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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有效供给；资源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06905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1]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飞速发展，为推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中也出现了供需脱节、民众信任感不足、资源利用率低等一些问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农村民众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存在紧密关联。本文在考察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关联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短缺状况及其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进一步探讨了当前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科学路径。
一、社会资本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
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简言之，就是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行为的总称，具体包括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信息发布等，其根本目标是为推进农村和谐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飞速发展，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依然面临着经费短缺、民众参与积极性低、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窘境，并表现出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2]。笔者认为，地方政府要切实提升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除了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外，也要善于从理论建构的高度，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学理分析。这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并加以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联系及成员身份，而这些网络联系是大家共同认可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3]。布迪厄的思想为后继者打开了研究的方便之门。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要素的组成，而且能够为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4]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能否实现某些既定目标。
此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研究大大提升了这一理论的知名度，在其成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普特南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团体甚至是国家的财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其存量反映了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真实水平。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它呼唤人们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同情，并以此为根基实现社会的协作与配合，并达到公益目标的实现。显然，强大的社会资本对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积极效用，是构成其实效性提升的重要资源。
首先，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所谓价值认同，是社会个体或组织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它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规范所采取的自觉接受和自愿遵循的态度。价值认同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根基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信任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齐美尔（Simmel Georg）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6]这一点在公共文化事业相对滞后的广大农村地区更为如此，换句话说，如果广大农村民众对文化建设缺乏起码的认识和信任，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无论供给多少其都是缺乏社会根基的。一些心理学家如罗特尔（Rotter）也指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的言词、承诺以及陈述等可靠性的认同[7]。普特南则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之一。社会信任有助于促进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8]。可见，当前，只有强化农村民众对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信任，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并在实践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化。
其次，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其自身的运行过程也要不断实现规范化。换言之，如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缺乏良好的秩序、规范，内外管理无章可循，那么实效性必将无从谈起。显然，作为规范的社会资本对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普特南指出，规范和秩序从根本上而言难以被刻意建构，而通过有效网络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则可以促进这一结果的有效实现。规范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经多次自由组合与博弈达到的最优纳什均衡，因此，其能够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约人们的行为，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科尔曼也指出，在社会组织内部，互惠式的规范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由于其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因而能够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利者，变成为具有公益感的社会一员。因而，其必然有助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最后，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基本上都是政府一手包揽的，其所需资金也主要由地方财政的预算加以安排，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政府提供的要相对少很多，加之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民居住分散，文化建设成本较高，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金的严重不足。因此，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效性，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想方设法扩大其社会融资渠道，增加资金供给总量。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自治性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表现为社会成员间的各种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其中蕴含了可转移的社会资源。在普特南的分析中，其把公民参与网络分为垂直与横向两类，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等级和依附关系中，而横向关系网络则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密集的横向关系网络为扩大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其有助于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联动，为其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提供空间，为农村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可见，社会资本理论的介入，拓宽了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析的理论视野，其有助于研究者将文化和价值的判断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理念对信任、规范和网络重要性的强调，因此，其分析思路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二、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根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这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
