打口磁带也出现了，那是1993、1994年左右的事，卖打口磁带的人坐在立交桥下，摞好几大盒，全是外文歌。王波一个个挑，专看哪个像《霹雳舞》里那感觉的，十块钱三到五盘，交钱拿走。回家后得拿小改锥把磁带壳撬开，用胶条把磁带切口的地方接上，复原后搁到录音机里听。
就这样大海捞针，还真给他找着了。第一张Hiphop磁带是Naughty by Nature组合（来自美国新泽西的硬核说唱团体）的现场，顺藤摸瓜，找到2pac、Puffy Daddy、Biggie、EPMD……从打口磁带一直听到打口盘，打口盘慢慢变成扎眼盘。“最后就，”王波回想到这忍不住又激动地爆了句粗，“太多了，就听得太多了。”
但真正让王波“疯了”的，远不止找到Hiphop打口碟。香港回归前的90年代中期，昆仑饭店二层有了专门给外国人提供的迪厅，每周四晚上开黑人派对。“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黑人，你一进去一看，他们拿下麦就开始说唱，听着跟磁带里是一样，break的时候就转，我都惊了，跟电影里边一模一样。我们也是在跳舞，但我们跳的东西很单一，就是在蹬三轮知道吗，但看他们的时候我真惊了，没见过。”
小老虎
王波口中的“break（舞曲间歇期/过门段落）”，藏着Hiphop音乐的源起。1973年，纽约布朗克斯区早已流行迪斯科，每到现场DJ换唱片的舞曲间歇期，人声和旋律骤停，只剩鼓点与打击乐，帮派混混们就会进场秀一段霹雳舞，各种炫技。后来，涂鸦兼跳舞爱好者克莱夫·坎贝尔（Clive Campbell）特意在自己办的收费舞会里，在唱片上标记舞曲间歇期的起终点，开始连续不断地播放每张唱片的间歇期鼓点。舞会大获成功，坎贝尔自此以别号“DJ Kool Herc”闻名——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Hiphop文化之父”。
从控制背景音乐的舞厅DJ，发展出喊话调节派对气氛的MC，说唱音乐由此起步。王波在昆仑饭店二层迪厅看到的，正是活生生的黑人Hiphop文化。“穿的衣服全是大号的，金牌，”他在胸前比圈，“我不是跟你吹牛，这么厚的这么大的，纯金的就这么挂了，特别狠，就太狠了，特喜欢。”
那会儿昆仑饭店门口全是东北烤串，烤串边常围着一群黑人，“叭叭叭”一说就一个多钟头，王波和小时候看霹雳舞一样，老在那看。有一次一黑人过来，冲他推了一跟头，意思就是“滾蛋”，王波当下就火了：“我这么喜欢你丫东西，你丫怎么这样啊！”
从那一刻起，王波下了狠心。“你丫等着，我非得会你这东西，我非得把这东西会了。”
新世纪之初，十二三岁的男孩张睿站在“愚公移山”Live House的舞台下，等待着王波所在的隐藏组合的Hiphop演出。那时的愚公移山还没有搬到段祺瑞府的四合院里，委身在工体附近一家被破旧公共汽车改造成的酒吧背后，有个小舞台，几个贝斯。窦唯的做梦乐队也在那演出过。
此时的王波，俨然已是中文说唱的先驱。他不仅早学会了说唱，从1998年算起，Hiphop派对也已办了两年多。最开始是找各种不景气的酒吧谈合作，自己租机器，几个喜欢Hiphop的朋友各自带唱片轮流放，慢慢吸引同好；再到印小广告，去附近大学宿舍一间间塞传单；最后场地固定了下来，Club Orange老板把这群年轻人的Hiphop派对纳入夜店每周一次的固定环节，也是为了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客流量。王波眼看着参与者从十几人慢慢变成七八十人，时间也挪到了周五晚，妈妈帮忙收门票，20元一张。
办派对让王波从自己的爱好中盈了利。但这无关紧要——那样的Hiphop派对，哪怕在今天也再看不见了。“那会儿跟我们一块说唱的，说韩文的说日语的说英语的，哪儿的人都有，什么风格都有，特别牛掰。除了我们这圈子里边特别喜欢Hiphop的这些孩子，剩下全是外国人。很多外国人知道，北京这地儿有个Hiphop的Party，就只有这么一个地儿有，就我们弄的，都来。”
就在Club Orange，王波认识了美国人老郑、加拿大华裔马克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贺忠，有了后来的隐藏组合，天天没事干，就混在老郑家对着电脑说唱，不管有没有音乐节拍。王波后来连拿三个Iron Mic冠军，他相信自己Battle（地下说唱比赛时一对一对战）时Freestyle的基本功都是从派对和胡吹里练出来的。再后来，Club Orange关了，愚公移山的老板吕志强接纳了这帮Hiphop爱好者——当年，吕志强也是在街头跳霹雳舞的年轻人。再后来，另一个团体“社会滑板”加入，派对有了名字，叫Section 6，和美国一个类似的派对同名。
双胞胎兄弟组成的OB03组合
彼时刚接触Hiphop的男孩张睿，就这样找到了同好者的小众根据地。他还没成为后来唱《团结湖》《北京国安》的Nasty Ray，只是因为喜欢篮球了解到了Hiphop：NBA的中场音乐是Hiphop，球星喜欢的歌手也是Hiphop类型，爱屋及乌入了坑。王波记得台下的张睿，个子瘦小，穿身宽大的篮球服——这身街头风的打扮张睿保持至今，一如喜欢90年代Hiphop音乐风格的固执。 张睿三天两头往音像店跑，淘各种打口碟，学会发现稀奇货时故意装得风轻云淡，捡漏买到宝贝是常有的事。而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新疆饭店门口，一张白塑料桌边，隐藏和社会滑板这两个“巨大的地下组织”聚头喝酒，王波说：“咱们今天取了这个Section 6这名字，咱们就要把它玩下去，永远把这东西玩下去，不管最后剩下谁。”
要知道，当时的港台乐坛还流行着四大天王。
“因为它小众，所以你们可能觉得它永远都是新生的。但两千年初这几年，跟现在《中国有嘻哈》一样，大家都看到新的东西了，所有的唱片公司就跟着过来投。麒麟童、功夫乐队的新风音乐、嚎叫唱片、环球、EMI、华纳当时都有做。包括台湾。所有人都跟着签嘻哈音乐人了。”
王晓磊是在这波跟风潮中被签约的说唱歌手之一，当年“龙门阵”组合的MC肆。2001年，18岁的王晓磊揣着爷爷给的一两百块钱，拖着一蛇皮袋，从湖北宜昌来到北京。这是他参加完第一届钢铁麦克（Iron Mic）比赛后作出的决定。那年在上海，黑人Dana（别名Showtyme）组织了第一届钢铁麦克说唱比赛。那届历史性的比赛，王波在老郑的怂恿下去了，开启三连冠的第一篇章，直到今天还被人铭记；MC肆也去了，除了他自己没人记起。
王晓磊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总不被Hiphop圈的人提及。“我这些年是一直在Hustle，都在挣钱，做Hiphop有关的商业、运营的事情。但说实话，Hiphop就是一个最商业的东西，它没有信仰，就是一个证明成功的舞台而已。这就是一个大的游戏。”
3小时里他抽了大概七根烟，时而吞云吐雾，时而下阴劲儿把烟头摁灭。黑色短袖皱着，脖颈左侧单文一粗体“肆”字，臂上竖文四个大字“制霸无欲”，短裤加拖鞋，偶尔边说边抖腿。刚进家门时一股说不上的酸腐味道刺鼻，物件乱七八糟地堆着，四台电脑、一个大电视和调音台占据了客厅大半的空间，桌面柜台上每类东西都多到独立成堆，沾满灰的耳机盒若干，香水瓶若干，塞进书柜一角的眼镜盒若干，堆在衣架顶的各式帽子若干，太阳镜若干……与其说是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是有地方睡觉的工作室。
确实，家里墙上挂着他刚办下来的营业执照，“北京霸道纵横文化有限公司”。“估计这是中国惟一一个有Hiphop基因的公司，”他说，“虽然现在地方寒酸，但不久前外边还有办公室，只是最近有撤资，才把这些设备都搬回来。”执照是最近才办的，但独立厂牌“大肆院”的业务已经做了十几年。业务范围很广，从艺人经纪到音乐制作，到发行推广、市场营销，再到接拍广告和MV、商演合作、活动策划……准确地说，这更像一个Hiphop相关产业的个人作坊，以王晓磊为核心接手商业活动，依赖其人脉落地执行。
