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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促成八一南昌起义。
吉安枪声震四方：为南昌起义做预演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江西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被控制在军阀孙传芳手中。1926年9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攻南昌。叶剑英以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的身份，随北伐军北上，来到江西。北伐军官兵奋勇作战，一举攻克南昌，很快又被孙传芳组织兵力夺回。此时，蒋介石严令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收复。王柏龄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组织力量准备再度发起南昌战役。而叶剑英则提出，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集中在南昌，士气正旺，同时南昌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者北伐军刚刚打了败仗，士气低沉，不宜立即进攻。王柏龄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武断下令进攻南昌，遭到惨痛失败。10月，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再次发动南昌战役，叶剑英协助指挥。王俊也不接受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又打了一个败仗。
蒋介石由此对二王十分不满，严加痛斥，有意让叶剑英接替“二王”。蒋介石特意召见叶剑英，并给予最高嘉奖——可以佩剑晋见蒋介石。在当时众多的将领中，只有叶剑英享受了这一殊荣。蒋介石先是夸奖了叶剑英，然后让叶剑英去第一师当师长。蒋介石拉拢叶剑英，不仅仅因为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影响。他想把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叶剑英看不上第一师，委婉拒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再度攻占南昌，俘虏敌军数万人。蒋介石把这些俘虏编为第二师，任命叶剑英为新编第二师代师长。叶剑英通过选调一部分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改造组建了这支部队，全师共6000多人。叶剑英将这支部队从南昌带到吉安，进行严格的训练。
首先，叶剑英从组织制度上入手，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充任，把各级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军官手中。
其次，严明纪律，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
再次，加强思想教育，每周都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
同时，还注重开展文化活动，活跃官兵生活。叶剑英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通过努力，新编二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江西的反动势力追随其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江西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全城进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机构，迫害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让叶剑英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还要不要继续跟蒋介石走？他关起门来，痛苦地思考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继续革命。
第一，叶剑英追求进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叶剑英原名叶宣伟，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户穷困人家，从小就憎恶旧社会，立志为穷人打天下。上中学时，叶剑英曾赋诗说：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1917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叶宜伟改名“叶剑英”，意思就是立志革命，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奔驰战场。他怎么能用自己这把“剑”去屠杀人民呢？
第二，叶剑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叶剑英早年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他在校担任教官，其间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校是合法存在的，并能够公开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建有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师生既可以阅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可以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叶剑英经常参加军校共产党人举行的一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他还经常听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讲课。通过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战斗中，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过一段思考，决定参加共产党。1924年，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第一次向军校的一位党员同乡韩摩柯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接受组织的考验。1924年10月，他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他又参加了东征。在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对叶剑英影响很大。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有机会接触并且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叶剑英率领新编团随第一军行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战斗。在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叶剑英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并由衷地产生了敬佩之情，在思想上更加靠近共产党。
第三，叶剑英受到吉安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不愿意与人民为敌。大革命时期，吉安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叶剑英积极支持当地进步群众，多次应邀参加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和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的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和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叶剑英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第四，叶剑英身上延续着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不愿意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广东客家人是从南宋时期陆续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族人，他们在长期艰苦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勇立潮头、自强不息的客家精神”，产生了洪秀全、孙中山、朱德等众多的革命家。 与蒋介石决裂，开展武装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抉择，改变了叶剑英的一生。叶剑英后来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从个人感情来说，叶剑英不应该反对蒋介石。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感情上，叶剑英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吉安暴动后，叶剑英在一次驻南昌部队部分反蒋军官的集会上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
