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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矿难，处在一线的矿工生活如何？他们的思想状况怎么样？记者在辽宁、陕西、河南、山西等地一些煤矿采访了部分矿工。记者发现，作为安全事故的直接受害者和安全措施的直接落实者，矿工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
工作在“最底层”的人
头戴着装有矿灯的安全帽，身穿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脚踏齐膝的黑色胶靴，两手乌黑，鼻孔下面的两道煤黑分外显眼。脸上沾满煤粉，牙齿和眼白显得很白，这就是煤矿工人。如果不是发生矿难，这样的形象外界是很少见到的。每次在矿难现场，这样的形象都令人震撼。“他们是工作在‘最底层’的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监二司副司长商登莹说，“煤矿工人干的是最险、最累的活，他们就像是在‘地狱’里干活一样。”当前煤矿开采基本采取人海战术，有些矿井开采已近百年，开采深度越来越大，工作环境越来越差。许多煤矿的采深在600米～800米，有的矿达到1050米。
在郑煤集团，一位姓赵的矿工说：“有的矿井井下温度接近40摄氏度，工人们都是裸体下井，下井后先刨个水坑，一半矿工挖煤作业，一半先泡在水里降温，两拨人轮流更换。”阜矿集团的个别矿井由于地压太高，矿工下井都在胸前带个护板，如同防弹背心一样，防止地压造成石子乱崩伤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白班的矿工甚至几天才能见到一次太阳。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山西省西山煤电集团老矿工亢龙田说：“我每次开人大会的时候，提的最多的建议和意见就是煤矿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孩子上学难、就业难、找对象难。我们煤炭工人煤吸肺率相当厉害，我就建议多开几个洗煤吸肺中心。工人工作10年以后肺应该洗一下。”
与矿工的工作环境一样差的还有他们的收入。在孙家湾煤矿遇难矿工张学金家记者看到，最值钱的家当是洗衣机和电视机。洗衣机锈迹斑斑，酸菜缸空洞洞的，墙角孤零零地立着几颗白菜。张学金的女儿张玲说：“我妈下岗10年了，每月退休金350元，还有肺病。看病全是自己花钱。父亲下井30年，落下了腰疼、神经衰弱的毛病，一个月只能上10多个班，能挣300元。我的单位有时每月能发200多元，有时连200元也发不了。为了让日子过得好点，能给母亲多拿些钱看病，父亲才拼着老命下井的。”孙家湾煤矿许多遇难矿工的配偶和子女都没有工作，有的家中有病人，生活艰难，下井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孙家湾煤矿矿难发生后，记者来到阜新太平区高德街道双城社区，走进遇难矿工季福元的家里。这是一所只有两间屋的小平房，季福元49岁的妻子苏东霞患有严重冠心病，身体虚弱，加上极度悲伤，已无法大声说话。他们24岁的儿子还没有工作。更令人心酸的是，这位遇难矿工家里当时只剩两袋煤，连冬天也无法度过。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监一司副司长宋元明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大大降低。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家中的烟、酒、粮都是特供的。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挣钱比俺的命更重要”
44岁的老赵是位已有20多年下矿经历的老矿工，妻子打零工，孩子在读初中，自己现在海州立井采掘一线，月收入1000多元。他说：“家里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下井。可我不下井，孩子上学的花销从哪出？再说，这里能按月开资，跟我曾在王营子矿干活拖欠工资相比，我已经很满足了。”老赵告诉记者，现在就是太累了，每天下午4时接班，半夜12时下班，坐小火车回家，火车正点的话也要后半夜2时到家，每天就是睡觉、赶车、干活，能好好吃上一顿饭就很不错了。