首先，信任社会资本缺失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良好发展，需要以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为前提，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氛围。然而，在我国转型期内，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和腐败问题导致农村民众对其信任出现流失。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组织，其根本职责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但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地方政府同样有其特殊利益和“经济人”理性，这使其极易忽视自身的公共标准。当前，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中，这一问题不可忽视。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有些官员则为了个人政绩或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恶意侵占、挪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对存在的问题置若罔闻，有些官员则缺乏对农村民众意愿的真实把握，对农民的自发性公共文化活动缺乏支持与引导，结果导致农民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认同感不高，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内生机制生成[9]。
另一方面，是普遍社会信任的不足。在当下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构成中，现代社会资本虽然包含了一定的组成比例，但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为根基的传统社会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农村民众的信任还单纯地局限于血缘和家族之内，并在家庭、血缘等自然体系中建构起其生活方式的规定性和日常观念活动。加之，目前农村的文化精英大多已流向城市，留守的多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有的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空巢化的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导致一些农村民众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集体行动的动力，结果使得农村文化公共产品面临社会吸引力不足和资源利用率低的窘境，“一些农村重资投入的文化设施，在验收达标后就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或被挪为他用，更有个别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甚至成了私人棋牌室。”[10]这也构成了其社会支持力量不足的重要根源。
其次，规范社会资本的亏空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制度的短缺。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规范能够将行动者对行动的控制权转移到他人手中，从而增进公共利益，这是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具有外部性和影响他人的后果。在其看来，社会规范本身是被灌输出来的，由模式、惩罚和社会化来加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因此，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必须力求做到官民双方的社会行为均在一定社会规范内运行。与社会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1]事实上，规范是制度的前提，制度是规范的外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本身既体现了风俗、理念等非正式性制度规约，也包含了政策、法规等在内的刚性约束。
然而，在我国转型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已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政策，文化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但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在推进文化发展上依旧职能地位不清，还存在政府“办文化”的现象。尤其在目前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体制缺失依旧较为严重，譬如，现行的法规还较为宏观和模糊，缺乏精细化和具体化，其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就造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权责不明和随意性现象的产生，如有些地方开展的“送戏下乡”、“送书下乡”等活动，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羽翼下，脱离农民实际需要，内容陈旧、节目老化，而一些非法演出团体也紧盯管理松懈的广大农村，为牟取私利，大肆在农村从事庸俗色情的演出，使农村沦为文化“重灾区”[12]。可以说，体制缺失造成了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市场混乱、文化服务功能衰退的不良现象，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受到牵制。
最后，公民参与网络的缺失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根基薄弱。作为当下满足农村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休闲、文化健身需求的一条途径，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既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的自觉，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全面推开，同时，也离不开广大农村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支援，官民双方通力协作，以期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参与网络。在普特南看来，公民参与网络孕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大大提升了人们在单独交易中试图进行欺诈的潜在成本，因而能够促进社会交往和有关个人品行方面的信息流通，而未来的广泛合作必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因此，可以说，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过程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其就越有可能为共同的公共目标开展交流与合作，其实效性也就越强。由此，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融资渠道的拓展等也就有更多的空间。但着眼于现实，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极为不足，农村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相对缺失，其积极的参与结构尚未完全形成。 一方面，农村的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民众中的臣民意识可谓根深蒂固，难以割弃，相反，现代社会发展吁求的公民意识在广大农村则迟迟难以成长起来，这导致许多农村民众往往习惯于在社会生活中把自身定为旁观者，对于纯公益的文化事业发展缺乏主动关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还不足以成为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村民间组织是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供给的辅助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各类文化社团取得了较快发展，如农村电影放映队、农民文艺表演队等，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其数量和能量有限，而已有社团大多是官办团体，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在参与文化融资、提升供给实效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三、社会资本视阈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水平的提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这一系列社会困境，及其与农村社会资本间的关联表明，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就必须把培育农村现代社会资本摆在突出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教育和宣传是提升农村现代社会资本含量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效性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对地方官员与农村民众相关理念的宣传教育意义重大。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要强化其服务意识，使其在行政理念上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民本位和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努力克服官僚组织的不良习气，正确认识农村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切实做到为推进农村文化的发展服务。在此基础上，着力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切实发挥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指引作用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农村民众，要切实加强其参与意识的培育。应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逐渐破除农村封建思想意识和各种不良习俗，树立新道德、新观念、新的精神状态，并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吸收，在农村掀起学知识、学文化和学科学的热潮，在丰富农村民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推动乡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农村民众自动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来。