叶剑英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通电，并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北上加入武汉国民政府。叶剑英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查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二师的反动军官与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把矛头集中指向叶剑英，使出各种伎俩搞破坏，使叶剑英在吉安无法开展工作。叶剑英与进步军官经过商量后，秘密离开吉安，前去武汉联络，争取外援。
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实际上正在准备叛变革命。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谭延闿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第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得留在武汉，继续为新编二师到处活动。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进步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讨蒋通电。5月13日，举行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朱培德立即派出部队前去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新编二师被缴械，暴动失败了。
当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蒋介石起初不信，自信地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的。”蒋介石后来知道了二师暴动的情况，恼羞成怒，决定严惩叶剑英。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全国通缉。
吉安暴动虽然失败，但它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
绿叶扶出红花来：为南昌起义巧运筹
吉安暴动失败后，叶剑英继续留在武汉开展反蒋活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当时担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是广东客家人，与叶剑英是老相识，他很欣赏叶剑英的军事才华，就邀请叶剑英来到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叶剑英同乡的黄琪翔担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在武汉奔走期间，叶剑英很快看清了国民党武汉集团的本质。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与蒋介石一样，他们是一丘之貉，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叶剑英对他们十分失望。在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因为形势复杂，叶剑英没有机会去苏联。
叶剑英极其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他住在广东人开办的武昌朝阳旅馆，这里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遇到住宿旅馆的梅县同乡李世安。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时，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同担任两校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的李世安相识，建立了友谊。此时李世安是以市公安局主任秘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剑英经常向李世安倾诉自己的苦衷，多次流露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李世安非常同情叶剑英的遭遇，认为叶剑英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如果把他吸收到党内来，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叶剑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按照普通程序，叶剑英不可能入党。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表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不对外公开。
叶剑英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困难、中国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入党的。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汪精卫一再要求张发奎“清共”，张发奎开始在部队中迫害共产党人。叶剑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于此危险之境，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共产党的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察觉，他们对第二方面军辖下第二十军的贺龙、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叶挺有所怀疑。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并命令贺龙、叶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和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当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驻扎在九江的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十分信任叶剑英，经常与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叶剑英与叶挺（中共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中共党员）、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中共党员）等保持秘密联系。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后，冒着巨大风险，迅速联系到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他们假扮划船赏景，聚集到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几人经过商量，最后形成一致意见：第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不到德安集中，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经过商讨，贺龙、叶挺不理睬张发奎的多次催促，将部队拉到南昌。汪精卫等人感觉事态严重。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紧急磋商，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第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在国民党紧锣密鼓抓捕共产党人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叶剑英从庐山会议上得悉上述情报后，立即设法通报给了尚不知情的廖乾吾，又通过廖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脱离险境，奔赴南昌参加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虎口脱身的贺龙、叶挺部队成为起义的主力。贺龙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恽代英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任第二十军总参议，廖乾吾担任第二十军党代表，高语罕担任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调兵遣将镇压起义部队。张发奎在九江召开会议，商讨镇压方案。会上，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张发奎怒不可遏，也想严厉惩罚“叛逆”。如果张发奎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起义部队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叶剑英感到不寒而栗。他冷静一想，发现还有文章可做。张发奎是广东人，他的部队也是以粤军为基础的，现在广东被桂系控制，他一直想打回广东，作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的基地。叶剑英准确地捕捉到张发奎的这一心理，提议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正南下广东，必然与桂系发生冲突。桂系必然派兵堵截，广州城防随之空虚。我们如果率军追击贺龙、叶挺的部队，双方打起来，两败俱伤。不如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顺势进入广州，占领广东，再图北进。张发奎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没有尾追贺龙、叶挺的部队，大大减轻了起义部队的压力。为了敷衍武汉政府，张发奎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部队追击起义部队。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记载了这一史实：“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张发奎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