但王晓磊擅长把它套上流行的概念往大了说：“Hiphop有自己一条产销链，是完整的生态系统。团队不是全职，但随叫随到，就像江湖打猎一样，我就是一猎人。不是我吹牛，现在中国没几个人懂这个产业链，但商业化的事情，我做了20年了。我是中国Hiphop最后一块油田。”
以前他不愿承認自己商业，因为没挣到钱；现在大大方方认了，但还是要强调，“我内心是很艺术的，我知道艺术是什么。”他是小地方的穷孩子，从小被爷爷拉扯大，读完小学就出了社会，从十四五岁开始，打工当过保安，也在街头混过。早早混社会的人，人生信条里最首要的就是生存，活不下去，一切都是扯淡。偶尔有几个瞬间，能在他的神情中看到《中国有嘻哈》里GAI的影子。他自己也觉得气质有些像，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对王晓磊来说，Hiphop就是生存的手段。来北京后他去了摇滚音乐人聚集的树村，很快迷笛音乐节举办。用他的话说，“2000到2003年左右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一个爆炸期”，所有国内国际媒体都在关注，他算是蹭了个热度，在迷笛音乐节台下Freestyle。就这样被曝光、报道，认识了麒麟童文化公司的经纪人，再后来成立龙门阵组合，签约。“我其实什么都不懂，我知道那牛掰，签完了之后可能就会成名了，就会火了。当时我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想法就很简单，其实跟文化什么都没关系。艺术只是你的情绪表达方式，并不能衡量它的价值。我这人比较实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生存，你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实际上，类似电影《八英里》讲述Eminem通过地下说唱Battle成功从贫民窟、街头混混一跃成为签约歌手和传奇人物的故事，无疑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种典型Hiphop叙事。对生于美国贫民窟的黑人（以及极少数白人）来说，篮球、说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实现阶层流动、甚至名留青史的机会，而那些成功留名的前人，DJ Kool Herc、2pac、The Notorious B.I.G.、Dr. Dre、Eminem、Jay-Z等，几乎构成了整个70到21世纪初的Hiphop历史。”
王晓磊接触到Hiphop的第一感受，也是成功学。“最早的时候我们看歌词都不懂在唱什么，然后你看到的MV里面是，大妞豪车房子，然后努力、成功，就这些东西，没别的，再有就是兄弟。我觉得这就是real的东西，那这个real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成功。
艾福杰尼与雨馨在《中国有嘻哈》中演唱
“我在Hiphop圈里没朋友，都是利益。我只尊敬阴三儿、王波。王波可能说‘我就得站着，我宁愿饿死我要跟你们干，我是最后的soldier。’我不是，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就是说行，你大哥我跪着先弄，但是我要达到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是成为Jay-Z那样的大佬。”（Jay-Z身兼美国著名嘻哈歌手、唱片制作人、企业家多重身份，是Hiphop史上知名唱片公司“绝对即兴Def Jam”的总裁） “但是他们都从来不提我，没人提我，其实我干了好多好多事，摆在眼前都不愿意提我。所有人可能都不太理解我，也不太知道我。我是最委屈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我是商业，但我是为了我自己生存而活下去。”
当年与唱片公司签约的说唱歌手，几乎或多或少感到了不满。
王波所在的隐藏组合签了嚎叫唱片，200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为人民服务》。那张专辑里有首他最讨厌的歌，《在北京》：“谁跟我说波爷我打从小就支持你，听你《在北京》，我去你X，我就走了XX，我就不爱听了XX，你就知道那首歌我X。”是一连爆四个粗口的不忿。那是一首在唱片公司要求下做出来的歌，前后就花了半小时，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果然，这成为了隐藏当年最知名的一首歌。“莫名其妙就火了。我们是应该火，但他们只知道那首，没人知道我们其他的作品。”
签约龙门阵唱片的王晓磊也并没有迎来意想中的名利。相反，那可能是他最苦的一两年。住地下室，出场费一万的演出他大概只能到手250块，公司说每月有600块的生活保障，结果是从未来演出费中扣除的“预支款”。觉得被压榨，他和公司闹，结果被雪藏。最落魄的时候，他连着饿了三天，下铺吃水煮牛肉，他求分享，得到一句“想吃自己去挣啊”。
王晓磊从此发誓，不再让任何公司控制自己。2004年离开龙门阵，他创立了自己的独立厂牌“大肆院”——他要去做那个控制别人的人。“自己也能做推广的自信”，得益于互联网在中国的逐渐兴起。那年，王晓磊尝试做了一个视频，画面内容拼接自各种AV前戏，以自己的歌为背景音乐，整合发到网上。500万播放量，几乎唾手可得。“不能只靠传统渠道，你必须让歌有人听啊。”
2004年，张睿已经听了四年Hiphop了。这四年，他把Hiphop的来龙去脉捋了个清楚，终于在这年给自己取了个别名，Lil Ray（Lil是little的缩略），开始尝试自己说唱。一年后，17岁的他拿下自己的第一个MC Battle冠军。不久，他就可以面对着媒体不无骄傲地说，“我从17岁起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不拿家里一分钱了。”尽管被父母逼着上了大学，但他在大学几乎没上过课，整个在Hiphop相关工作中度过，做网站编辑、参加Battle比赛、接商演、做DJ、写歌录歌……等到更大些，他改名Nasty Ray，把每一年与Hiphop相关的事分条列目地记录在豆瓣小站里：十几场各种Battle比赛冠军，CBA中场演出嘉宾，音乐节，商演，演唱会嘉宾，广告，媒体采访……从始至终，他没签过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因为自由。”
再后来，龙门阵唱片公司黄了。曾签约龙门阵的音乐人小老虎提起往事时，反而相当庆幸，理由同样是“自由”——年轻时一纸合约买断十年，恰甲方倒闭，正合心意。王晓磊早已自视为产业从业者，他这样分析当时Hiphop的退潮：“当时市场不好，那个时候的人是内敛的、不外露，Hiphop是open（外放）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放在一些渠道上宣传、推广、制作，都很难弄。而且那代人根本不懂Hiphop，在美国，从设计师到文化的销售人群，它有个完整的独立系统，现在叫生态系统、产销链，跟流行音乐还不一样。中国当时要依托摇滚的圈子或者主流流行的圈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帮人肯定是要利益最大化的，加上本来这音乐就有点逆反，后来就有点玩得太过了。”
外界资本退潮，民间Hiphop原生力量却在全国各地悄然生长，方言说唱兴盛一时。2002年，上海出现了“竹游人”Hiphop组合，江湖上有了“南竹游北隐藏”之说；2003年，说唱团体“Gosh”前身“Keep Real”在重庆成立，“精气神”组合前身“DumDue”出现在广州，南京有了饶舌团体“D-Evil”……
7个月前，在爱奇艺CEO龚宇的办公室里，制片人陈伟陈述《中国有嘻哈》网综节目策划时，无论怀着怎样的冒险精神与自信，都大概想象不到这个夏天嘻哈风暴的爆热景象。自6月24日第1期节目上线至9月2日第11期，每期播放量都达到两亿左右，总计约23亿；吴亦凡一句“你有freestyle吗”成为7月初在各微信公众号刷屏的网络流行语，随后张震岳、热狗一唱一和的“我觉得OK”“我觉得不行”成为年轻人中流行的对话体；文化娱乐类媒体用各种姿势蹭着嘻哈热度，唯恐落于人后。
