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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老工业基地，兼具大城市带大农村特点的重庆，面临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人员就业再就业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向外输出劳动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发展劳务经济的重要性
劳务经济具有其他经济形态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投资少、见效快，相对于建厂开店投资大、周期长，劳务经济可谓“吹糠见米”；劳务经济开发的是人力资源，它具有无污染、节能源、可持续发展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发展劳务经济能带来多方面的正面社会效应。
促进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维护社会安定、保持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目前，我国劳动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就重庆而言，已进入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异常突出的时期。由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就业期，我市２００４年末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７１．５３％，数量达到２２５９．２１万人，总量巨大，处于“绝对过剩”状态。而与此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全市就业人数年均增长仅５万人左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由“九五”时期的０．９下降到“十五”时期的０．３９。劳务输出已成为疏导富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泄洪”渠道。２００４年全市农村转移到市外的劳动力达２４９．８９万人，占６５．０％；转移到市内的劳动力１３４．４２万人，占３５．０％，说明了劳务经济对缓解本地就业矛盾的有效性。
增加人民收入和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劳务经济曾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以菲律宾为例，２００３年底仅在香港的“菲佣”就有１２万多，按每人每年４万港元收入计算，总收入达４８亿港元。劳务经济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增收的渠道。四川省每年外出农民工有１６００万人，全省输出劳务的收入将近７００亿元，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１／３来自外出务工所得。由此可见，劳务输出是促进农民增收最直接、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农民的收入随着劳务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也为建设新农村、推进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繁荣。２０多年来中国制造业让全世界震惊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低成本供给。可以说，没有中西部源源不断的便宜劳动力，就没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加工业的繁荣。大到家用电器、集装箱货柜，小到玩具、丝袜，“中国造”席卷全球，正是风起云涌的打工浪潮成就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是城市服务业的开拓者。江津出来打工的郭家富兄弟４人把洗脚保健发展成年产值６亿元的大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促进观念更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外出打工不仅充实了打工者的口袋，也丰富了他们的脑袋。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学到了技术，转变了观念。从农民变为技术工人，从打工者到商人、企业家，改变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有他们自身的素质。
打好重庆劳务经济“七张牌”
发展劳务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当前，重庆应采取措施加快劳务经济发展步伐。
“产业调整”打好“载体牌”——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产业载体。产业发展政策影响就业岗位的增减。众所周知，发展轻工业比发展重工业更有利于增加就业，服务业比工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只有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增加城镇就业岗位，从而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重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调整投资偏重于重化工行业的传统思路和产业政策，注重发展就业增长弹性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加工业等。
“企业增容”打好“吸纳牌”——大力培育中小企业，扩大市内就业容量。中小企业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就业投资弹性）在多数领域比大企业高出１倍以上。据统计分析，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我国大、中、小型企业分别需投资２２万元、１２万元、８万元，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成本比大企业低得多。目前，中小企业不仅吸纳了工业企业３／４左右的劳动力，提供了大约７５％的城镇就业机会，其对吸纳就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职业培训”打好“提能牌”——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能力。一方面是用工单位招工困难，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大量剩余，“技工荒”已经昭示出发展劳务经济的切入点。目前，劳务需求的增量大多限定在具有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提高劳务人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实现劳务转移层次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是实现劳务经济扩量提质的关键所在。
“细分市场”打好“职教牌”——细分职业教育市场，全面推广职业教育、执业资格证书与就业于一体的职业教育模式。积极实施与用人单位“联姻”战略，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全面开放职业教育市场，鼓励社会办学机构加盟，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品牌培育”打好“标签牌”——培育劳务品牌。“石龙技工”、“重庆月嫂”的成功，说明打造劳务品牌，是发展劳务经济的有效途径。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根据重庆的人文、历史和已形成的就业优势等特点，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劳务品牌，提高重庆劳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介服务”打好“组织牌”——大力发展农村劳务中介服務组织，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２００４年末，在重庆市异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２９．９％的劳动力通过自发转移方式实现了转移，６８．９％的劳动力通过亲属朋友和中介机构介绍方式实现了转移，只有１．２％的劳动力通过政府组织方式实现了转移。由此可见，开展劳务输出工作，必须依赖各类中介机构，政府直接出面，成本既高，效果还未必好。政府应该支持劳务中介服务机构在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设立网点，充分发挥各类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社会联系广泛、信息渠道多样、职业介绍方法灵活的特点，帮带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其成为劳务市场中的主角，提高劳务输出的成功率。
“管理服务”打好“体系牌”——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务输出跟踪服务，对输出人员全程服务，跟踪管理，对劳务输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派人处理，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稳定率。高度重视劳务输出人员的维权工作，健全和完善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把其作为处理劳务纠纷、维护权益的依据。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检查监督，及时受理农民工有关劳务投诉，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及有关法规、不履行劳动合同、拖欠克扣民工工资、超时工作以及侵害民工人身权利的行为，依法处理，切实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重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发展劳务经济的重要性