打到敌人心脏里去：为南昌起义传薪火
中共中央原定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由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火炬并没有熄灭，不久，它又在广州熊熊燃烧起来，实现中共中央举行广州暴动的计划。而把南昌起义点燃的武装斗争这把火炬带到广州的人，就是叶剑英。
按照最初的方案，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不久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理校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股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全校共有学生4000多人，具有旺盛的革命斗志。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武汉分校的师生没有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根据汪精卫的授意，派遣军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意图用武力消灭学校。眼看党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刚入党不久的叶剑英万分着急。他找到张发奎，建议张发奎把军校收编到二方面军，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认为这个主意好，亲自出马与唐生智交涉。在张发奎的压力下，唐生智被迫撤回部队。张发奎宣布解散武汉军校，将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表面上这支部队受国民党党部领导，但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教导团党部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全团中共地下党员共有100多名，他们是教导团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教导团许多人思想动荡，惴惴不安，相继离开了部队。教导团团长谢膺白是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他对教导团混乱的情况束手无策。一次在和叶剑英聊天时，他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从不恋权的叶剑英，自告奋勇地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膺白正愁无法辞去团长一职，见叶剑英愿意接手他的工作，立即答应了。叶剑英和张发奎商量，张发奎立即同意由叶剑英接任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在教导团享有很高威望，大家都非常服膺叶剑英。叶剑英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官兵中，了解官兵思想动态，做官兵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努力练武修文，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奋勇向前。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军心稳定，面貌焕然一新。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说教导团有中共秘密党员，要求张发奎在教导团清党，解除教导团武装。张发奎找叶剑英商量。叶剑英建议，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以堵住朱培德的嘴。张发奎又一次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告诉朱培德，教导团不会在南昌“闹事”。由于叶剑英的多方努力，教导团终于又避免了一场灾难。
8月中旬，教导团随第四军南下广东。
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道路崎岖，行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官兵产生苦闷情绪，牢骚不断，甚至有人开了小差。叶剑英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走不动的学员轮流骑，而自己坚持步行，还亲自做官兵的思想工作。他鼓励大家说：“干革命可不是简单的事啊！会遇到许多困难，吃很多苦，要咬紧牙关，才能渡过难关！”他日夜操持全团的军务和生活，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无微不至地关心每名官兵。他亲自调查社情和民情，把调查到的结果制作成“逐日行军令”，包括行军序列、时间、路线、行程、途中大小休息地点、宿营地等等，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通知给每名官兵。他还利用行军时间，和军官们共同研究部队教育以及露营、野炊、救护等问题，提高他们指挥管理的能力。叶剑英把行军变成了课堂和训练场，为党精心培养了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
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叶剑英后来告诉别人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如果调到部队，一个兵就可以当个连长。后来我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了教导团的情况后，也说：‘哎呀，太可惜了！一千多人，要是到这里来了就好了。’”
9月的一天夜里，教导团里的中共党委在万安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
叶剑英列席了会议，这是他入党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就在万安举行武装暴动，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赞成。叶剑英不同意，分析了部队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去广州，“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当时，万安地区我党力量十分薄弱，教导团孤立无援，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举行暴动必然失败。
广州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是北伐的策源地，群众基础雄厚，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已经去了广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给反动派以沉重一击。再者，在广州举行暴动，政治影响要比在万安举行暴动大。
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共产党员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夺过来。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会议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果断决策，向广州进军。
1927年12月11日，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精心培育的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叶剑英把暴动这把火烧到了广州，续写了南昌起义的辉煌。
从吉安暴动，到南昌起义，再到广州起义，它们都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着相同的时代主题，针对的是相同的革命对象，采取的是相同的革命形式，解决的是相同的革命问题。吉安暴动是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内进步力量发动的革命，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声；南昌起义虽然打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开始；而广州起义则公开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三次起义环环相扣。在这一次次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叶剑英最终把个人的梦想融入到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 冷 波