要搞一档嘻哈节目的消息，2017年初就在圈子里传开了。节目组的选人导演飞到了全国各地。圈里有些资历的说唱老炮儿，自然无一例外受到过邀请。王波不假思索地摇头，“没去”，他早在十年前转向了雷鬼乐、电子乐和实验性质的现场乐队；Nasty Ray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嘴角，“我问有出场费吗，没有？不去。前后可能有十来个导演找过我，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有。就算了呗。”他们也有朋友选择参加：艾福杰尼、黄旭去了，分别进了三强和六强，很好；被称为“大狗”的王可去了，在40进20时被淘汰，也没关系，今年钢铁麦克比赛还得他来组织——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节目捧红了红花会PG ONE和GAI等一票走到赛程后段的嘻哈歌手，也淘汰了更多圈内已小有名气的人，这外来的一套选秀逻辑打乱了小众圈内原有的等级秩序，让地下Rapper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想想看，之前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朋友，突然有一天，你朋友火了，你是什么感受？”摩登天空MDSK经纪人南西说。而Nasty Ray说的是：“马思唯没出名之前是我的粉，包括GAI，那些人誰没受过我们这些人的影响。他要说没受过那肯定是他吹牛逼或者是不愿承认，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一代人未必会承认老的一代人。”
新嘻哈粉丝寻着旧微博的踪迹而来。原本活在大众视线之外的地下说唱歌手和团体，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浮出了水面。这是一群自带矛盾的真人秀选手：地下说唱团体间存在着新仇旧怨，偶像与地下之间天然不合，Rapper们习惯互相diss（在Hiphop里指在歌词里攻击对方），有不满时敢于向节目组表达态度、以“真”为信条……《中国有嘻哈》聪明地抓住了这样的碰撞与悬念，经过剪辑集中呈现在屏幕上——影视剧本写作里，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矛盾。有人笑，“多少真人秀节目组想有一个GAI。” 群众在看好戏。形势逼着人站队：两大热门夺冠选手PG ONE和GAI公开互相diss，你支持谁？年轻人喜欢的trap流派，是不是就比老派（old school）浅薄？你怎么看待《中国有嘻哈》，地上和地下Hiphop文化，到底有没有本质区别？
从微博、贴吧到知乎，不少有关嘻哈的话题成了一片揭黑幕、粉丝骂战的汪洋。有人翻出了五年前王波和红花会贝贝的Battle纠葛，贝贝的粉丝跑来王波微博下开骂，王波一开始还回复和互动。也有不少媒体找上来，希望他们聊聊Hiphop文化、对节目的盛行表个态。王波特意发长微博，把现在流行的“嘻哈”和“Hiphop文化”分判为二、辩证看待；Nasty Ray说着了解Hiphop历史的重要性；小老虎用一贯的调侃消解严肃：“有人问我怎么看《中国有嘻哈》，我是正着看、反着看，翻江倒海地看，用老花镜看，用显微镜看，仔仔细细地看，用肉眼看、用心眼看、用灵魂看、用每个毛孔去看——总而言之，我是用手机看。”
Nasty Ray评论得很干脆：“我没看。”
王晓磊也想做一个嘻哈比赛，他嫌《中国有嘻哈》“剧情化、商业化、娱乐化太重”。8月底，工体附近Mix Club的Hiphop派对上，一张“中国嘻哈现场”启动仪式的海报展示在大屏幕上，但没有额外的任何环节和解释。晚上11点半演出才开始，进来的人却越来越多，尽管后边在吧台坐着的大部分人表情木然，似乎只是来看个新鲜，并不为地下Rapper们的表演感到兴奋。这场派对上，MC大狗出场时呼声最高——尽管大狗没有在节目中走得更远，但依然收获了大众场域的知名度。某种程度上，王晓磊说得没错，“现在全国也只知道PG ONE和GAI。”
各种Live House在这个夏天推出了Hiphop的演出，海报设计得十分取巧。他们会在同样名目下组织几个不同时间的拼盘演出，将所有歌手的照片放在一张海报里，把GAI、Bridge等参加过比赛、人气较旺的歌手的照片放在海报最中间，然后每场演出都用上同一张海报。签下红花会、TT、双胞胎OB03的摩登天空下属的MDSK厂牌也趁热打铁，9月初在成都办了一场专门的嘻哈音乐节。摩登天空早在2016年就抢占了先机，将嘻哈歌手陈冠希、万妮达纳入麾下，也成立了专门的嘻哈厂牌MDSK，签下红花会。这被很多媒体看作先见之明，但据总裁沈黎晖轻描淡写的说法，自己不过是走运。
运气不能说明市场走向，数据却可以解释。自从做了独立厂牌，生意人王晓磊开始关注Hiphop相关的搜索指数和数据分析。“这一次《中国有嘻哈》的爆炸是情理之中的，因为2013年以后，数据就变了。2013年之前的数据都是平的，2013年之后就开始暴增。”
制片人陈伟让节目组做嘻哈产业数据的相关调查时，也几乎是白手起家。找不到可供借鉴的第三方数据分析案例，毕竟，没人做过一档这么小众文化的综艺。导演车澈去年倒也在江苏卫视做过一档主打电音概念的《盖世音雄》，没引起多大反响。小众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据媒体报道，车澈平时有个小习惯，爱翻翻微博互动量看数据：“我发现一般二线以下的流行小歌手，粉丝数量通常在大几十万、一两百万之间，但他们的微博粉丝留言数量大概只有一两百条。反而是那些地下Hiphop歌手，他们的粉丝数量一般在1到3万，最牛也就5到8万，可网友给他们的留言同场都会有500到800则（一条微博），嘻哈歌手粉丝黏性高嘛，是有受众的。”
王晓磊感叹着市场的变化，“从小接触欧美文化这些小孩，现在都长大了。”
见到双胞胎OB03是《中国有嘻哈》总决赛录制结束的第二天。或许说当天更为合适，作为《中国有嘻哈》15强，他们被节目组邀请参加总决赛录制，直到凌晨才结束，一头栽倒在酒店床上时，天都亮了。
听说自己将被作为年轻一代Rapper的代表写进文章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笑：“我们够年轻了吧，19岁。”
他们和PG ONE、TT、小白、欧阳靖同属吴亦凡战队。除了传奇前辈欧阳靖外，其他4人全部签约摩登天空，战队也因此被叫作“摩登小组”。签约摩登天空是哥哥M03最初参加节目就定下的小目标。他们不大想做独立音乐，几乎不曾纠结过，原因理性而明确：“我感觉这两年是Hiphop发展最快的时候，如果你浪费时间去营销自己的话，磨磨唧唧的，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现在就是重在发展。”
这个小目标实现得很快。比赛录制到15强左右时，双方意向已经基本谈妥，不过花了一次火锅一次肯德基的功夫。两兄弟真正玩说唱的时间并不长，一个一年一个半年。2015年，弟弟Obi在日本上YouTube网站，看到一个有关Hiphop歌手生活的纪录片。印象尤深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跟朋友去逛衣服店，挑了几件出来，说，这几个不要，其他全要了。
“觉得，啊我以后也一定要那样子！帅。”弟弟Obi说。
“帅哭了。”哥哥M03补充。
他们大大方方地说着自己“想被很多人知道”的愿望，调侃着规避掉匪帮说唱里常见的不法情节。“稍微三十多岁的人他可能会说，哎你看这些小孩玩这些东西，新一代年轻人会被他们带坏，因为你看欧美都是干什么坏事，但我们完全不是，”两兄弟对视一笑，“因为在中国做广告比在欧美做那些事还挣钱，哈哈。”
