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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当·斯密在建构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也阐述了包含其间的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他对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行了伦理辩护,并以深邃的眼光洞察到了存于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亚当·斯密;市场;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008-02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伦理学家和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密首次在理论上完整地阐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从斯密的经典著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位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而且能够窥见蕴涵其中的深刻的伦理内容。
一、分工的伦理价值
分工是市场经济生产的重要特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论述分工开始的,分工具有多方面的伦理价值。
第一,分工促成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首先,分工增强了人们的相互依赖性。有分工就有合作,在分工的前提下,每种制成品都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每个劳动者自己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其需要的一部分,而大部分消费品须依靠他人劳动来满足,这样势必要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取他人的劳动产品,即实行商品交换。分工打破了小农经济个体劳动的独立性,客观上要求人们携手合作。其次,分工凸显了劳资关系。斯密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分工关系,又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斯密把“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区别开来,强调利润与工资的区别,企业主利润的多少与投资的大小成正比,而企业主的工资则与管理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成正比。只有企业主既以劳动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又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现时,他才既获得工资,又占有利润。斯密的上述分析,已经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伦理关系的本质和核心。
第二,分工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首先,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提高劳动技能、节约劳动时间、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分工不仅提高了工厂手工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斯密指出:“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1]而国民财富不能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分工。其次,分工促进了社会的普遍富裕。斯密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1]在他看来,分工之所以能促进社会的普遍富裕在于:分工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增;各个劳动者除了自身需要的产品以外,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卖出;各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品,换得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品。
分工能促成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过,它也有其负面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过度细化会使人局限于单一的工序与操作,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严重的则会造就“单向度的人”。其实,斯密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如把他的一生全消磨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陷入这种状态。”[2]对于分工造成的片面发展与社会失衡,斯密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必要的努力来予以防止。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道德情怀。
二、交换的伦理意蕴
分工与交换是互为因果的,分工产生交换,交换导致分工。同分工一样,交换也包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们要实行商品交换,“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的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1]交换的发展,增进了交流与协作,扩大了视野,改善了生活质量。交换促成了社会的进步,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伦理价值。
交换中常常出现的是彼此陌生的人,他们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每一个人都根据其需要互通有无。交换双方以商品为媒介,不存在人身依附或其他的社会等级差别关系。如果交换中不尊重对方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难以实现。因此,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自由、平等、互利的规定;只有践履了这些价值规定,才能完成交换。
不过,交换也有伦理上的负面影响。随着交换的扩张和目的化,人反而退居其后,变成为生产而生产,为交换而交换。由逐利动机所驱动的市场交换活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这就有可能激发人们的非正当偏好和过度需要,从而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败坏道德风尚。对于这一点,斯密本人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多次提及商人的利益在许多场合与民众的利益不一致,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比如,斯密说:“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1]要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和谐,使交换不至于危害他人和社会,只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引导、法律规范、政府调控等。
三、分配的伦理性质
在资本主义的分配体系中,斯密把雇佣工人、资本家、地主看做社会三大基本阶级,他们占据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各阶级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这三大阶级在分配上的伦理性质。
