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童年是冷寂的，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童年的色彩是苍白的，小小年纪，几乎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里长大。
　　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在全国已有2000万，平均每1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留守对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引起社会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最想我爸、我妈了，我都两年没见过他们了。”一位孩子哽咽地说着。
　　这句大实话，勾出了周围其他几个与他同样境遇的孩子的伤心，引发了一片哭声，让从省城来看望他们的阿姨们眼睛湿润了。本是一个送温暖的慰问会，气氛却一时变得有些异常。
　　据陕西省妇联的一个最新调查数据表明，全省有大约100万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1/4、全省儿童的1/7，其中，有1/3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双双常年在外务工的。
　　从表面看，留守儿童是人口流动的产物，出门谋生的父母，有着种种原因，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家。但是，有关专家已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来寻找阻碍孩子与父母团聚的原因。
　　
　　无奈地留守
　　
　　“爸爸妈妈：你们都在外地，一去就是半年多。我很想你们，有时梦到你们，就喊。爷爷听到我喊，就说爸妈狠心。不过我知道爸爸妈妈全是为了我，在外地劳碌。”这是一位留守儿童写给父母的特殊家书，刊登在一家报纸上。
　　据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实施情况显示，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约1.5亿，留守在农村的儿童有2000万人，就是说在中国3.6亿儿童中，每1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
　　9岁的韩茜，父母在她一岁两个月的时候，就把她留给了爷爷奶奶，去北京打工。分离的这8年间，每隔两年，韩茜能与父母团聚一次，平时联系就靠电话。想韩茜了，妈妈就看一眼揣在身上的韩茜的照片。
　　有没有想过将女儿接到北京？韩茜的爸爸说：想是想过，不过没有办法实现。居住的地方太小不说，高昂的赞助费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孩子假期有时间，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送韩茜到北京不可能；韩茜年龄太小，自己不能到北京；韩茜父母上班，实在挤不出时间经常看望女儿，只有忍受分离的痛苦。
　　张朴初，老家在重庆长寿农村，他和妻子一道在一家工地打工，将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留给了60多岁的奶奶照顾。
　　张朴初说，前些年为盖房，背上了7万多元的债，如果他两口子留在家里务农，即便还喂几头猪，一年纯收入也不会超过3500元。照这样下去，不计利息，仅还本金就得20年。现在，他们夫妻俩外出务工，做石工的张朴初，每天有30元收入，做杂工的妻子，每天能有18元的收入，一年务工收入顶在家务农好几年，如此一来还款计划就能大大提前。
　　张朴初也曾考虑将儿子接进城里上学。现在一些学校对进城民工的子女免了赞助费，但儿子在老家上学可全免学费，思来想去，在老家上学更划算。为了尽快还债，连房都舍不得租，两人分居，住在工棚。这样的条件，也实在没办法让孩子跟在身边。
　　张朴初说，一个工地100多号民工，凡有孩子的，都没带进城上学，“虽然牵肠挂肚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民工来说，将孩子带进城读书，太不现实了！”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吕绍清撰文说：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消费支出主要有两大部分：房租及食物。他们调查在北京的进城农民平均每月的吃、住花费在500元到800元之间，最大的经济负担是住房，大约每月在300元到500元之间。不到10平方米的简易房或地下室，每个月房租就要三、五百元。有位流动农民说，“要不是房租这样贵，我们每个月可以多节省三、五百元钱，这样就能把孩子带出来了。对于大部分农村打工者来说，他们依靠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和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来获取有限的收入，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城市读书，除了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他们难以承受，城市学校高昂的学费更使他们无力承担。
　　根据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对所有中国儿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按规定，孩子们是在户口所在地享受这种待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学龄儿童由于没有流入地的户口，因而不能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不能进入当地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仅这一条就绊住了不少打工者子弟与父母在城里团聚。何况，自去年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除学杂费后，一些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也出现逆向流动，回乡留守了。
　　
　　分离带来的问题
　　
　　


　　“现在农村姑娘找对象，首先就问男方在外边打过工没？”这是在和婆婆闲聊中得知的。城市姑娘看中男方的教育程度，而农村姑娘则将谈对象的基本门槛设定为打工。从这一现象中不难推断出，外出打工对农村人有多么重要。
　　“现在村里的青壮年都走了，有孩子的，就把孩子往奶奶家一丢，都打工去了。”婆婆来看我们，常叨叨的是老家农村的事，无意中就成了我的采访对象。
　　婆婆的邻居，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举家进城打工了，三个上小学的孙子、孙女都在奶奶家生活。每次孙子、孙女上学，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坐着三个孩子，奶奶在后面跟着，算是护送。去年，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大雨，去小学的土路被来来回回的车碾烂了。爷爷骑车不小心，翻车了。要命的是旁边就是一个大水塘，孙子跌了进去，等救上来，人已经不行了。爷爷觉得没办法给儿子交代，上吊了。孙女被儿媳妇送到姥姥家，明摆着是对婆婆不满意。现在就剩下孤老太太一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父母外出打工，通常是将子女留给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甘肃陇西年过六十的赵有有，如今最大的“任务”是照看好5个孙子孙女，他的两个儿子都把孩子留给老两口外出打工了。孩子多，花销大，赵有有不得不重操“旧业”，干点木工活补贴家用。56岁的汪海棠守着5个孙子孙女，外出打工的儿子，已经有4年没有回过家了。汪海棠既要种9亩多地，还要经管5个孩子，其中的艰辛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据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妇联调查，该区有“留守儿童”36077名，占全区在校学生的34.6%，父母大多双双外出打工，他们或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或寄宿在亲戚家。留守生活对他们的性格有非常大的影响。31.2%的留守儿童性格内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只有37.9%的留守儿童表示愿意和临时监护人说心里话。63.4%的留守儿童最想和父母说心里话，这说明在情感上他们还是最依恋父母，亲情饥渴现象严重。