劳务经济具有其他经济形态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投资少、见效快，相对于建厂开店投资大、周期长，劳务经济可谓“吹糠见米”；劳务经济开发的是人力资源，它具有无污染、节能源、可持续发展等特点；更重要的是，发展劳务经济能带来多方面的正面社会效应。
促进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维护社会安定、保持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目前，我国劳动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就重庆而言，已进入一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异常突出的时期。由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就业期，我市２００４年末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７１．５３％，数量达到２２５９．２１万人，总量巨大，处于“绝对过剩”状态。而与此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全市就业人数年均增长仅５万人左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由“九五”时期的０．９下降到“十五”时期的０．３９。劳务输出已成为疏导富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泄洪”渠道。２００４年全市农村转移到市外的劳动力达２４９．８９万人，占６５．０％；转移到市内的劳动力１３４．４２万人，占３５．０％，说明了劳务经济对缓解本地就业矛盾的有效性。
增加人民收入和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劳务经济曾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以菲律宾为例，２００３年底仅在香港的“菲佣”就有１２万多，按每人每年４万港元收入计算，总收入达４８亿港元。劳务经济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增收的渠道。四川省每年外出农民工有１６００万人，全省输出劳务的收入将近７００亿元，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１／３来自外出务工所得。由此可见，劳务输出是促进农民增收最直接、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农民的收入随着劳务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也为建设新农村、推进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繁荣。２０多年来中国制造业让全世界震惊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低成本供给。可以说，没有中西部源源不断的便宜劳动力，就没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加工业的繁荣。大到家用电器、集装箱货柜，小到玩具、丝袜，“中国造”席卷全球，正是风起云涌的打工浪潮成就了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是城市服务业的开拓者。江津出来打工的郭家富兄弟４人把洗脚保健发展成年产值６亿元的大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促进观念更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外出打工不仅充实了打工者的口袋，也丰富了他们的脑袋。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学到了技术，转变了观念。从农民变为技术工人，从打工者到商人、企业家，改变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有他们自身的素质。
打好重庆劳务经济“七张牌”
发展劳务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当前，重庆应采取措施加快劳务经济发展步伐。
“产业调整”打好“载体牌”——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产业载体。产业发展政策影响就业岗位的增减。众所周知，发展轻工业比发展重工业更有利于增加就业，服务业比工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只有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增加城镇就业岗位，从而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重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调整投资偏重于重化工行业的传统思路和产业政策，注重发展就业增长弹性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务业、加工业等。
“企业增容”打好“吸纳牌”——大力培育中小企业，扩大市内就业容量。中小企业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就业投资弹性）在多数领域比大企业高出１倍以上。据统计分析，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我国大、中、小型企业分别需投资２２万元、１２万元、８万元，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成本比大企业低得多。目前，中小企业不仅吸纳了工业企业３／４左右的劳动力，提供了大约７５％的城镇就业机会，其对吸纳就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职业培训”打好“提能牌”——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能力。一方面是用工单位招工困难，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大量剩余，“技工荒”已经昭示出发展劳务经济的切入点。目前，劳务需求的增量大多限定在具有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提高劳务人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实现劳务转移层次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是实现劳务经济扩量提质的关键所在。
“细分市场”打好“职教牌”——细分职业教育市场，全面推广职业教育、执业资格证书与就业于一体的职业教育模式。积极实施与用人单位“联姻”战略，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全面开放职业教育市场，鼓励社会办学机构加盟，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品牌培育”打好“标签牌”——培育劳务品牌。“石龙技工”、“重庆月嫂”的成功，说明打造劳务品牌，是发展劳务经济的有效途径。这件事应该由政府来做，根据重庆的人文、历史和已形成的就业优势等特点，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劳务品牌，提高重庆劳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中介服务”打好“组织牌”——大力发展农村劳务中介服務组织，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２００４年末，在重庆市异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２９．９％的劳动力通过自发转移方式实现了转移，６８．９％的劳动力通过亲属朋友和中介机构介绍方式实现了转移，只有１．２％的劳动力通过政府组织方式实现了转移。由此可见，开展劳务输出工作，必须依赖各类中介机构，政府直接出面，成本既高，效果还未必好。政府应该支持劳务中介服务机构在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设立网点，充分发挥各类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社会联系广泛、信息渠道多样、职业介绍方法灵活的特点，帮带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其成为劳务市场中的主角，提高劳务输出的成功率。
“管理服务”打好“体系牌”——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管理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务输出跟踪服务，对输出人员全程服务，跟踪管理，对劳务输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派人处理，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稳定率。高度重视劳务输出人员的维权工作，健全和完善现行的劳动法律法规，把其作为处理劳务纠纷、维护权益的依据。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检查监督，及时受理农民工有关劳务投诉，对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及有关法规、不履行劳动合同、拖欠克扣民工工资、超时工作以及侵害民工人身权利的行为，依法处理，切实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重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