参加节目后，愿望离他们更近了些，比如，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了——“不，是一定要坐头等舱。”哥哥说。同战队的小白只比他们大一岁，前几天还在不动声色地炫耀粉絲数量：“我以为最多涨到30万粉，没想到破百万了！”
最近回福州演出时，双胞胎也感受到了节目吸粉的力量。尽管他们出生在东京，但福州算是他们长大的地方，直到读高中时和老师发生争执决定退学，两人才一起投奔了母亲的老家沈阳。开始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玩编曲的哥哥负责配乐，弟弟做了剪辑。2015年在日本接触到Hiphop后回了沈阳，他们开始自己在家买设备琢磨编曲、录音，再之后找沈阳当地的小剧院组织Hiphop演出，也就一两年前的事。那时候，台上台下忙前忙后，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根本没人理会他们——这次回福州，感觉最多能装下两百人的场地塞进了八百多人，门口有人蹲着等他们来，一个个签名。人太多了签不完，还得工作人员帮忙把他们拉进门。 门一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原来也有这么多人喜欢，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吧。”弟弟说。
“膨胀吗？”哥哥转头问弟弟，故意夸大了措辞调笑。
“膨胀个啥呀膨胀，我没有膨胀。”弟弟低头摆手。
“膨胀应该人人都会。我没有到膨胀那个点，我现在在，沸点。”哥哥眯起眼睛笑自己的机智。
1998年，为了组织Hiphop派对，王波一张张往大学宿舍塞小传单，大概也只能招揽来几十个人；十几年后，为了类似的理由，1998年出生的双胞胎OB03也打印了一千张小卡片。不同的是，十几年后的小卡片上只有一个二维码和四个字，“沈阳地下”。
OB03把这些小卡片随便撒在了沈阳的大街上。“能把它捡起来、会去扫码的，绝对是年轻人，而且是好玩的年轻人。”
第一次“沈阳地下”派对，OB03靠大街上随便撒的一千张小卡片，吸引来了一百多个“好玩的年轻人”。
时代确实不同了。面对那些需要站队表态的问题，OB03几乎完全站在了上一代Hiphop人的反面。Nasty Ray最强调历史，认为那些玩说唱却不了解说唱历史的人就像踢足球的不知道罗纳尔多；OB03却说，我们不是那种喜欢追随历史的人，我们会慢慢了解，但不是一上来先把这些历史全弄明白了，不如先做再慢慢研究，从模仿当下喜欢的开始，再尝试做一些新东西。
王波说他所追求的是Freestyle，这是Hiphop的本质，如同中国的太极；OB03却说，我们一出来就是一个录音室歌手，我们确实没什么Freestyle和Battle的经验。但话说回来，你想要让圈子里认识的话，总得找个途径。以前那个时候，互联网、录音设备、电脑、伴奏都没那么普及廉价，没别的选择，不只好面对面Battle吗？
OB03觉得，没有地上地下之分，只有做得好坏之分，努不努力、成不成功之分，挺讨厌那种拿“地下”作挡箭牌的人；Nasty Ray解释说，“地下”有两种意思，一种指代90年代末兴起的“Underground Hiphop”风格，一种指不出名的地下生存状态。
只有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几乎所有Hiphop圈内人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你怎么看待Hiphop和商业的关系？
所有人都肯定地说，Hiphop和商业并不冲突。但抛开商业，每个人通过Hiphop想坚持的东西，各自不一。Nasty Ray做着DJ，办Natural Flavor派对，尽管知道如今派对关注的人少，“大家都是想看演出看热闹”，“但这是中国最缺少的东西。”王波坚守着他十几年前在酒桌边的许诺，Section 6没有停下来，尽管也有那么几年只剩下一两场活动。小老虎拒绝给自己贴标签，一直在跨界，把做戏剧的经验融进了自己的说唱，拍摄起一系列“Freestyle很危险”的视频，在文字的组合里寻找游戏和诗意。王晓磊想建立自己Hiphop的王國。OB03想找到MV里那种足够酷的生活。哪怕是在外人看来只会模仿和复刻偶像行为的粉丝，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正在自己的生活里，从模仿出发，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创造之路。
每个人都在寻找，这就够了。
（参考资料：《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嘻哈这门生意》《贩卖音乐》。张明萌、何钻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年轻人津津乐道着Freestyle，穿超宽松潮牌T恤、文大花臂，戴棒球帽、扎脏辫、挂金链，走路要踩着耳机里Hiphop的鼓点，打着响指比出手势，走出一股“全世界我最酷”的气势。打招呼是击掌心掌背撞拳撞肩，嘴里说着“Cool cool”和“Hey what’s up man？”拍照要向斜上同一方向举起双臂挡住脸……
上一辈人却大多不以为意。总归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Hiphop文化第一次在中国掀起热潮。事实上，中国最早一代受Hiphop影响的人们如今已四五十岁，只是当年的街头茬舞者大多早已成家生子，无处安放的荷尔蒙随年岁褪去，傲气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消磨，张扬一时的年轻时光堆放在沉默里。
它曾拯救人。在选择稀少的年代，以街头艺术与商业的形式，Hiphop为放弃学业的少年另辟了一条蹊径。与摇滚或朋克大肆标榜的反叛不同，Hiphop的基因里恐怕就流着商业的血脉，作为从贫民窟黑人区发源的街头文化，生存的基本欲望驱动着它的发展。它也因此包容，叫嚣欲望或者针砭现实，鼓吹帮派习性或者呼唤爱与和平都可以是它的模样。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纽约布朗克斯，到2017年的中国大陆，Hiphop文化漂洋过海，低谷有时，兴盛有时，随时代自我更新换血。毫无疑问，就在当下，因为一档剧情式真人秀网络综艺节目，国内资本对它的关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但任何流行背后，几乎都值得警惕：究竟是什么力量，裹挟起了这波来势汹汹的浪头？借势涌起的，真的是Hiphop文化吗，抑或只是这个美丽新世界披着亚文化的外衣自我复制的幌子？
1987霹雳舞旋风
那是1987年的中国。大街小巷，年轻人跳着奇怪的动作，脚下“踩单车”，手上“擦玻璃”，双臂呈波浪状抖动，模仿电流通过身体，一人从另一人裆下潇洒酷炫地快速钻过去。露指霹雳手套，高帮回力帆布鞋，衣服是自己扯布做的，要用最鲜艳、大红大绿的颜色，做成最与众不同的款式，小皮坎肩带铆钉，戴耳坠，烫头，绑发带。
那是1987年的内地电影院。人们看着看着，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黑漆漆的狭窄过道或银幕前的空地上，跟着节奏感强烈的配乐鼓点律动着身体，模仿电影里的动作跳舞。电影里的舞蹈评委问主人公“你是谁”，银幕外的观众一齐回答：“旋风——街头舞蹈家！”
那是译制片《霹雳舞》（Breakin’）盛行的一年。经历了1987的王波今年快四十了，亮晃晃一顶蓝色棒球帽反扣，长溜溜一串佛珠项链，蓝色粗框墨镜搁一旁，皮肤坑洼。初中揍他的那群孩子早结婚生子和别个大人没两样，“丫看我这样都惊了，你怎么还跟小孩儿似的？”说后半句的时候，他身子前倾，双手趴在桌边，瞪大了眼睛摇头晃脑地模仿惊了的语气，转瞬放松哈哈大笑。