其次，转变治理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不应是一种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统治，而应是政府与农村民众间的双向沟通、合作治理，即政治社会学视阈中的“善治”。根据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的研究，所谓“善治”，其在本质上就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结合状态。善治模式是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中，也必须积极吸收这一先进理念，努力推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实现由政府单独负责向与社会协同的善治转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部门要积极搞好自身服务职能的转变和服务水平的切实提升，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引导和保障。在实践中，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策略，努力创新农村文化活动方式，通过开展“三下乡”、街道舞会、群众体育竞技、民间艺术表演等活动，唤起基层群众参与文化的热情，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也要着力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质量，通过政府职能逐渐向社会转移，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私用等问题，真正促进自身工作绩效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再次，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法制体系。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东西，诚如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所言：“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与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13]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积极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努力强化相关法制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具体而言：（1）要建立完善的民众参与机制。当前，地方政府要积极通过制度完善，扩大农村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参与渠道，如通过恳谈会、听证会等途径，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监督者。（2）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地方政府要不断改进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考核体系，增加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比重，提高对其的问责性，同时要把农村民众的满意度作为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维度，不断改进评估方法，规范绩效评估的内容和形式，保障评估的透明、公正。（3）要建立充足的财政投入机制。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政投入，完善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事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市场设施建设创造条件。
最后，依靠农村文化社团，培育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载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不应只是政府的责任。成熟的且嵌于地方政府与广大农村民众之间的农村文化社团，能够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行融资，为提升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和中介。鉴于我国国情和当下农村文化社团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对农村文化社团的引导，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进行宏观调控，有计划地推进农村文化社团的发展，如发展舞狮队、秧歌队等民间文艺团体，并使其在结构、布局和整体规模上实现合理性。同时，着力清楚自身对农村文化社团的过度管制，使其能以独立姿态发挥作用。其二，强化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社团的资金支持。鉴于农村文化社团大多资金来源不畅的困境，地方政府有必要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助，或通过有效途径使社会闲散资金向其集中，从而为其开展活动提供保障。其三，促进农村文化社团的交流与合作，农村文化社团要切实提升影响力，必须努力加强对外宣传。对此，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应积极创造交流条件，便于其进行相互学习和借鉴。地方政府应努力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一些技术性难题交与其解决，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与公益性的优势，使其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上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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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有效供给；资源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2006905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1]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飞速发展，为推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中也出现了供需脱节、民众信任感不足、资源利用率低等一些问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农村民众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存在紧密关联。本文在考察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关联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短缺状况及其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进一步探讨了当前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科学路径。
一、社会资本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
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简言之，就是提供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行为的总称，具体包括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信息发布等，其根本目标是为推进农村和谐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飞速发展，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依然面临着经费短缺、民众参与积极性低、资源利用率不高等窘境，并表现出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的状况[2]。笔者认为，地方政府要切实提升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除了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外，也要善于从理论建构的高度，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学理分析。这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并加以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联系及成员身份，而这些网络联系是大家共同认可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3]。布迪厄的思想为后继者打开了研究的方便之门。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要素的组成，而且能够为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4]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能否实现某些既定目标。
此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研究大大提升了这一理论的知名度，在其成名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5]普特南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团体甚至是国家的财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生活的润滑剂，其存量反映了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真实水平。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它呼唤人们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同情，并以此为根基实现社会的协作与配合，并达到公益目标的实现。显然，强大的社会资本对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具有积极效用，是构成其实效性提升的重要资源。
