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视，一个不幸的消息出现在眼前：著名作家黄宗英今日上午（2020年12月1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为此，一天我亦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与回忆中。
　　回想起来，我与她的相识已近半世纪。我记得，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炎热夏天，我突然接到全国作协要调我参加中国作家西藏访问团的通知。但到北京才知，除了我和刚从日本参加《没下完的一盘棋》首映式并受日本首相接见归来的团长黄宗英，代表团其他作家已先到西安集结。为此，我和她也要马上动身去西安。
　　于是，转天我和她就乘上飞往西安的飞机。
　　坦率说，开始我对此并未感到很高兴。因为，此前虽读过她的作品，但潜意识却认定其本质是演员而非作家。另外，论社会地位她是无人不知的大名人，而我却是个无名的小作家。与其同行，心里亦难平衡。但很快就发现她不仅非同于一般的名演员，对我更似至亲的老大姐。尤其机场候机时聊天也是家长里短。而聊得最多的，则是已去世的赵丹轶事乃至被她用保险箱珍藏的赵的字画。
　　而对她更多的了解则是其不仅平易近人，心地还很善良，如：一到西安她就找当地一位劳模朋友带我们去贫困农户做家访;如在格尔机场救助一个落难的外国游客。具体的情况是，当时我们在格尔木机场换乘飞往拉萨的飞机。吃饭时我们的餐桌上突然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老头。经查问，得知是位去西藏考察的奥地利的中学老师，因直飞拉萨的机票紧缺滞留所带费用已花光。为防意外，作为团长的黄宗英不仅在经济上给他以资助还帮他与民航沟通，不仅得以与我们同乘喷气机首飞西藏的航班，在拉萨贡嘎机场降落时还跟我们一起参加了自治区的欢迎仪式。分手时这个喜出望外的洋老头说：“我交了好运气，碰见了中国大善人。”
　　后来，又发生的一些事也是难以忘怀的。一天我在拉萨尼泊尔商店替她买了一件大衣，送给西藏文联一位生活困难干部的女儿做过冬的大衣。至于其他的助人善举虽不了解，却知她因此又让在上海的大哥黄宗江寄了一千元。
　　如此这般，很快我們的访问活动也结束了，但在要离藏返京的时候却听说黄宗英要留下跟一个森林考察队到山南原始森林去考察。对此我们亦无不为她的安全担忧。经与其交谈才知她是为确保考察队的安全才做此决定的。她说，她是在餐厅与那森林考察队的女队长相识并得知其因经费不足而困难重重的。因没钱购买观测点的板棚，被黑熊钻进帐篷把队员的脸都抓破了。为此，才决定身入其境并用自己的影响和社会关系集资建一座观测站的小木屋。对此，我不仅由衷感动还想“舍命陪君子”，为她保驾护航。分手时相约我到家取些应用的衣物就重返西藏去山南，她也很高兴。路过西安，《陕西青年》编辑还约我将这些写了稿子，发表后反响还不错。
　　遗憾的是，到家见交通部批准我随船远航日本和新加坡的文件而且一走就几个月，回到国内才得知黄宗英在山南摔断了腿已回上海医治。即便如此，她仍为考察队做工作。病中之作的《小木屋》不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还得了全国奖。出于关心，我曾给她写信，却没有回复。之后，因忙于创作更无机相见可能。但尽管如此，每五年一届的全国作代会上我都去上海代团找她却始终未找到，于是也想，她可能已不记得我。但一天，天津作家鲍昌却说曾与黄宗英同席就餐她还问了我并托他向我致意。为此，我亦梦想肯定还能再相会。现在，永无可能了。因为，她的灵魂已回归小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