陕西陈家山煤矿矿工张文川遇难前与儿子最后一次见面时对儿子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就可以脱离煤矿，不用再下井受苦了。张文川的儿子张军军是陕西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张军军说，他的父亲在陈家山煤矿当了25年的变电工，不幸在2004年“11·28”事故中遇难。弟弟读初三，母亲一个月只能领到300元的退休金。他和弟弟一年4000元的学费都是借来的。他上学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主要靠父亲六七百元的工资。出了事后，母亲一直精神恍惚，经常念叨着：不是为了孩子念书，他也不想下井，不下井就不会死。
“唉！人穷了，命就不值钱了！”在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事故现场，几名陕西矿工面对记者唉声叹气。2005年3月9日，这座煤矿非法生产发生瓦斯爆炸，28名矿工遇难。他们正准备再去找一家煤矿下井。记者问：“这个矿是非法生产矿，在这里上班，你们不怕吗？”一位姓邓的矿工说：“谁不怕？这次事故我们陕西老乡就死了十几个。家里盖房，孩子上学，欠了一屁股债。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0块，干3个月就等于在老家村里一年的收入。只要有点办法能挣钱养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卖命？”
面对危险，矿工无权说“不”
记者发现，矿工在安全生产上显现出的无奈和无助，以及对安全意识的无知心态，令人忧虑。
“设备再先进，制度再好，矿里没人替咱矿工说话，不把工人的命当回事，我们哪有安全感！”一位63岁的陕西陈家山煤矿退休矿工气愤地说，“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但是，对安全防范制度的执行还不如以前了。事故发生前几天，井下着火，火苗扑出来燎了两个工人的头发，火一扑灭矿里就让继续干活。那段时间，每班都有好几次瓦斯报警器因为瓦斯超标自动断电，这样的情况按规定应该停产排险。可供电房把闸门推上就继续生产。直到28日，明火虽然扑灭，起火原因并未查清。煤矿仍让职工下井，不下井就罚钱！过去，矿长经常到矿工家里走走，听矿工说说情况，可现在的矿领导，不仅下矿很少，而且经常见不着面。”
在孙家湾煤矿，记者问几名井下一线矿工：“平时遇到险情，你们还敢下去吗？”几名矿工有的面无表情，有的摆摆手，还有的看到记者发问扭头就走。这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放炮员大声说：“我们矿工也怕死啊，有时候井下瓦斯量大了，工人们说不干就不干？那可不敢，得听领导的。常听见班长说：‘超标咋的啦？干吧，没事！不是4分才响吗？这不才3分吗？’井下发生火灾的事情是经常的，只不过抢救及时，都扑了，才没有酿成事故。说实话，井下领导说了也不算，他也得听上面大领导的。要是因为瓦斯量大不出煤了，大领导就会责怪下来。”
2005年3月9日，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一位湖北籍矿工说：“我原来在晋城一座大矿下井，那里安全条件要好得多，可是工资低。为了能多挣几百块钱我来到这个矿。这个矿井下的绞车工、采掘工根本没有培训过。事故发生前几天，矿里才给矿工配了自救器。矿里教他们防瓦斯的办法，就是用镐头敲，如果听到发空的声音就要注意。有险情，我们也得听老板的，说下就得下，要不就把你开除了。我们每天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每次下矿就像是赌博。”
在辽宁孙家湾矿难抢救现场，一位矿工从井下被抢救上来，在医院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再让我放一炮！”“超产量是模范、不怕死是英雄”，在不少国有大矿，矿工还存在着这样的心态。陕西陈家山煤矿遇难矿工刘志燕的妻子陈梅说，刘志燕是综掘二队的副队长，出事前几天，大家都知道井下情况不太好，她也劝刘志燕在家休息几天避避危险，刘志燕却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两天正是矿上用我们的时候，怎么能休息？”在事故现场，记者避开所有的领导与工友，问一位矿工为何明知有危险还下井，他说：“一方面是怕扣钱，反正危险、责任都有领导担着，我们哪想那么多？另一方面，挖煤本来就是高危险的行业，危险的时候多了，一说危险就不下井？那你们记者为什么还抢着到战场上去采访呢？”
在辽宁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掘进队门旁的宣传牌上，醒目地写着“经济效益争第一、降低成本争第一、质量标准化争第一、职工收入争第一、三个文明建设争第一”，偏偏没有“安全第一”的标语。陕西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霍世昌说，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国有煤矿一直进行着我为祖国做贡献、我为祖国献乌金的宣传教育，至今仍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劳动竞赛，这种超产光荣、减产落后的群体意识与企业、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一接轨，在一些煤矿形成了从上到下的超产动力，而没有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给庙里烧烧香心里才踏实”
