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黄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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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崖上的桃花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算命”轶事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有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愤怒的路遥
  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黄土的孩子
  据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
  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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