首先，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所谓价值认同，是社会个体或组织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享，它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规范所采取的自觉接受和自愿遵循的态度。价值认同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根基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信任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齐美尔（Simmel Georg）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6]这一点在公共文化事业相对滞后的广大农村地区更为如此，换句话说，如果广大农村民众对文化建设缺乏起码的认识和信任，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无论供给多少其都是缺乏社会根基的。一些心理学家如罗特尔（Rotter）也指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的言词、承诺以及陈述等可靠性的认同[7]。普特南则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维持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之一。社会信任有助于促进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8]。可见，当前，只有强化农村民众对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信任，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并在实践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化。
其次，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要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其自身的运行过程也要不断实现规范化。换言之，如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缺乏良好的秩序、规范，内外管理无章可循，那么实效性必将无从谈起。显然，作为规范的社会资本对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普特南指出，规范和秩序从根本上而言难以被刻意建构，而通过有效网络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则可以促进这一结果的有效实现。规范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经多次自由组合与博弈达到的最优纳什均衡，因此，其能够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约人们的行为，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科尔曼也指出，在社会组织内部，互惠式的规范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由于其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因而能够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自利者，变成为具有公益感的社会一员。因而，其必然有助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最后，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基本上都是政府一手包揽的，其所需资金也主要由地方财政的预算加以安排，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政府提供的要相对少很多，加之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民居住分散，文化建设成本较高，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资金的严重不足。因此，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效性，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想方设法扩大其社会融资渠道，增加资金供给总量。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其提供了自治性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表现为社会成员间的各种关系，如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其中蕴含了可转移的社会资源。在普特南的分析中，其把公民参与网络分为垂直与横向两类，垂直关系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等级和依附关系中，而横向关系网络则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密集的横向关系网络为扩大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其有助于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联动，为其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提供空间，为农村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可见，社会资本理论的介入，拓宽了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分析的理论视野，其有助于研究者将文化和价值的判断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理念对信任、规范和网络重要性的强调，因此，其分析思路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二、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根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这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
首先，信任社会资本缺失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良好发展，需要以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为前提，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氛围。然而，在我国转型期内，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和腐败问题导致农村民众对其信任出现流失。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组织，其根本职责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人民权益，但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地方政府同样有其特殊利益和“经济人”理性，这使其极易忽视自身的公共标准。当前，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中，这一问题不可忽视。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有些官员则为了个人政绩或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恶意侵占、挪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对存在的问题置若罔闻，有些官员则缺乏对农村民众意愿的真实把握，对农民的自发性公共文化活动缺乏支持与引导，结果导致农民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认同感不高，制约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内生机制生成[9]。
另一方面，是普遍社会信任的不足。在当下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构成中，现代社会资本虽然包含了一定的组成比例，但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为根基的传统社会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农村民众的信任还单纯地局限于血缘和家族之内，并在家庭、血缘等自然体系中建构起其生活方式的规定性和日常观念活动。加之，目前农村的文化精英大多已流向城市，留守的多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有的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空巢化的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导致一些农村民众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集体行动的动力，结果使得农村文化公共产品面临社会吸引力不足和资源利用率低的窘境，“一些农村重资投入的文化设施，在验收达标后就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或被挪为他用，更有个别地方的农村文化设施甚至成了私人棋牌室。”[10]这也构成了其社会支持力量不足的重要根源。
其次，规范社会资本的亏空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制度的短缺。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规范能够将行动者对行动的控制权转移到他人手中，从而增进公共利益，这是因为这一行动本身具有外部性和影响他人的后果。在其看来，社会规范本身是被灌输出来的，由模式、惩罚和社会化来加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因此，要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必须力求做到官民双方的社会行为均在一定社会规范内运行。与社会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1]事实上，规范是制度的前提，制度是规范的外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本身既体现了风俗、理念等非正式性制度规约，也包含了政策、法规等在内的刚性约束。
然而，在我国转型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已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政策，文化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但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在推进文化发展上依旧职能地位不清，还存在政府“办文化”的现象。尤其在目前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体制缺失依旧较为严重，譬如，现行的法规还较为宏观和模糊，缺乏精细化和具体化，其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就造成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权责不明和随意性现象的产生，如有些地方开展的“送戏下乡”、“送书下乡”等活动，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羽翼下，脱离农民实际需要，内容陈旧、节目老化，而一些非法演出团体也紧盯管理松懈的广大农村，为牟取私利，大肆在农村从事庸俗色情的演出，使农村沦为文化“重灾区”[12]。可以说，体制缺失造成了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市场混乱、文化服务功能衰退的不良现象，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受到牵制。