2004年5月18日，山西省交口县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33人。据记者了解，这座被勒令停产的煤矿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遇难者中没有瓦斯员，也就是说，瓦斯员根本没有下矿。刘开武，山西交口县蔡家沟煤矿煤尘爆炸事故的幸存者。当时记者在医院见到刘开武后，他焦躁不安，嚷嚷着要回矿上看看。刘开武告诉记者：“我十年前在四川老家下过矿，听说山西的工资高就来了。在这里一个月能挣1500多元。这个矿条件还不错，有瓦斯员。老板说这个矿是低瓦斯矿，让我们放心大胆地干。谁知道说出事就出事了。在矿底下7个小时，当时我绝望了，只能听天由命。没想到还能上来。以后再也不下矿了。”矿工卓都江说：“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干完吃了饭就睡觉。有时到村外转转。钱要省着花，多攒点给家里寄回去。这次事故我们四川的死了二十多个。我算命大，爆炸时正好在井上。这下矿关了，我又得重新找个矿干了。”
2005年3月22日，在山西省朔州矿难现场，记者见到了同样靠“命大”而活下来的四川籍矿工罗元兵。罗元兵告诉记者：“我和几个老乡正月廿八到了矿上，第二天就下井了。当时有两个带班的告诉我们不要带火柴和打火机下井，要戴好安全帽。”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前3天，有3名矿工在井下因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幸亏治疗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当记者问到矿上有没有配备自救器时，罗元兵反问到：“什么是自救器？”
在山西省朔州矿难现场，与井口一样被事故损坏的还有一座窑神庙。庙里的香火依稀可见。这样的场景，记者在山西省中阳县后沟煤矿、交口县蔡家沟煤矿、隰县梁家河煤矿现场同样见过。矿井附近无一例外都有一座小庙，矿工们称之为窑神或土地爷。在交口县蔡家沟矿难现场，记者问矿工卓都江：“你觉得窑神能保佑你们安全吗？”连“一通三防”都不知道的卓都江说：“矿工们经常要在小庙前烧烧香、放些香烟、水果，作为供品。这也是煤矿的规矩。唉，下矿就是碰命。烧烧香心里总觉得踏实些。”
工作在“最底层”的人
头戴着装有矿灯的安全帽，身穿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脚踏齐膝的黑色胶靴，两手乌黑，鼻孔下面的两道煤黑分外显眼。脸上沾满煤粉，牙齿和眼白显得很白，这就是煤矿工人。如果不是发生矿难，这样的形象外界是很少见到的。每次在矿难现场，这样的形象都令人震撼。“他们是工作在‘最底层’的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监二司副司长商登莹说，“煤矿工人干的是最险、最累的活，他们就像是在‘地狱’里干活一样。”当前煤矿开采基本采取人海战术，有些矿井开采已近百年，开采深度越来越大，工作环境越来越差。许多煤矿的采深在600米～800米，有的矿达到1050米。
在郑煤集团，一位姓赵的矿工说：“有的矿井井下温度接近40摄氏度，工人们都是裸体下井，下井后先刨个水坑，一半矿工挖煤作业，一半先泡在水里降温，两拨人轮流更换。”阜矿集团的个别矿井由于地压太高，矿工下井都在胸前带个护板，如同防弹背心一样，防止地压造成石子乱崩伤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白班的矿工甚至几天才能见到一次太阳。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山西省西山煤电集团老矿工亢龙田说：“我每次开人大会的时候，提的最多的建议和意见就是煤矿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孩子上学难、就业难、找对象难。我们煤炭工人煤吸肺率相当厉害，我就建议多开几个洗煤吸肺中心。工人工作10年以后肺应该洗一下。”