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阶级,他们在生产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产品,只有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他们才能得到较充裕的劳动报酬,而且他们所拥有的优厚报酬对社会是有益无害的。因此,劳动者阶级分得相对丰裕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谁反对他们获取充足的劳动报酬,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的普遍利益及繁荣,因为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完全一致。社会繁荣,他们的处境就相应地改善;社会衰退,他们就会遭受最大的苦难。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的处境改善会促进社会繁荣,而他们的处境恶化,社会也就止步或衰退。因此,斯密对雇佣劳动阶级给予了最高的伦理评价,寄予了最多的道德同情。他认为:“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1]这是极不公平的。充足的劳动报酬,具有道德合理性;资本家出于私利,而反对劳动报酬的丰厚,实际上是道德上的恶。
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在经济生活中只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计谋。从主观上看,资本家的利益常与社会普遍利益相对立,资本家往往缺乏道德高尚性;而从其经济活动的客观后果来看,则具有伦理价值。斯密既对资本家自利行为的后果利及全社会予以肯定,又对这一阶级的主观态度保持着相当的警惕。资本家不经意的后果往往利及整个社会,与其归于他们,不如归于“看不见的手”这一客观的市场机制。斯密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赞赏,而对资本家个人的某些不良动机予以伦理上的谴责。
获取地租的地主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的地位,使他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1]地主阶级仅仅凭借着对其土地的私人占有而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取得一个不小的份额,他们无所贡献于社会,其地位与作用决定了他们在伦理上的消极乃至堕落。
总体来看,斯密对劳动者抱有强烈的同情,同时又力图避免道德情感遮蔽经济规律。他是从市场经济生活本身的必然性、合理性来表述“分配”这一环节的伦理性质的。
四、节俭的伦理意义
在消费伦理方面,斯密十分强调节俭的作用。在他看来,节俭的最大意义在于增加资本。他说:“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是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增大。”[1]而且,“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1]斯密认为,节俭对于可持续生产具有重大作用,“节俭可以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1]
与此同时,斯密极力反对奢侈浪费。他认为,奢侈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收支失衡,从而侵蚀社会资本。影响一国盛衰的原因主要在于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如果生产多于消费,每年则有节余的部分追加到社会资本上,用以进一步增加年产物。“反之,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短少的比例而减少下去。在这场合,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然会腐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2]另外,奢侈只追求满足当前享乐的欲望,而消磨人们锐意进取的精神。“有些富翁简直是满室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的花”[1],这种及时行乐、无补于来日的奢侈消费,不仅会使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浪费精光,而且容易导致懒惰恶习的养成。
斯密是两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思想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其经济伦理思想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位世界思想巨匠,他关于市场经济伦理的论述必然蕴涵有不少合理的成分,这些合理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320.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69-70.
关键词:亚当·斯密;市场;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008-02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伦理学家和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密首次在理论上完整地阐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从斯密的经典著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位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而且能够窥见蕴涵其中的深刻的伦理内容。
一、分工的伦理价值
分工是市场经济生产的重要特点。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论述分工开始的,分工具有多方面的伦理价值。
第一,分工促成社会伦理关系的变化。首先,分工增强了人们的相互依赖性。有分工就有合作,在分工的前提下,每种制成品都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每个劳动者自己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其需要的一部分,而大部分消费品须依靠他人劳动来满足,这样势必要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取他人的劳动产品,即实行商品交换。分工打破了小农经济个体劳动的独立性,客观上要求人们携手合作。其次,分工凸显了劳资关系。斯密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分工关系,又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斯密把“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区别开来,强调利润与工资的区别,企业主利润的多少与投资的大小成正比,而企业主的工资则与管理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成正比。只有企业主既以劳动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又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现时,他才既获得工资,又占有利润。斯密的上述分析,已经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伦理关系的本质和核心。
第二,分工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首先,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提高劳动技能、节约劳动时间、改进生产工具等方面。分工不仅提高了工厂手工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斯密指出:“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1]而国民财富不能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分工。其次,分工促进了社会的普遍富裕。斯密指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1]在他看来,分工之所以能促进社会的普遍富裕在于:分工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增;各个劳动者除了自身需要的产品以外,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卖出;各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品,换得其他劳动者的大量产品。