吉安枪声震四方：为南昌起义做预演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江西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当时被控制在军阀孙传芳手中。1926年9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攻南昌。叶剑英以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的身份，随北伐军北上，来到江西。北伐军官兵奋勇作战，一举攻克南昌，很快又被孙传芳组织兵力夺回。此时，蒋介石严令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收复。王柏龄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组织力量准备再度发起南昌战役。而叶剑英则提出，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集中在南昌，士气正旺，同时南昌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者北伐军刚刚打了败仗，士气低沉，不宜立即进攻。王柏龄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武断下令进攻南昌，遭到惨痛失败。10月，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再次发动南昌战役，叶剑英协助指挥。王俊也不接受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又打了一个败仗。
蒋介石由此对二王十分不满，严加痛斥，有意让叶剑英接替“二王”。蒋介石特意召见叶剑英，并给予最高嘉奖——可以佩剑晋见蒋介石。在当时众多的将领中，只有叶剑英享受了这一殊荣。蒋介石先是夸奖了叶剑英，然后让叶剑英去第一师当师长。蒋介石拉拢叶剑英，不仅仅因为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很有影响。他想把叶剑英拉过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叶剑英看不上第一师，委婉拒绝说：“谢谢校长好意，只是我身体不大好，待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愿意继续当参谋长。”
1926年11月，北伐军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再度攻占南昌，俘虏敌军数万人。蒋介石把这些俘虏编为第二师，任命叶剑英为新编第二师代师长。叶剑英通过选调一部分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同事，招收一些有志革命的青年学生充实到机关和部队，改造组建了这支部队，全师共6000多人。叶剑英将这支部队从南昌带到吉安，进行严格的训练。
首先，叶剑英从组织制度上入手，仿效苏联红军的建制，设立党代表，多由左派国民党党员和中共地下党员充任，把各级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军官手中。
其次，严明纪律，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
再次，加强思想教育，每周都向军官们至少作一次政治演讲，讲时局，摆敌情，号召大家北伐到底，统一中华。
同时，还注重开展文化活动，活跃官兵生活。叶剑英提倡部队教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支持男女青年军人演活报剧，进行街头演讲。通过努力，新编二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
就在这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随后，江西的反动势力追随其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江西也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在全城进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机构，迫害进步人士。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让叶剑英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还要不要继续跟蒋介石走？他关起门来，痛苦地思考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继续革命。
第一，叶剑英追求进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叶剑英原名叶宣伟，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户穷困人家，从小就憎恶旧社会，立志为穷人打天下。上中学时，叶剑英曾赋诗说：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
1917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叶宜伟改名“叶剑英”，意思就是立志革命，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奔驰战场。他怎么能用自己这把“剑”去屠杀人民呢？
第二，叶剑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愿意背叛自己的信仰。叶剑英早年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他在校担任教官，其间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学校是合法存在的，并能够公开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黄埔军校，建有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师生既可以阅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可以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叶剑英经常参加军校共产党人举行的一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他还经常听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讲课。通过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战斗中，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给叶剑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过一段思考，决定参加共产党。1924年，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执教时，第一次向军校的一位党员同乡韩摩柯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派熊锐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接受组织的考验。1924年10月，他参加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他又参加了东征。在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对叶剑英影响很大。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东征的政治工作。叶剑英有机会接触并且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叶剑英率领新编团随第一军行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战斗。在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叶剑英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并由衷地产生了敬佩之情，在思想上更加靠近共产党。
第三，叶剑英受到吉安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不愿意与人民为敌。大革命时期，吉安的工农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叶剑英积极支持当地进步群众，多次应邀参加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和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的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和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加深了军民之间的感情。叶剑英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第四，叶剑英身上延续着客家人的优良传统，不愿意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广东客家人是从南宋时期陆续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族人，他们在长期艰苦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勇立潮头、自强不息的客家精神”，产生了洪秀全、孙中山、朱德等众多的革命家。 与蒋介石决裂，开展武装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抉择，改变了叶剑英的一生。叶剑英后来回忆说：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叶剑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从个人感情来说，叶剑英不应该反对蒋介石。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感情上，叶剑英选择的是民族大义。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吉安暴动后，叶剑英在一次驻南昌部队部分反蒋军官的集会上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