与矿工的工作环境一样差的还有他们的收入。在孙家湾煤矿遇难矿工张学金家记者看到，最值钱的家当是洗衣机和电视机。洗衣机锈迹斑斑，酸菜缸空洞洞的，墙角孤零零地立着几颗白菜。张学金的女儿张玲说：“我妈下岗10年了，每月退休金350元，还有肺病。看病全是自己花钱。父亲下井30年，落下了腰疼、神经衰弱的毛病，一个月只能上10多个班，能挣300元。我的单位有时每月能发200多元，有时连200元也发不了。为了让日子过得好点，能给母亲多拿些钱看病，父亲才拼着老命下井的。”孙家湾煤矿许多遇难矿工的配偶和子女都没有工作，有的家中有病人，生活艰难，下井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孙家湾煤矿矿难发生后，记者来到阜新太平区高德街道双城社区，走进遇难矿工季福元的家里。这是一所只有两间屋的小平房，季福元49岁的妻子苏东霞患有严重冠心病，身体虚弱，加上极度悲伤，已无法大声说话。他们24岁的儿子还没有工作。更令人心酸的是，这位遇难矿工家里当时只剩两袋煤，连冬天也无法度过。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煤监一司副司长宋元明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大大降低。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家中的烟、酒、粮都是特供的。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挣钱比俺的命更重要”
44岁的老赵是位已有20多年下矿经历的老矿工，妻子打零工，孩子在读初中，自己现在海州立井采掘一线，月收入1000多元。他说：“家里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下井。可我不下井，孩子上学的花销从哪出？再说，这里能按月开资，跟我曾在王营子矿干活拖欠工资相比，我已经很满足了。”老赵告诉记者，现在就是太累了，每天下午4时接班，半夜12时下班，坐小火车回家，火车正点的话也要后半夜2时到家，每天就是睡觉、赶车、干活，能好好吃上一顿饭就很不错了。
陕西陈家山煤矿矿工张文川遇难前与儿子最后一次见面时对儿子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就可以脱离煤矿，不用再下井受苦了。张文川的儿子张军军是陕西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张军军说，他的父亲在陈家山煤矿当了25年的变电工，不幸在2004年“11·28”事故中遇难。弟弟读初三，母亲一个月只能领到300元的退休金。他和弟弟一年4000元的学费都是借来的。他上学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主要靠父亲六七百元的工资。出了事后，母亲一直精神恍惚，经常念叨着：不是为了孩子念书，他也不想下井，不下井就不会死。
“唉！人穷了，命就不值钱了！”在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事故现场，几名陕西矿工面对记者唉声叹气。2005年3月9日，这座煤矿非法生产发生瓦斯爆炸，28名矿工遇难。他们正准备再去找一家煤矿下井。记者问：“这个矿是非法生产矿，在这里上班，你们不怕吗？”一位姓邓的矿工说：“谁不怕？这次事故我们陕西老乡就死了十几个。家里盖房，孩子上学，欠了一屁股债。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0块，干3个月就等于在老家村里一年的收入。只要有点办法能挣钱养家，谁愿意钻这‘黑窟窿’卖命？”
面对危险，矿工无权说“不”
记者发现，矿工在安全生产上显现出的无奈和无助，以及对安全意识的无知心态，令人忧虑。
“设备再先进，制度再好，矿里没人替咱矿工说话，不把工人的命当回事，我们哪有安全感！”一位63岁的陕西陈家山煤矿退休矿工气愤地说，“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但是，对安全防范制度的执行还不如以前了。事故发生前几天，井下着火，火苗扑出来燎了两个工人的头发，火一扑灭矿里就让继续干活。那段时间，每班都有好几次瓦斯报警器因为瓦斯超标自动断电，这样的情况按规定应该停产排险。可供电房把闸门推上就继续生产。直到28日，明火虽然扑灭，起火原因并未查清。煤矿仍让职工下井，不下井就罚钱！过去，矿长经常到矿工家里走走，听矿工说说情况，可现在的矿领导，不仅下矿很少，而且经常见不着面。”
在孙家湾煤矿，记者问几名井下一线矿工：“平时遇到险情，你们还敢下去吗？”几名矿工有的面无表情，有的摆摆手，还有的看到记者发问扭头就走。这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放炮员大声说：“我们矿工也怕死啊，有时候井下瓦斯量大了，工人们说不干就不干？那可不敢，得听领导的。常听见班长说：‘超标咋的啦？干吧，没事！不是4分才响吗？这不才3分吗？’井下发生火灾的事情是经常的，只不过抢救及时，都扑了，才没有酿成事故。说实话，井下领导说了也不算，他也得听上面大领导的。要是因为瓦斯量大不出煤了，大领导就会责怪下来。”