混迹于早年北京Hiphop圈的人，几乎不可能不知道王波——隐藏乐队成员，头三届Iron Mic比赛冠军， 90年代末北京最早的Hiphop派对Section 6组织者。但这顶“中国Hiphop说唱元老”的帽子不好戴。以前不觉得，现在《中国有嘻哈》一火，十几个采访找上来，加上各种趁热组织的活动，有时焦头烂额到把约好的采访忘个一干二净。见到他是约定时间的两小时之后，他已连续十天、每天只睡三小时。
但他还是勤勤恳恳地赴约，把同样的经历和观点翻来倒去地重复，描摹画面和细节，极有耐心。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大家Hiphop文化曾怎样把艺术和创造性带进了年轻人的生活，盡管最开始的时候他会礼貌又不屑地告诉你，“如果你们文章是说那个叫什么中国嘻哈，我不属于嘻哈的范围啊。”
没经历过北京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概很难想象，中国街头早就流行过“一言不合就尬舞”的景象。那时候天很蓝，隆福寺一条街所有广告牌都是竖着的，修鞋补鞋的、电影院、游戏厅、发廊，最大的广告牌比树还高，四个大字，“黑妹牙膏”。1987年，王波8岁，打小成绩不好，正是上房揭瓦的年纪，蹲人家房顶上学抽烟装酷，但除了偷葡萄石榴倒也没干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直到在电影院看了《霹雳舞》，整个人跟电击了似的，那感觉没法说，总之是，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大他十来岁的哥哥姐姐们开始在街头跳舞。一开始是茬舞，比谁跳得像，有时跳着跳着就打起来，一如电影里的情节。在美国，霹雳舞最早确实是帮派间互相挑衅的仪式，也是早期Hiphop文化的核心；但在中国，在娱乐选项稀缺的年代，打架有时算是一种娱乐项目。王波年纪小，就跟着在一边看，着迷了每天一路跟着跳得最神的大哥哥回家，不敢上去说话，就这么跟了一俩礼拜。
当时，还没人知道那就是Hiphop，准确地说，是Hiphop文化的一部分。有关Hiphop文化的纪录片《风格战争》（Style Wars）里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初纽约布朗克斯区类似的街头景象。尽管是一部以纽约街头涂鸦为主体的纪录片，但镜头也匀给了黑人孩子们的街头篮球、街舞和说唱——玩这些的年轻人是同一拨，想深入了解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忽略其他。
但在1987年的中国，8岁的王波与说唱音乐之间还隔着6年的距离。
1987后遗症
《霹雳舞》下映，王波的生活多了一项目标——找到电影里那种歌。那会儿音像店开始流行，要是在游戏厅找不着王波，多半去音像店就能看见一个找磁带的小男孩；父亲知道儿子喜欢这种舞，也常帮他租和舞蹈有关的录像带，但总没找见类似的。 不久以后，在街头跳舞的年轻人消失了，王波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擦玻璃跟真的似的”的大哥哥。他上了一所据说王朔也读过的“巨乱的”初中，因为班主任的开学训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是闹坯子，别在这惹事儿，知道王朔是谁吗，王朔那样都不敢跟这惹事儿，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果不其然，开学第一天，他因为穿西服被高年级学生从房上跳下来给揍了一顿。
90年代初，千人迪斯科在北京流行起来。迪厅遍地开花，今天西城一个，明儿海淀一个，后天东城又开一个，全是千人大场。王波初中读了小半年后辍学，每天和其他不上学的孩子一块儿在街头晃荡，还是游戏厅、音像店，晚上去各种迪厅跳舞。打口磁带也出现了，那是1993、1994年左右的事，卖打口磁带的人坐在立交桥下，摞好几大盒，全是外文歌。王波一个个挑，专看哪个像《霹雳舞》里那感觉的，十块钱三到五盘，交钱拿走。回家后得拿小改锥把磁带壳撬开，用胶条把磁带切口的地方接上，复原后搁到录音机里听。
就这样大海捞针，还真给他找着了。第一张Hiphop磁带是Naughty by Nature组合（来自美国新泽西的硬核说唱团体）的现场，顺藤摸瓜，找到2pac、Puffy Daddy、Biggie、EPMD……从打口磁带一直听到打口盘，打口盘慢慢变成扎眼盘。“最后就，”王波回想到这忍不住又激动地爆了句粗，“太多了，就听得太多了。”
但真正让王波“疯了”的，远不止找到Hiphop打口碟。香港回归前的90年代中期，昆仑饭店二层有了专门给外国人提供的迪厅，每周四晚上开黑人派对。“长这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黑人，你一进去一看，他们拿下麦就开始说唱，听着跟磁带里是一样，break的时候就转，我都惊了，跟电影里边一模一样。我们也是在跳舞，但我们跳的东西很单一，就是在蹬三轮知道吗，但看他们的时候我真惊了，没见过。”
王波口中的“break（舞曲间歇期/过门段落）”，藏着Hiphop音乐的源起。1973年，纽约布朗克斯区早已流行迪斯科，每到现场DJ换唱片的舞曲间歇期，人声和旋律骤停，只剩鼓点与打击乐，帮派混混们就会进场秀一段霹雳舞，各种炫技。后来，涂鸦兼跳舞爱好者克莱夫·坎贝尔（Clive Campbell）特意在自己办的收费舞会里，在唱片上标记舞曲间歇期的起终点，开始连续不断地播放每张唱片的间歇期鼓点。舞会大获成功，坎贝尔自此以别号“DJ Kool Herc”闻名——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Hiphop文化之父”。
从控制背景音乐的舞厅DJ，发展出喊话调节派对气氛的MC，说唱音乐由此起步。王波在昆仑饭店二层迪厅看到的，正是活生生的黑人Hiphop文化。“穿的衣服全是大号的，金牌，”他在胸前比圈，“我不是跟你吹牛，这么厚的这么大的，纯金的就这么挂了，特别狠，就太狠了，特喜欢。”
那会儿昆仑饭店门口全是东北烤串，烤串边常围着一群黑人，“叭叭叭”一说就一个多钟头，王波和小时候看霹雳舞一样，老在那看。有一次一黑人过来，冲他推了一跟头，意思就是“滾蛋”，王波当下就火了：“我这么喜欢你丫东西，你丫怎么这样啊！”
从那一刻起，王波下了狠心。“你丫等着，我非得会你这东西，我非得把这东西会了。”
2000派对时间
新世纪之初，十二三岁的男孩张睿站在“愚公移山”Live House的舞台下，等待着王波所在的隐藏组合的Hiphop演出。那时的愚公移山还没有搬到段祺瑞府的四合院里，委身在工体附近一家被破旧公共汽车改造成的酒吧背后，有个小舞台，几个贝斯。窦唯的做梦乐队也在那演出过。
此时的王波，俨然已是中文说唱的先驱。他不仅早学会了说唱，从1998年算起，Hiphop派对也已办了两年多。最开始是找各种不景气的酒吧谈合作，自己租机器，几个喜欢Hiphop的朋友各自带唱片轮流放，慢慢吸引同好；再到印小广告，去附近大学宿舍一间间塞传单；最后场地固定了下来，Club Orange老板把这群年轻人的Hiphop派对纳入夜店每周一次的固定环节，也是为了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客流量。王波眼看着参与者从十几人慢慢变成七八十人，时间也挪到了周五晚，妈妈帮忙收门票，20元一张。
办派对让王波从自己的爱好中盈了利。但这无关紧要——那样的Hiphop派对，哪怕在今天也再看不见了。“那会儿跟我们一块说唱的，说韩文的说日语的说英语的，哪儿的人都有，什么风格都有，特别牛掰。除了我们这圈子里边特别喜欢Hiphop的这些孩子，剩下全是外国人。很多外国人知道，北京这地儿有个Hiphop的Party，就只有这么一个地儿有，就我们弄的，都来。”