分工能促成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过,它也有其负面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过度细化会使人局限于单一的工序与操作,阻碍人的全面发展,严重的则会造就“单向度的人”。其实,斯密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如把他的一生全消磨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陷入这种状态。”[2]对于分工造成的片面发展与社会失衡,斯密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必要的努力来予以防止。这也充分体现了他的道德情怀。
二、交换的伦理意蕴
分工与交换是互为因果的,分工产生交换,交换导致分工。同分工一样,交换也包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们要实行商品交换,“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的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1]交换的发展,增进了交流与协作,扩大了视野,改善了生活质量。交换促成了社会的进步,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伦理价值。
交换中常常出现的是彼此陌生的人,他们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每一个人都根据其需要互通有无。交换双方以商品为媒介,不存在人身依附或其他的社会等级差别关系。如果交换中不尊重对方的利益,自己的利益也难以实现。因此,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自由、平等、互利的规定;只有践履了这些价值规定,才能完成交换。
不过,交换也有伦理上的负面影响。随着交换的扩张和目的化,人反而退居其后,变成为生产而生产,为交换而交换。由逐利动机所驱动的市场交换活动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这就有可能激发人们的非正当偏好和过度需要,从而损害他人、社会的利益,败坏道德风尚。对于这一点,斯密本人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多次提及商人的利益在许多场合与民众的利益不一致,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比如,斯密说:“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1]要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和谐,使交换不至于危害他人和社会,只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引导、法律规范、政府调控等。
三、分配的伦理性质
在资本主义的分配体系中,斯密把雇佣工人、资本家、地主看做社会三大基本阶级,他们占据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各阶级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这三大阶级在分配上的伦理性质。
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阶级,他们在生产中创造了大量的社会产品,只有伴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他们才能得到较充裕的劳动报酬,而且他们所拥有的优厚报酬对社会是有益无害的。因此,劳动者阶级分得相对丰裕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谁反对他们获取充足的劳动报酬,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的普遍利益及繁荣,因为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完全一致。社会繁荣,他们的处境就相应地改善;社会衰退,他们就会遭受最大的苦难。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的处境改善会促进社会繁荣,而他们的处境恶化,社会也就止步或衰退。因此,斯密对雇佣劳动阶级给予了最高的伦理评价,寄予了最多的道德同情。他认为:“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1]这是极不公平的。充足的劳动报酬,具有道德合理性;资本家出于私利,而反对劳动报酬的丰厚,实际上是道德上的恶。
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在经济生活中只为着自己的利益而计谋。从主观上看,资本家的利益常与社会普遍利益相对立,资本家往往缺乏道德高尚性;而从其经济活动的客观后果来看,则具有伦理价值。斯密既对资本家自利行为的后果利及全社会予以肯定,又对这一阶级的主观态度保持着相当的警惕。资本家不经意的后果往往利及整个社会,与其归于他们,不如归于“看不见的手”这一客观的市场机制。斯密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赞赏,而对资本家个人的某些不良动机予以伦理上的谴责。
获取地租的地主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的地位,使他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1]地主阶级仅仅凭借着对其土地的私人占有而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取得一个不小的份额,他们无所贡献于社会,其地位与作用决定了他们在伦理上的消极乃至堕落。
总体来看,斯密对劳动者抱有强烈的同情,同时又力图避免道德情感遮蔽经济规律。他是从市场经济生活本身的必然性、合理性来表述“分配”这一环节的伦理性质的。
四、节俭的伦理意义
在消费伦理方面,斯密十分强调节俭的作用。在他看来,节俭的最大意义在于增加资本。他说:“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是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增大。”[1]而且,“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1]斯密认为,节俭对于可持续生产具有重大作用,“节俭可以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1]
与此同时,斯密极力反对奢侈浪费。他认为,奢侈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收支失衡,从而侵蚀社会资本。影响一国盛衰的原因主要在于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如果生产多于消费,每年则有节余的部分追加到社会资本上,用以进一步增加年产物。“反之,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短少的比例而减少下去。在这场合,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然会腐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2]另外,奢侈只追求满足当前享乐的欲望,而消磨人们锐意进取的精神。“有些富翁简直是满室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的花”[1],这种及时行乐、无补于来日的奢侈消费,不仅会使自己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浪费精光,而且容易导致懒惰恶习的养成。
斯密是两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思想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其经济伦理思想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位世界思想巨匠,他关于市场经济伦理的论述必然蕴涵有不少合理的成分,这些合理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320.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