2005年3月9日，山西省交城县香源沟煤矿二坑发生瓦斯爆炸。一位湖北籍矿工说：“我原来在晋城一座大矿下井，那里安全条件要好得多，可是工资低。为了能多挣几百块钱我来到这个矿。这个矿井下的绞车工、采掘工根本没有培训过。事故发生前几天，矿里才给矿工配了自救器。矿里教他们防瓦斯的办法，就是用镐头敲，如果听到发空的声音就要注意。有险情，我们也得听老板的，说下就得下，要不就把你开除了。我们每天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每次下矿就像是赌博。”
在辽宁孙家湾矿难抢救现场，一位矿工从井下被抢救上来，在医院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再让我放一炮！”“超产量是模范、不怕死是英雄”，在不少国有大矿，矿工还存在着这样的心态。陕西陈家山煤矿遇难矿工刘志燕的妻子陈梅说，刘志燕是综掘二队的副队长，出事前几天，大家都知道井下情况不太好，她也劝刘志燕在家休息几天避避危险，刘志燕却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两天正是矿上用我们的时候，怎么能休息？”在事故现场，记者避开所有的领导与工友，问一位矿工为何明知有危险还下井，他说：“一方面是怕扣钱，反正危险、责任都有领导担着，我们哪想那么多？另一方面，挖煤本来就是高危险的行业，危险的时候多了，一说危险就不下井？那你们记者为什么还抢着到战场上去采访呢？”
在辽宁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掘进队门旁的宣传牌上，醒目地写着“经济效益争第一、降低成本争第一、质量标准化争第一、职工收入争第一、三个文明建设争第一”，偏偏没有“安全第一”的标语。陕西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霍世昌说，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国有煤矿一直进行着我为祖国做贡献、我为祖国献乌金的宣传教育，至今仍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劳动竞赛，这种超产光荣、减产落后的群体意识与企业、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一接轨，在一些煤矿形成了从上到下的超产动力，而没有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给庙里烧烧香心里才踏实”
2004年5月18日，山西省交口县蔡家沟煤矿发生煤尘爆炸事故，死亡33人。据记者了解，这座被勒令停产的煤矿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遇难者中没有瓦斯员，也就是说，瓦斯员根本没有下矿。刘开武，山西交口县蔡家沟煤矿煤尘爆炸事故的幸存者。当时记者在医院见到刘开武后，他焦躁不安，嚷嚷着要回矿上看看。刘开武告诉记者：“我十年前在四川老家下过矿，听说山西的工资高就来了。在这里一个月能挣1500多元。这个矿条件还不错，有瓦斯员。老板说这个矿是低瓦斯矿，让我们放心大胆地干。谁知道说出事就出事了。在矿底下7个小时，当时我绝望了，只能听天由命。没想到还能上来。以后再也不下矿了。”矿工卓都江说：“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干完吃了饭就睡觉。有时到村外转转。钱要省着花，多攒点给家里寄回去。这次事故我们四川的死了二十多个。我算命大，爆炸时正好在井上。这下矿关了，我又得重新找个矿干了。”
2005年3月22日，在山西省朔州矿难现场，记者见到了同样靠“命大”而活下来的四川籍矿工罗元兵。罗元兵告诉记者：“我和几个老乡正月廿八到了矿上，第二天就下井了。当时有两个带班的告诉我们不要带火柴和打火机下井，要戴好安全帽。”据了解，在事故发生前3天，有3名矿工在井下因吸入有害气体中毒，幸亏治疗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当记者问到矿上有没有配备自救器时，罗元兵反问到：“什么是自救器？”
在山西省朔州矿难现场，与井口一样被事故损坏的还有一座窑神庙。庙里的香火依稀可见。这样的场景，记者在山西省中阳县后沟煤矿、交口县蔡家沟煤矿、隰县梁家河煤矿现场同样见过。矿井附近无一例外都有一座小庙，矿工们称之为窑神或土地爷。在交口县蔡家沟矿难现场，记者问矿工卓都江：“你觉得窑神能保佑你们安全吗？”连“一通三防”都不知道的卓都江说：“矿工们经常要在小庙前烧烧香、放些香烟、水果，作为供品。这也是煤矿的规矩。唉，下矿就是碰命。烧烧香心里总觉得踏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