就在Club Orange，王波认识了美国人老郑、加拿大华裔马克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贺忠，有了后来的隐藏组合，天天没事干，就混在老郑家对着电脑说唱，不管有没有音乐节拍。王波后来连拿三个Iron Mic冠军，他相信自己Battle（地下说唱比赛时一对一对战）时Freestyle的基本功都是从派对和胡吹里练出来的。再后来，Club Orange关了，愚公移山的老板吕志强接纳了这帮Hiphop爱好者——当年，吕志强也是在街头跳霹雳舞的年轻人。再后来，另一个团体“社会滑板”加入，派对有了名字，叫Section 6，和美国一个类似的派对同名。
彼时刚接触Hiphop的男孩张睿，就这样找到了同好者的小众根据地。他还没成为后来唱《团结湖》《北京国安》的Nasty Ray，只是因为喜欢篮球了解到了Hiphop：NBA的中场音乐是Hiphop，球星喜欢的歌手也是Hiphop类型，爱屋及乌入了坑。王波记得台下的张睿，个子瘦小，穿身宽大的篮球服——这身街头风的打扮张睿保持至今，一如喜欢90年代Hiphop音乐风格的固执。 张睿三天两头往音像店跑，淘各种打口碟，学会发现稀奇货时故意装得风轻云淡，捡漏买到宝贝是常有的事。而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家新疆饭店门口，一张白塑料桌边，隐藏和社会滑板这两个“巨大的地下组织”聚头喝酒，王波说：“咱们今天取了这个Section 6这名字，咱们就要把它玩下去，永远把这东西玩下去，不管最后剩下谁。”
要知道，当时的港台乐坛还流行着四大天王。
2001一门生意
“因为它小众，所以你们可能觉得它永远都是新生的。但两千年初这几年，跟现在《中国有嘻哈》一样，大家都看到新的东西了，所有的唱片公司就跟着过来投。麒麟童、功夫乐队的新风音乐、嚎叫唱片、环球、EMI、华纳当时都有做。包括台湾。所有人都跟着签嘻哈音乐人了。”
王晓磊是在这波跟风潮中被签约的说唱歌手之一，当年“龙门阵”组合的MC肆。2001年，18岁的王晓磊揣着爷爷给的一两百块钱，拖着一蛇皮袋，从湖北宜昌来到北京。这是他参加完第一届钢铁麦克（Iron Mic）比赛后作出的决定。那年在上海，黑人Dana（别名Showtyme）组织了第一届钢铁麦克说唱比赛。那届历史性的比赛，王波在老郑的怂恿下去了，开启三连冠的第一篇章，直到今天还被人铭记；MC肆也去了，除了他自己没人记起。
王晓磊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总不被Hiphop圈的人提及。“我这些年是一直在Hustle，都在挣钱，做Hiphop有关的商业、运营的事情。但说实话，Hiphop就是一个最商业的东西，它没有信仰，就是一个证明成功的舞台而已。这就是一个大的游戏。”
3小时里他抽了大概七根烟，时而吞云吐雾，时而下阴劲儿把烟头摁灭。黑色短袖皱着，脖颈左侧单文一粗体“肆”字，臂上竖文四个大字“制霸无欲”，短裤加拖鞋，偶尔边说边抖腿。刚进家门时一股说不上的酸腐味道刺鼻，物件乱七八糟地堆着，四台电脑、一个大电视和调音台占据了客厅大半的空间，桌面柜台上每类东西都多到独立成堆，沾满灰的耳机盒若干，香水瓶若干，塞进书柜一角的眼镜盒若干，堆在衣架顶的各式帽子若干，太阳镜若干……与其说是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是有地方睡觉的工作室。
确实，家里墙上挂着他刚办下来的营业执照，“北京霸道纵横文化有限公司”。“估计这是中国惟一一个有Hiphop基因的公司，”他说，“虽然现在地方寒酸，但不久前外边还有办公室，只是最近有撤资，才把这些设备都搬回来。”执照是最近才办的，但独立厂牌“大肆院”的业务已经做了十几年。业务范围很广，从艺人经纪到音乐制作，到发行推广、市场营销，再到接拍广告和MV、商演合作、活动策划……准确地说，这更像一个Hiphop相关产业的个人作坊，以王晓磊为核心接手商业活动，依赖其人脉落地执行。
但王晓磊擅长把它套上流行的概念往大了说：“Hiphop有自己一条产销链，是完整的生态系统。团队不是全职，但随叫随到，就像江湖打猎一样，我就是一猎人。不是我吹牛，现在中国没几个人懂这个产业链，但商业化的事情，我做了20年了。我是中国Hiphop最后一块油田。”
以前他不愿承認自己商业，因为没挣到钱；现在大大方方认了，但还是要强调，“我内心是很艺术的，我知道艺术是什么。”他是小地方的穷孩子，从小被爷爷拉扯大，读完小学就出了社会，从十四五岁开始，打工当过保安，也在街头混过。早早混社会的人，人生信条里最首要的就是生存，活不下去，一切都是扯淡。偶尔有几个瞬间，能在他的神情中看到《中国有嘻哈》里GAI的影子。他自己也觉得气质有些像，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对王晓磊来说，Hiphop就是生存的手段。来北京后他去了摇滚音乐人聚集的树村，很快迷笛音乐节举办。用他的话说，“2000到2003年左右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一个爆炸期”，所有国内国际媒体都在关注，他算是蹭了个热度，在迷笛音乐节台下Freestyle。就这样被曝光、报道，认识了麒麟童文化公司的经纪人，再后来成立龙门阵组合，签约。“我其实什么都不懂，我知道那牛掰，签完了之后可能就会成名了，就会火了。当时我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想法就很简单，其实跟文化什么都没关系。艺术只是你的情绪表达方式，并不能衡量它的价值。我这人比较实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生存，你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实际上，类似电影《八英里》讲述Eminem通过地下说唱Battle成功从贫民窟、街头混混一跃成为签约歌手和传奇人物的故事，无疑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种典型Hiphop叙事。对生于美国贫民窟的黑人（以及极少数白人）来说，篮球、说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实现阶层流动、甚至名留青史的机会，而那些成功留名的前人，DJ Kool Herc、2pac、The Notorious B.I.G.、Dr. Dre、Eminem、Jay-Z等，几乎构成了整个70到21世纪初的Hiphop历史。”
王晓磊接触到Hiphop的第一感受，也是成功学。“最早的时候我们看歌词都不懂在唱什么，然后你看到的MV里面是，大妞豪车房子，然后努力、成功，就这些东西，没别的，再有就是兄弟。我觉得这就是real的东西，那这个real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成功。
“我在Hiphop圈里没朋友，都是利益。我只尊敬阴三儿、王波。王波可能说‘我就得站着，我宁愿饿死我要跟你们干，我是最后的soldier。’我不是，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就是说行，你大哥我跪着先弄，但是我要达到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是成为Jay-Z那样的大佬。”（Jay-Z身兼美国著名嘻哈歌手、唱片制作人、企业家多重身份，是Hiphop史上知名唱片公司“绝对即兴Def Jam”的总裁） “但是他们都从来不提我，没人提我，其实我干了好多好多事，摆在眼前都不愿意提我。所有人可能都不太理解我，也不太知道我。我是最委屈的一个人，他们都认为我是商业，但我是为了我自己生存而活下去。”
2004此消彼长
当年与唱片公司签约的说唱歌手，几乎或多或少感到了不满。
王波所在的隐藏组合签了嚎叫唱片，200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为人民服务》。那张专辑里有首他最讨厌的歌，《在北京》：“谁跟我说波爷我打从小就支持你，听你《在北京》，我去你X，我就走了XX，我就不爱听了XX，你就知道那首歌我X。”是一连爆四个粗口的不忿。那是一首在唱片公司要求下做出来的歌，前后就花了半小时，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果然，这成为了隐藏当年最知名的一首歌。“莫名其妙就火了。我们是应该火，但他们只知道那首，没人知道我们其他的作品。”