叶剑英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通电，并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北上加入武汉国民政府。叶剑英作了如下部署：（一）迅速查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二）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三）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经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二师的反动军官与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把矛头集中指向叶剑英，使出各种伎俩搞破坏，使叶剑英在吉安无法开展工作。叶剑英与进步军官经过商量后，秘密离开吉安，前去武汉联络，争取外援。
当时，汪精卫把持下的武汉政府，表面上继续坚持革命，实际上正在准备叛变革命。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谭延闿与汪精卫一样，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与蒋介石勾搭。叶剑英同许多人一样，一时被汪精卫、谭延闿的假相所迷惑，对武汉国民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找到谭延闿，汇报新编第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共同反蒋。谭延闿敷衍搪塞，不肯资助，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得留在武汉，继续为新编二师到处活动。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进步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6日，“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讨蒋通电。5月13日，举行武装暴动，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朱培德立即派出部队前去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新编二师被缴械，暴动失败了。
当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蒋介石起初不信，自信地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的。”蒋介石后来知道了二师暴动的情况，恼羞成怒，决定严惩叶剑英。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全国通缉。
吉安暴动虽然失败，但它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
绿叶扶出红花来：为南昌起义巧运筹
吉安暴动失败后，叶剑英继续留在武汉开展反蒋活动，继续寻找革命道路。当时担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是广东客家人，与叶剑英是老相识，他很欣赏叶剑英的军事才华，就邀请叶剑英来到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叶剑英同乡的黄琪翔担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在武汉奔走期间，叶剑英很快看清了国民党武汉集团的本质。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与蒋介石一样，他们是一丘之貉，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叶剑英对他们十分失望。在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中，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当时那些原来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于是，叶剑英一度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请求邓演达帮忙，邓演达表示赞成叶剑英出洋，但因为形势复杂，叶剑英没有机会去苏联。
叶剑英极其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他住在广东人开办的武昌朝阳旅馆，这里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遇到住宿旅馆的梅县同乡李世安。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时，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同担任两校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的李世安相识，建立了友谊。此时李世安是以市公安局主任秘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叶剑英经常向李世安倾诉自己的苦衷，多次流露出参加共产党的愿望。李世安非常同情叶剑英的遭遇，认为叶剑英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如果把他吸收到党内来，对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叶剑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按照普通程序，叶剑英不可能入党。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表示：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但不对外公开。
叶剑英是在中国共产党极其困难、中国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入党的。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汪精卫一再要求张发奎“清共”，张发奎开始在部队中迫害共产党人。叶剑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于此危险之境，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这次起义。
共产党的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察觉，他们对第二方面军辖下第二十军的贺龙、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叶挺有所怀疑。汪精卫、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并命令贺龙、叶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和解决贺龙、叶挺的部队。
当时，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驻扎在九江的甘棠湖附近。军长黄琪翔十分信任叶剑英，经常与叶剑英磋商军机大事。叶剑英与叶挺（中共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中共党员）、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中共党员）等保持秘密联系。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后，冒着巨大风险，迅速联系到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他们假扮划船赏景，聚集到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几人经过商量，最后形成一致意见：第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命令，贺、叶部队不到德安集中，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经过商讨，贺龙、叶挺不理睬张发奎的多次催促，将部队拉到南昌。汪精卫等人感觉事态严重。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紧急磋商，作出如下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第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在国民党紧锣密鼓抓捕共产党人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叶剑英从庐山会议上得悉上述情报后，立即设法通报给了尚不知情的廖乾吾，又通过廖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脱离险境，奔赴南昌参加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虎口脱身的贺龙、叶挺部队成为起义的主力。贺龙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恽代英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任第二十军总参议，廖乾吾担任第二十军党代表，高语罕担任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起来，调兵遣将镇压起义部队。张发奎在九江召开会议，商讨镇压方案。会上，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张发奎怒不可遏，也想严厉惩罚“叛逆”。如果张发奎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起义部队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叶剑英感到不寒而栗。他冷静一想，发现还有文章可做。张发奎是广东人，他的部队也是以粤军为基础的，现在广东被桂系控制，他一直想打回广东，作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的基地。叶剑英准确地捕捉到张发奎的这一心理，提议说：贺龙、叶挺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正南下广东，必然与桂系发生冲突。桂系必然派兵堵截，广州城防随之空虚。我们如果率军追击贺龙、叶挺的部队，双方打起来，两败俱伤。不如打着“援师讨逆”的旗号，顺势进入广州，占领广东，再图北进。张发奎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没有尾追贺龙、叶挺的部队，大大减轻了起义部队的压力。为了敷衍武汉政府，张发奎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部队追击起义部队。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记载了这一史实：“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张发奎与起义军“嗣忽分途”，改向南雄，正是叶剑英向张发奎提出“力主不追”的结果。
