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以前，大清政府对西方财政金融世界的理解，离不开一位英国绅士的努力，他就是清末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1863年，赫德被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聘用，并在此职位上做了48年，跨越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他的管理下，清政府海关建立了西式管理体制，清廉有效，到19世纪末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他领导的清政府海关是当时中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
　　赫德以其权力和个人魅力，为中西军事经济冲突做过出色的调解缓冲。1865年他写了“局外旁观论”，揭露了大清朝野的种种弊端，提出对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改革建议。他善于利用自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建立新式教育，开发现代智力。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赫德，清政府末年朝廷才会在1901年之后的“新政时期”做出甚多改革举措。那么，在财政金融上，赫德到底为中国人做了什么，在19世纪中西金融汇流过程中，西方人起了什么作用。

建言改革财政税收

　　1865年赫德30岁，但担任清政府的“部级领导”已经三年。以帮补大清为己任，他受刚刚从江苏巡抚提升为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的鼓励，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的改革建言，建议清政府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精练海陆军、派遣驻外使节、兴办工业等。其中，最令清政府棘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财政。

　　外债
　　清政府对外借款始于1850年代。据统计，直到1894 年，外债共发生45 项，共折合库平银4626 万余两。

　　1853年，朝廷为了动员地方政府出钱出力，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压力，允许地方政府开征一种新税：厘金。然而，地方收税，却没有统一规定律法，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陋俗恶习随之泛滥，百姓怨声载道。1865年镇压太平天国结束后，朝廷本打算取消厘金，但是地方的衙门、军队、官商已经坐大，都希望利用此制度继续发财。
　　赫德在他的言論中强烈要求取缔厘金。根据西方人写的传记，他曾提出两个命题来支持他的观点：
　　其一，政府税收应当促进贸易发展，而厘金的征收并非在交易环节，地方政府又胡作非为，商人们备受其害;其二，京城须统一掌管财权。他把厘金称为官员的“农田”，耕种了，就一定要收获。尽管赫德是从反贪护法的角度提出的批评，但这一看法有其精辟之处。中国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帝国，其实在经济上相当分权。这一传统到清末登峰造极，不但是税收，1890年以后，大清的铸币权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争持下，也分割在各省造币局。赫德深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阻碍了贸易发展，他为财金的中央集权呼吁了40年。
　　其实赫德的建言并不能解决朝廷财政税制的问题，他的落脚点始终在维护经济的稳定与贸易的繁荣，从而提升清政府与海关的税收规模。他反对厘金，因为无法节制的厘金征收提高了进口货物的价格，也提升了出口货物的成本，妨碍了中国的市场开放，以致缩减了海关收入。1867～1869年在修订《天津条约》时，赫德帮助增加了补充条款，即在海关征收不超过2.5% 的流转税基础上（仍然要按条约要求征收5%的关税），免征所有厘金，出口货品也要求给予厘金退税，所有的东洋西洋贸易对此“利益均沾”。赫德的海关收税因此有所增加，使外国货在内地更具竞争力。赫德的许多建议都是对残破清政府的小修补，而海关及西方经济集团成为了最大受益人。
　　然而，赫德建议的实用结果在大清外债安排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成为最大的债务人

　　在1894年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赫德改变了清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不但将清廷引入国际金融市场，还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为何赫德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手中有最优质的抵押品——大清未来的海关收入。
　　清政府对外借款始于1850年代。据统计，直到1894年，外债共发生45项，共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的直接债务人都是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其中一大部分贷款是用于经济性质的投资。
　　甲午战争前，中央朝廷一直洁身自好，不沾染借债毛病，但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海防军事开支连年拖欠。日本人在胶东半岛挑衅的炮声一响，宣告大清帝国财政枯竭，濒临破产。
　　这种情景对英国人来讲有些似曾相识：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与法国人开战，打到一半，也一样没钱了，英国由此诞生了英格兰银行。然而，200年后的大清朝廷，由于各种原因，面临同样的战争烧钱困境时却没有请求国内“大款”的援手。
　　1894年的7月，赫德代表大清朝廷，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赫德以为有海关收入作保，又有6%的利息，英行一定会接受这笔生意，但是行事严谨保守的英行却以不明了中日内情和战争风险为由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是英格兰银行与大清联手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双方失之交臂。
　　赫德此时成了清政府找钱的唯一希望，他奔波于各商业银行之间，最后是汇丰银行以7%的利息借给了清政府1000万两银子。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几任行长都是赫德“朋友圈”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从银行设立开始，他们就是在赫德的庇护下，得到了与海关的生意往来，从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治标更要治本

　　与汇丰银行一单贷款的成功，使西方银行家认识到，有赫德的海关担保，向大清政府融资是万无一失的生意。1895年，渣打银行加入了贷款的行列。《马关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四国为向大清提供战争赔款贷款争风吃醋。赫德此时俨然成了贷款专员，一方面与李鸿章讨论贷款条件与抵押，一方面保证在英国人占先的前提下，各路列强利益均沾。1902年“庚子赔款”后，清政府未来几十年的海关收入，毫无选择地被拴在了数家西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没有赫德，清政府不懂得金融，找不到海外借款。有了赫德，甲午战争中方还是战败，政府借款并未创造新的金融机构与市场，清政府也没有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得益的一方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外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
　　赫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1895年的一段日记中，他谴责了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日本，但同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剥夺中国，留给中国人的就剩下让步再让步。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难道南海泡沫的丑行不会（在中国）重新上演吗？”
　　赫德的内心，也一定明白，他的海关收入正在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外债泡沫增添引料。
　　到19世纪末年，日本已经有上百人获得了经济学位，在大学有能力做经济研究，在政府有高官推进变革。而在大清朝廷，直到1897年由盛宣怀提议建立通商银行之前，主要还是靠赫德在传播财政金融的基础知识。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潮水一般的传播，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清政府不存在这些条件，赫德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现代财金发展史上留下显著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