　　“如果我爸来接我，我就一刀杀了他。”这句话从贵阳瓮安县草塘镇的小涛嘴里蹦出来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13岁的小涛却神情自若。
　　小涛的父母离异了，爸爸在他10岁时就到浙江打工了。小涛寄宿在叔叔家。爸爸一年都不给他打一次电话，叔叔一直忙着做生意，也无暇照顾他。镇上孩子笑他无爹无娘。
　　小涛惟一的乐趣就是上网聊天、打游戏。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阿杰的人，他叫阿杰为表哥。用小涛的话说“只有表哥最疼我。”表哥带他到广州打工，刚一出车站，行李就被偷走了，于是，他们进了广州救助站，后来又流落到柳州救助站。
　　在这个救助站暂住的小强也是一名“留守儿童”，来自贵州凯里。小强说，爸爸妈妈外出打工一年了，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特别想父母，就背着爷爷奶奶，自己跑出来找爸爸妈妈。一出车站就迷了路，又不知道爸妈的确切地址，就流落到了救助站。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一个救助站的站长说，每年他们都会收留救助十几个留守儿童。
　　云南省家馨儿童救助中心李俊老师说：他接触了100个流浪儿童，其中有些就是从留守儿童走向流浪。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留守儿童甚至走向了犯罪。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警察抓住了一名连续盗窃作案60起、盗得价值4万余元财物的留守少年小军，问及盗窃用途，他说为给自己治病。据小军说，他自幼父母离异，13岁时父亲外出打工，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只能流浪在外，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无钱医治，便萌发了盗窃的念头。他作案后将所盗物品变卖，除一部分用于基本生活外，其余的全部用于胃病治疗。
　　缺乏父母的精心照料，由留守而流浪，由流浪而犯罪，这样的人生悲剧，不只是在一个家庭发生。
　　
　　让留守不再是个问题
　　
　　有一项调查说：目前全国的留守儿童，大概近八成的孩子心理都会有一些问题，其中超过1/4的孩子，他们的心理会呈现一些焦虑的状态，或者抑郁的状态，而1/5的孩子可能会有暴怒等性格趋向。
　　我国现有将近1.5亿农民外出务工，并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递增，显然，现有2000万的留守儿童，其人数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负责人张世平说：从宏观上说，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紧密联系，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个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劳动力转移、流动人口增多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体现。
　　“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是这些孩子在家庭教育、保护和亲情上缺失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让孩子和父母共同生活。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来保障这些孩子能够与家长在一起，这既包括国家进一步完善保护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权利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劳务输入输出地政府拿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规定。”张世平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不过，就算上述障碍解决了，但只要城市生活成本不能很快降下来（事实上城市生活成本总是高过乡村的），只要城市打工收入不能很快提高（通常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大多从事缺少技术含量的工作，工资水平不可能很高），留守儿童的问题就不会立刻解决。
　　长期关注、并连续三年提交有关留守儿童提案的刘明华建议：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
　　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入资金4个亿，建成了两百多所农村寄宿制学校，以期解决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政府计划到2007年再建四百所。
　　此外，社会也应当向留守儿童伸出援助之手。
　　重庆是西部留守儿童比较多的一个地区。南川市鸣玉镇留守儿童有2800名，比例已超过50%。鸣玉镇全面推行代理家长制。在自愿原则下，倡议和发动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社干部、有帮扶能力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做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代理家长按照“三知、三多、三沟通”的家长职责和“五个一”的具体要求，主动履行家长义务，正确引导孩子成长。“三知”即知道留守儿童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学习情况；“三多”即多与留守儿童谈心沟通、多参加学校学生集体活动、多到其家中走访；“三沟通”即定期与留守儿童父母、托管人、老师联系沟通；“五个一”即每周与留守儿童联系交流、辅导作业一次，每月与留守儿童父母、任课教师、托管人联系一次；每两月到留守儿童家中走访一次；每学期初制订一份帮扶计划书；每学期末撰写一份帮扶工作总结或教育经验文章。
　　陕西商南县由县妇联、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成立了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培训489名县、乡、村三级关爱骨干，对留守儿童进行结对帮扶，并在全县中小学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做到一人一档，定期统计汇总留守儿童变动情况。学校将电话号码向学生家长公开，部分学校还经常安排留守儿童和家长通话交流，既让家长随时了解孩子，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呵护。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孩子们自助的力量。
　　谭海美是“留守小队”的发明人，她出生在安徽肥东县一个农民家庭。3岁那年，父亲因救工友失去左手，右臂粉碎性骨折，母亲因债台高筑而离家出走。从5岁起，她就跟着奶奶一起回收废品作为生活来源。2004年，她在班级组织了第一个“留守孩子小队”。小队活动很丰富，课间去操场上捡垃圾，放学后在一起学习；节假日或帮孤寡老人做家务活，或者去爬山。
　　从2005年年底开始，共青团肥东县委联手县教育局，在全县建立留守小队。每个小队招募和选聘志愿辅导员一、两名，留守小队根据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需求，设计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如每周打一个亲情电话、每月与辅导员谈一次心、留守队员互访、开设留守队员悄悄话信箱等。现在，1000多个“留守小队”遍布肥东县36个乡镇的226所农村中小学， 7320名留守儿童加入了留守小队，占父母双方均外出留守儿童的83%。留守儿童在自由交流和活动中感受到来自伙伴的友爱和集体的关心，远离了孤独。
　　谭海美因此项发明，与杨利伟、刘翔等人一起当选为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
　　有各级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信留守儿童的留守生活也能成为人生的一种历练，而不只是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