打到敌人心脏里去：为南昌起义传薪火
中共中央原定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由于形势变化，决定改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新北伐。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的火炬并没有熄灭，不久，它又在广州熊熊燃烧起来，实现中共中央举行广州暴动的计划。而把南昌起义点燃的武装斗争这把火炬带到广州的人，就是叶剑英。
按照最初的方案，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不久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任代理校长，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股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全校共有学生4000多人，具有旺盛的革命斗志。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武汉分校的师生没有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根据汪精卫的授意，派遣军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意图用武力消灭学校。眼看党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刚入党不久的叶剑英万分着急。他找到张发奎，建议张发奎把军校收编到二方面军，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认为这个主意好，亲自出马与唐生智交涉。在张发奎的压力下，唐生智被迫撤回部队。张发奎宣布解散武汉军校，将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支革命武装总算被保存下来了。表面上这支部队受国民党党部领导，但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教导团党部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全团中共地下党员共有100多名，他们是教导团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教导团许多人思想动荡，惴惴不安，相继离开了部队。教导团团长谢膺白是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他对教导团混乱的情况束手无策。一次在和叶剑英聊天时，他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从不恋权的叶剑英，自告奋勇地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膺白正愁无法辞去团长一职，见叶剑英愿意接手他的工作，立即答应了。叶剑英和张发奎商量，张发奎立即同意由叶剑英接任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在教导团享有很高威望，大家都非常服膺叶剑英。叶剑英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官兵中，了解官兵思想动态，做官兵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努力练武修文，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奋勇向前。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军心稳定，面貌焕然一新。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江西军阀朱培德说教导团有中共秘密党员，要求张发奎在教导团清党，解除教导团武装。张发奎找叶剑英商量。叶剑英建议，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以堵住朱培德的嘴。张发奎又一次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告诉朱培德，教导团不会在南昌“闹事”。由于叶剑英的多方努力，教导团终于又避免了一场灾难。
8月中旬，教导团随第四军南下广东。
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道路崎岖，行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官兵产生苦闷情绪，牢骚不断，甚至有人开了小差。叶剑英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走不动的学员轮流骑，而自己坚持步行，还亲自做官兵的思想工作。他鼓励大家说：“干革命可不是简单的事啊！会遇到许多困难，吃很多苦，要咬紧牙关，才能渡过难关！”他日夜操持全团的军务和生活，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无微不至地关心每名官兵。他亲自调查社情和民情，把调查到的结果制作成“逐日行军令”，包括行军序列、时间、路线、行程、途中大小休息地点、宿营地等等，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通知给每名官兵。他还利用行军时间，和军官们共同研究部队教育以及露营、野炊、救护等问题，提高他们指挥管理的能力。叶剑英把行军变成了课堂和训练场，为党精心培养了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
在叶剑英的努力下，教导团整体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叶剑英后来告诉别人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如果调到部队，一个兵就可以当个连长。后来我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了教导团的情况后，也说：‘哎呀，太可惜了！一千多人，要是到这里来了就好了。’”
9月的一天夜里，教导团里的中共党委在万安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
叶剑英列席了会议，这是他入党以来第一次公开参加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议，就在万安举行武装暴动，得到了一些同志的赞成。叶剑英不同意，分析了部队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去广州，“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当时，万安地区我党力量十分薄弱，教导团孤立无援，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举行暴动必然失败。
广州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是北伐的策源地，群众基础雄厚，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已经去了广东，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给反动派以沉重一击。再者，在广州举行暴动，政治影响要比在万安举行暴动大。
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共产党员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夺过来。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会议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果断决策，向广州进军。
1927年12月11日，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精心培育的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军。叶剑英把暴动这把火烧到了广州，续写了南昌起义的辉煌。
从吉安暴动，到南昌起义，再到广州起义，它们都发生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着相同的时代主题，针对的是相同的革命对象，采取的是相同的革命形式，解决的是相同的革命问题。吉安暴动是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内进步力量发动的革命，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声；南昌起义虽然打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开始；而广州起义则公开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三次起义环环相扣。在这一次次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叶剑英最终把个人的梦想融入到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