最后，公民参与网络的缺失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根基薄弱。作为当下满足农村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休闲、文化健身需求的一条途径，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既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的自觉，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全面推开，同时，也离不开广大农村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支援，官民双方通力协作，以期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参与网络。在普特南看来，公民参与网络孕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大大提升了人们在单独交易中试图进行欺诈的潜在成本，因而能够促进社会交往和有关个人品行方面的信息流通，而未来的广泛合作必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因此，可以说，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过程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其就越有可能为共同的公共目标开展交流与合作，其实效性也就越强。由此，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融资渠道的拓展等也就有更多的空间。但着眼于现实，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极为不足，农村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相对缺失，其积极的参与结构尚未完全形成。 一方面，农村的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民众中的臣民意识可谓根深蒂固，难以割弃，相反，现代社会发展吁求的公民意识在广大农村则迟迟难以成长起来，这导致许多农村民众往往习惯于在社会生活中把自身定为旁观者，对于纯公益的文化事业发展缺乏主动关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还不足以成为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村民间组织是推进农村文化服务供给的辅助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各类文化社团取得了较快发展，如农村电影放映队、农民文艺表演队等，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其数量和能量有限，而已有社团大多是官办团体，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在参与文化融资、提升供给实效方面存在一定难度。
三、社会资本视阈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水平的提升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这一系列社会困境，及其与农村社会资本间的关联表明，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就必须把培育农村现代社会资本摆在突出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教育和宣传是提升农村现代社会资本含量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实效性建设过程中，始终强化对地方官员与农村民众相关理念的宣传教育意义重大。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要强化其服务意识，使其在行政理念上实现由政府本位、官本位向民本位和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努力克服官僚组织的不良习气，正确认识农村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切实做到为推进农村文化的发展服务。在此基础上，着力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切实发挥其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指引作用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农村民众，要切实加强其参与意识的培育。应通过积极的宣传教育，逐渐破除农村封建思想意识和各种不良习俗，树立新道德、新观念、新的精神状态，并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吸收，在农村掀起学知识、学文化和学科学的热潮，在丰富农村民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推动乡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农村民众自动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来。
其次，转变治理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不应是一种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统治，而应是政府与农村民众间的双向沟通、合作治理，即政治社会学视阈中的“善治”。根据著名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的研究，所谓“善治”，其在本质上就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最佳结合状态。善治模式是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中，也必须积极吸收这一先进理念，努力推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实现由政府单独负责向与社会协同的善治转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部门要积极搞好自身服务职能的转变和服务水平的切实提升，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引导和保障。在实践中，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策略，努力创新农村文化活动方式，通过开展“三下乡”、街道舞会、群众体育竞技、民间艺术表演等活动，唤起基层群众参与文化的热情，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也要着力提高自身的公共服务质量，通过政府职能逐渐向社会转移，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私用等问题，真正促进自身工作绩效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再次，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法制体系。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东西，诚如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所言：“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与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13]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积极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努力强化相关法制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具体而言：（1）要建立完善的民众参与机制。当前，地方政府要积极通过制度完善，扩大农村民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参与渠道，如通过恳谈会、听证会等途径，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监督者。（2）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地方政府要不断改进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考核体系，增加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比重，提高对其的问责性，同时要把农村民众的满意度作为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维度，不断改进评估方法，规范绩效评估的内容和形式，保障评估的透明、公正。（3）要建立充足的财政投入机制。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财政投入，完善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事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市场设施建设创造条件。
最后，依靠农村文化社团，培育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社会载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不应只是政府的责任。成熟的且嵌于地方政府与广大农村民众之间的农村文化社团，能够为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行融资，为提升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和中介。鉴于我国国情和当下农村文化社团的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强对农村文化社团的引导，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意识地进行宏观调控，有计划地推进农村文化社团的发展，如发展舞狮队、秧歌队等民间文艺团体，并使其在结构、布局和整体规模上实现合理性。同时，着力清楚自身对农村文化社团的过度管制，使其能以独立姿态发挥作用。其二，强化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社团的资金支持。鉴于农村文化社团大多资金来源不畅的困境，地方政府有必要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助，或通过有效途径使社会闲散资金向其集中，从而为其开展活动提供保障。其三，促进农村文化社团的交流与合作，农村文化社团要切实提升影响力，必须努力加强对外宣传。对此，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应积极创造交流条件，便于其进行相互学习和借鉴。地方政府应努力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一些技术性难题交与其解决，以充分发挥其灵活性与公益性的优势，使其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上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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