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1年于天津私立工商学院附中高中毕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早已沦陷，那年我虽同时考上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却因祖母年高，父亲避日伪纠缠而杜门不出，我是长子，家里事无巨细都要我出面操持，无法离开天津。出于无奈，只好升入工商学院商科做本科生。读了两年，因病辍学。加上生活拮据，便于1943年开始教了两年中学国文。1945年抗战胜利，乃重新考大学，先后上过燕京、清华和北大三座名牌大学，最后从北大中文系毕业。1949年开始在高校教书，1991年年末退休，虚岁七十。但直至1999年春天，我还以“客串”身份为北大中文系开了一学期的选修课。五十多年来，我只干过教书这一种行业，算得上一名典型的教书匠。
　　1943年秋初为人师，在一家私立中学教国文。除每周上课二十几小时外，还兼任教导处的教务员，不过为了多挣一点薪水。当时校中有一位教英文的女教师，因面慈心软，镇不住学生，课堂秩序很是混乱。有一次刚上课就被学生气得哭着来找教导主任。恰值主任不在，只好由我到教室维持秩序。那年我只有二十一周岁，又是新来乍到，学生并不把我放在眼里。问起情由，原来有几个学生上课看武侠小说，老师不许，便发生争执，导致秩序大乱。我想，如果从正面讲大道理，学生肯定静不下来；不如因势利导，爽性给学生们大讲其武侠小说。于是我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讲起，讲到民国初年的“南向（即湖南人向恺然，笔名不肖生）北赵 （河北人赵焕亭）”，然后讲到正在流行的《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和《鹰瓜王》。我一口气举出了几十部武侠小说的书名，都是学生闻所未闻的，课堂秩序一下子静了下来。然后我开始讲古今武侠小说之所以产生的不同背景，指出这类小说虽有可读性却缺乏好的内容，并批评了其中某些荒诞不经的情节描写。这自然而然引起了学生的兴趣，到下课铃响还不肯罢休，吵着要我继续讲下去。这时我才转入正题，对学生不尊重老师、不遵守课堂秩序批评了几句，然后下课。师生间的对立情绪基本上消除。这是我当“孩子王”以来第一次急中生智所取得的暂时课堂效果。
　　事后回想，当中学教员确实很不容易，甚至比教大学还不省心。不过有一点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青少年时期在课外广泛杂览并非全属坏事。只要不影响学校里的必读课，知识面宽阔些，业余爱好多一些，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大有裨益的。到六十年代，自己的孩子们陆续上了中学，我常常感到他们的课外知识太贫乏，老师对学习也只限于课本上的内容，不提倡向多方面引导拓展。学生一味追求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这种偏颇的导向到近年乃日趋严重，教育部门终于发出了“减负”的硬性措施。从目前中小学实际现状看，“减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最严峻的不正之风乃在于权钱交易。一个孩子从进幼儿园而小学而初中而高中，升一次学等于过一次关卡。倘学生的成绩低于录取分数线，只要有做大官掌权的或发大财气粗的家长，那么其子女便不愁跨不进学校的门槛。至于既无权又无钱的平头百姓则很难说了。过去的封建官府可以卖官鬻爵，今天的市场经济竟导致不少普通百姓要想方设法掏出大把钞票（动辄人民币数万元）为其子女在学校买到一个受教育的名额。我不知道各级领导是真不体察民情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装糊涂。“尊重知识”云乎哉！“尊重人才”云乎哉！
　　话题还是回到自己的当教员上面来。我教中学那两年正值日伪统治时期，在课堂上教国文只能讲周作人而不能讲鲁迅。我当时思想觉悟很低，但确已尝到亡国奴的滋味。除了完成课本中可讲的内容外，我还额外讲少量的古诗词，如杜甫的《春望》《羌村》，李煜的《虞美人》《浪淘沙》，陆游的《示儿》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表面上只是照本宣科，串讲字词大意，其实那时的中学生多数还是心照不宣的。1946年，我在清华大学听吴晗先生讲中国通史。先生在课堂上可以公开斥责蒋介石，我一方面心里感到快慰，一方面也认为比起我教中学时须用弦外之音来拨动学生的爱国意识，毕竟是可庆幸得多了。
　　我在大学的教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同步的。五十年来我教课的主攻方向是中国文学史，但我的兴趣所在却是讲授历代诗文以及小说戏曲作品，因此教学效果较好，也容易受欢迎。根据自己教文学史的具体经验和亲身感受，我主张一名教文学史的教员必须坚持做到两点：一是必须会教通史，即从神话传说应当一直讲到梁启超、鲁迅，而且无论对诗赋词曲、散文、小说、戏曲乃至古代文论都有发言权；却不宜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二是应具备国学的基本功，即对于传统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不能使“语”“文”分家，事实上也是分不了家的。关于第一点，我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呼吁，也写过文章，希望人文科学各学科多培养通才。但以人微言轻，作用不大。关于第二点，六十年代初我在课堂上曾被一位同学当面质询：“讲文字学的知识对我们有什么用？”我当时初届中年，不免气盛，回答他：“当然，你学这些知识是不会直接出产大米的。但作为中国人，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中国大学生，你必须了解祖国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懂得汉字的功能和力量。”我理直气壮地说：“海外僑胞成千上万，可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向心的凝聚力，而这种力量就是靠汉字汉语来维系的。”上述两点，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看的。
　　1982年末，由于种种原因，我终于离开北大中文系而转到历史系，却仍旧讲授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学期，我为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了一门选修课《经史举要》，目的是介绍有关我国经史古籍的一些基本常识，而重点放在“史”的方面。一学期讲下来，同学们很欢迎，并没有感到枯燥乏味。到1999年，我应中文系之邀，为文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重开这门《经史举要》，这次把重点放在“经”的方面，与上一次所讲内容并不全同。我之所以重开此课，是因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看到青年人对祖国古老的经史典籍太缺乏常识了，很想为他们补补课。但这一次讲课却失败了。只有少数旁听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还感到所讲内容对他们有用处，而本科生却大都认为枯燥乏味，终于连课都不来听了。这才使我幡然憬悟，自己已成为一名时代的落伍者。过去视为大学生必须掌握的有关经史古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青年人已认为可有可无，成为不急之务。而我竟跑去饶舌，难怪不受欢迎了。好在我退休已近十年，完全没有必要再为这样的事操心，只是杞人忧天，担心我们的文化传统说不定迟早有断裂终绝的一日，那时再想补救可就来不及了。翻翻当前新秀们（不少是青年女作家）的文艺创作，许多陌生的名词术语使我茫然不解，如所谓现代派、后现代派、先锋派以及新生一代等。而这些作家笔下，有很大一部分作品都是写“性”的，并且有些评论家还对此颇有深层次的研究，使我自愧弗如。在我有生之年，我只甘愿做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我1992—1993年在德国讲学时，欧洲学者赠予我的称号），而不想充当市场经济大潮中唯利是图的文化市侩了。
　　年轻时虽爱读（甚至熟读）陶渊明的作品，实际上并未真正读懂。半个世纪之后，才逐渐领会到陶诗的精义。故自1993年至1997年曾断断续续写了几首歪诗，聊申己志。现在录两首拙作的结尾各二句，既做为这篇小文的收煞，亦古人“卒章言志”之意。其一云：“就老燕郊聊半隐，名山事业付书空。”其二云：“蒿目时艰今老矣，安贫知命复奚求！”
　　公元二千年岁在庚辰伏中挥汗写讫。
　　（选自《世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