签约龙门阵唱片的王晓磊也并没有迎来意想中的名利。相反，那可能是他最苦的一两年。住地下室，出场费一万的演出他大概只能到手250块，公司说每月有600块的生活保障，结果是从未来演出费中扣除的“预支款”。觉得被压榨，他和公司闹，结果被雪藏。最落魄的时候，他连着饿了三天，下铺吃水煮牛肉，他求分享，得到一句“想吃自己去挣啊”。
王晓磊从此发誓，不再让任何公司控制自己。2004年离开龙门阵，他创立了自己的独立厂牌“大肆院”——他要去做那个控制别人的人。“自己也能做推广的自信”，得益于互联网在中国的逐渐兴起。那年，王晓磊尝试做了一个视频，画面内容拼接自各种AV前戏，以自己的歌为背景音乐，整合发到网上。500万播放量，几乎唾手可得。“不能只靠传统渠道，你必须让歌有人听啊。”
2004年，张睿已经听了四年Hiphop了。这四年，他把Hiphop的来龙去脉捋了个清楚，终于在这年给自己取了个别名，Lil Ray（Lil是little的缩略），开始尝试自己说唱。一年后，17岁的他拿下自己的第一个MC Battle冠军。不久，他就可以面对着媒体不无骄傲地说，“我从17岁起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不拿家里一分钱了。”尽管被父母逼着上了大学，但他在大学几乎没上过课，整个在Hiphop相关工作中度过，做网站编辑、参加Battle比赛、接商演、做DJ、写歌录歌……等到更大些，他改名Nasty Ray，把每一年与Hiphop相关的事分条列目地记录在豆瓣小站里：十几场各种Battle比赛冠军，CBA中场演出嘉宾，音乐节，商演，演唱会嘉宾，广告，媒体采访……从始至终，他没签过任何一家唱片公司，“因为自由。”
再后来，龙门阵唱片公司黄了。曾签约龙门阵的音乐人小老虎提起往事时，反而相当庆幸，理由同样是“自由”——年轻时一纸合约买断十年，恰甲方倒闭，正合心意。王晓磊早已自视为产业从业者，他这样分析当时Hiphop的退潮：“当时市场不好，那个时候的人是内敛的、不外露，Hiphop是open（外放）的状态，所以那时候放在一些渠道上宣传、推广、制作，都很难弄。而且那代人根本不懂Hiphop，在美国，从设计师到文化的销售人群，它有个完整的独立系统，现在叫生态系统、产销链，跟流行音乐还不一样。中国当时要依托摇滚的圈子或者主流流行的圈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帮人肯定是要利益最大化的，加上本来这音乐就有点逆反，后来就有点玩得太过了。”
外界资本退潮，民间Hiphop原生力量却在全国各地悄然生长，方言说唱兴盛一时。2002年，上海出现了“竹游人”Hiphop组合，江湖上有了“南竹游北隐藏”之说；2003年，说唱团体“Gosh”前身“Keep Real”在重庆成立，“精气神”组合前身“DumDue”出现在广州，南京有了饶舌团体“D-Evil”……
2017偶像养成与嘻哈骂战
7个月前，在爱奇艺CEO龚宇的办公室里，制片人陈伟陈述《中国有嘻哈》网综节目策划时，无论怀着怎样的冒险精神与自信，都大概想象不到这个夏天嘻哈风暴的爆热景象。自6月24日第1期节目上线至9月2日第11期，每期播放量都达到两亿左右，总计约23亿；吴亦凡一句“你有freestyle吗”成为7月初在各微信公众号刷屏的网络流行语，随后张震岳、热狗一唱一和的“我觉得OK”“我觉得不行”成为年轻人中流行的对话体；文化娱乐类媒体用各种姿势蹭着嘻哈热度，唯恐落于人后。
要搞一档嘻哈节目的消息，2017年初就在圈子里传开了。节目组的选人导演飞到了全国各地。圈里有些资历的说唱老炮儿，自然无一例外受到过邀请。王波不假思索地摇头，“没去”，他早在十年前转向了雷鬼乐、电子乐和实验性质的现场乐队；Nasty Ray皮笑肉不笑地扯了下嘴角，“我问有出场费吗，没有？不去。前后可能有十来个导演找过我，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有。就算了呗。”他们也有朋友选择参加：艾福杰尼、黄旭去了，分别进了三强和六强，很好；被称为“大狗”的王可去了，在40进20时被淘汰，也没关系，今年钢铁麦克比赛还得他来组织——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节目捧红了红花会PG ONE和GAI等一票走到赛程后段的嘻哈歌手，也淘汰了更多圈内已小有名气的人，这外来的一套选秀逻辑打乱了小众圈内原有的等级秩序，让地下Rapper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想想看，之前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朋友，突然有一天，你朋友火了，你是什么感受？”摩登天空MDSK经纪人南西说。而Nasty Ray说的是：“马思唯没出名之前是我的粉，包括GAI，那些人誰没受过我们这些人的影响。他要说没受过那肯定是他吹牛逼或者是不愿承认，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新的一代人未必会承认老的一代人。”
新嘻哈粉丝寻着旧微博的踪迹而来。原本活在大众视线之外的地下说唱歌手和团体，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浮出了水面。这是一群自带矛盾的真人秀选手：地下说唱团体间存在着新仇旧怨，偶像与地下之间天然不合，Rapper们习惯互相diss（在Hiphop里指在歌词里攻击对方），有不满时敢于向节目组表达态度、以“真”为信条……《中国有嘻哈》聪明地抓住了这样的碰撞与悬念，经过剪辑集中呈现在屏幕上——影视剧本写作里，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矛盾。有人笑，“多少真人秀节目组想有一个GAI。” 群众在看好戏。形势逼着人站队：两大热门夺冠选手PG ONE和GAI公开互相diss，你支持谁？年轻人喜欢的trap流派，是不是就比老派（old school）浅薄？你怎么看待《中国有嘻哈》，地上和地下Hiphop文化，到底有没有本质区别？
从微博、贴吧到知乎，不少有关嘻哈的话题成了一片揭黑幕、粉丝骂战的汪洋。有人翻出了五年前王波和红花会贝贝的Battle纠葛，贝贝的粉丝跑来王波微博下开骂，王波一开始还回复和互动。也有不少媒体找上来，希望他们聊聊Hiphop文化、对节目的盛行表个态。王波特意发长微博，把现在流行的“嘻哈”和“Hiphop文化”分判为二、辩证看待；Nasty Ray说着了解Hiphop历史的重要性；小老虎用一贯的调侃消解严肃：“有人问我怎么看《中国有嘻哈》，我是正着看、反着看，翻江倒海地看，用老花镜看，用显微镜看，仔仔细细地看，用肉眼看、用心眼看、用灵魂看、用每个毛孔去看——总而言之，我是用手机看。”
Nasty Ray评论得很干脆：“我没看。”
2013市场培育
王晓磊也想做一个嘻哈比赛，他嫌《中国有嘻哈》“剧情化、商业化、娱乐化太重”。8月底，工体附近Mix Club的Hiphop派对上，一张“中国嘻哈现场”启动仪式的海报展示在大屏幕上，但没有额外的任何环节和解释。晚上11点半演出才开始，进来的人却越来越多，尽管后边在吧台坐着的大部分人表情木然，似乎只是来看个新鲜，并不为地下Rapper们的表演感到兴奋。这场派对上，MC大狗出场时呼声最高——尽管大狗没有在节目中走得更远，但依然收获了大众场域的知名度。某种程度上，王晓磊说得没错，“现在全国也只知道PG ONE和GAI。”
各种Live House在这个夏天推出了Hiphop的演出，海报设计得十分取巧。他们会在同样名目下组织几个不同时间的拼盘演出，将所有歌手的照片放在一张海报里，把GAI、Bridge等参加过比赛、人气较旺的歌手的照片放在海报最中间，然后每场演出都用上同一张海报。签下红花会、TT、双胞胎OB03的摩登天空下属的MDSK厂牌也趁热打铁，9月初在成都办了一场专门的嘻哈音乐节。摩登天空早在2016年就抢占了先机，将嘻哈歌手陈冠希、万妮达纳入麾下，也成立了专门的嘻哈厂牌MDSK，签下红花会。这被很多媒体看作先见之明，但据总裁沈黎晖轻描淡写的说法，自己不过是走运。
运气不能说明市场走向，数据却可以解释。自从做了独立厂牌，生意人王晓磊开始关注Hiphop相关的搜索指数和数据分析。“这一次《中国有嘻哈》的爆炸是情理之中的，因为2013年以后，数据就变了。2013年之前的数据都是平的，2013年之后就开始暴增。”
制片人陈伟让节目组做嘻哈产业数据的相关调查时，也几乎是白手起家。找不到可供借鉴的第三方数据分析案例，毕竟，没人做过一档这么小众文化的综艺。导演车澈去年倒也在江苏卫视做过一档主打电音概念的《盖世音雄》，没引起多大反响。小众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据媒体报道，车澈平时有个小习惯，爱翻翻微博互动量看数据：“我发现一般二线以下的流行小歌手，粉丝数量通常在大几十万、一两百万之间，但他们的微博粉丝留言数量大概只有一两百条。反而是那些地下Hiphop歌手，他们的粉丝数量一般在1到3万，最牛也就5到8万，可网友给他们的留言同场都会有500到800则（一条微博），嘻哈歌手粉丝黏性高嘛，是有受众的。”
王晓磊感叹着市场的变化，“从小接触欧美文化这些小孩，现在都长大了。”
1998新一代
见到双胞胎OB03是《中国有嘻哈》总决赛录制结束的第二天。或许说当天更为合适，作为《中国有嘻哈》15强，他们被节目组邀请参加总决赛录制，直到凌晨才结束，一头栽倒在酒店床上时，天都亮了。
听说自己将被作为年轻一代Rapper的代表写进文章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笑：“我们够年轻了吧，19岁。”
他们和PG ONE、TT、小白、欧阳靖同属吴亦凡战队。除了传奇前辈欧阳靖外，其他4人全部签约摩登天空，战队也因此被叫作“摩登小组”。签约摩登天空是哥哥M03最初参加节目就定下的小目标。他们不大想做独立音乐，几乎不曾纠结过，原因理性而明确：“我感觉这两年是Hiphop发展最快的时候，如果你浪费时间去营销自己的话，磨磨唧唧的，什么时候才是个头，现在就是重在发展。”
这个小目标实现得很快。比赛录制到15强左右时，双方意向已经基本谈妥，不过花了一次火锅一次肯德基的功夫。两兄弟真正玩说唱的时间并不长，一个一年一个半年。2015年，弟弟Obi在日本上YouTube网站，看到一个有关Hiphop歌手生活的纪录片。印象尤深的一个情节是，主人公跟朋友去逛衣服店，挑了几件出来，说，这几个不要，其他全要了。
“觉得，啊我以后也一定要那样子！帅。”弟弟Obi说。
“帅哭了。”哥哥M03补充。
他们大大方方地说着自己“想被很多人知道”的愿望，调侃着规避掉匪帮说唱里常见的不法情节。“稍微三十多岁的人他可能会说，哎你看这些小孩玩这些东西，新一代年轻人会被他们带坏，因为你看欧美都是干什么坏事，但我们完全不是，”两兄弟对视一笑，“因为在中国做广告比在欧美做那些事还挣钱，哈哈。”
参加节目后，愿望离他们更近了些，比如，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了——“不，是一定要坐头等舱。”哥哥说。同战队的小白只比他们大一岁，前几天还在不动声色地炫耀粉絲数量：“我以为最多涨到30万粉，没想到破百万了！”
最近回福州演出时，双胞胎也感受到了节目吸粉的力量。尽管他们出生在东京，但福州算是他们长大的地方，直到读高中时和老师发生争执决定退学，两人才一起投奔了母亲的老家沈阳。开始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玩编曲的哥哥负责配乐，弟弟做了剪辑。2015年在日本接触到Hiphop后回了沈阳，他们开始自己在家买设备琢磨编曲、录音，再之后找沈阳当地的小剧院组织Hiphop演出，也就一两年前的事。那时候，台上台下忙前忙后，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根本没人理会他们——这次回福州，感觉最多能装下两百人的场地塞进了八百多人，门口有人蹲着等他们来，一个个签名。人太多了签不完，还得工作人员帮忙把他们拉进门。 门一关，“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原来也有这么多人喜欢，心里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吧。”弟弟说。
“膨胀吗？”哥哥转头问弟弟，故意夸大了措辞调笑。
“膨胀个啥呀膨胀，我没有膨胀。”弟弟低头摆手。
“膨胀应该人人都会。我没有到膨胀那个点，我现在在，沸点。”哥哥眯起眼睛笑自己的机智。
1998年，为了组织Hiphop派对，王波一张张往大学宿舍塞小传单，大概也只能招揽来几十个人；十几年后，为了类似的理由，1998年出生的双胞胎OB03也打印了一千张小卡片。不同的是，十几年后的小卡片上只有一个二维码和四个字，“沈阳地下”。
OB03把这些小卡片随便撒在了沈阳的大街上。“能把它捡起来、会去扫码的，绝对是年轻人，而且是好玩的年轻人。”
1987-2017未完待续
第一次“沈阳地下”派对，OB03靠大街上随便撒的一千张小卡片，吸引来了一百多个“好玩的年轻人”。
时代确实不同了。面对那些需要站队表态的问题，OB03几乎完全站在了上一代Hiphop人的反面。Nasty Ray最强调历史，认为那些玩说唱却不了解说唱历史的人就像踢足球的不知道罗纳尔多；OB03却说，我们不是那种喜欢追随历史的人，我们会慢慢了解，但不是一上来先把这些历史全弄明白了，不如先做再慢慢研究，从模仿当下喜欢的开始，再尝试做一些新东西。
王波说他所追求的是Freestyle，这是Hiphop的本质，如同中国的太极；OB03却说，我们一出来就是一个录音室歌手，我们确实没什么Freestyle和Battle的经验。但话说回来，你想要让圈子里认识的话，总得找个途径。以前那个时候，互联网、录音设备、电脑、伴奏都没那么普及廉价，没别的选择，不只好面对面Battle吗？
OB03觉得，没有地上地下之分，只有做得好坏之分，努不努力、成不成功之分，挺讨厌那种拿“地下”作挡箭牌的人；Nasty Ray解释说，“地下”有两种意思，一种指代90年代末兴起的“Underground Hiphop”风格，一种指不出名的地下生存状态。
只有在面对一个问题时，几乎所有Hiphop圈内人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你怎么看待Hiphop和商业的关系？
所有人都肯定地说，Hiphop和商业并不冲突。但抛开商业，每个人通过Hiphop想坚持的东西，各自不一。Nasty Ray做着DJ，办Natural Flavor派对，尽管知道如今派对关注的人少，“大家都是想看演出看热闹”，“但这是中国最缺少的东西。”王波坚守着他十几年前在酒桌边的许诺，Section 6没有停下来，尽管也有那么几年只剩下一两场活动。小老虎拒绝给自己贴标签，一直在跨界，把做戏剧的经验融进了自己的说唱，拍摄起一系列“Freestyle很危险”的视频，在文字的组合里寻找游戏和诗意。王晓磊想建立自己Hiphop的王國。OB03想找到MV里那种足够酷的生活。哪怕是在外人看来只会模仿和复刻偶像行为的粉丝，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正在自己的生活里，从模仿出发，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创造之路。
每个人都在寻找，这就够了。
（参考资料：《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嘻哈这门生意》《贩卖音乐》。张明萌、何钻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