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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一书结构体例颇为独特。刘向在《说苑序奏》中明确交代《说苑》是由“除去与《新序》复重者”,把“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而外的材料编撰而成。这说明,《说苑》取材的首要标准是要求有义理可观。《说苑》即是以义理为统辖,搜集那些可以作为依据的传说和故事编撰而成。
《说苑》包括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共二十篇。每篇都有一个中心议题,即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在每一篇开头,作者先用一段或几段文字开门见山地点明本篇所要表达的义理,这些义理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启示性很强,且都以浓缩的形态出现,经得起品味和咀嚼。其后编排一系列相关的故事来阐释开篇义理的正确性。所选择的故事围绕需要阐发的义理进行多方面论证,且是以故事群的形式作为论据。这些故事通常都是长期在社会上流传的精品,情理兼备,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刘向编撰《说苑》是抱着有补于汉室治国、挽救衰亡中西汉的强烈目的,因此,全书二十篇都统摄于这一目的之下,希望通过所收录的故事探寻出历史兴亡的规律,给统治者以借鉴。二十篇的编排顺序遵照故事义理与治国关系的疏密编排。在同一篇中,除了每篇开头的义理与后面的诸多故事有统辖关系外,各个故事也不是随意安排、杂乱无章的,各个故事之间的编排顺序都有严格的编排规则,每个故事都有大体确定的位置。故事间前后相承的脉络很明确,结构方式多种多样。
其编撰结构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层递”关系,即指故事间前后编排呈现一种意义相承关系,包括层次递减和递增两种。层次递减以《说苑·复恩》篇为代表:
“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恩怨施报事件是汉代文学的重要题材,刘向论述的是君臣间的施报,依其性质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施而不德,受恩尚报,君臣双方靠道德联系在一起,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这是君臣施报关系的最高层次。二是君臣施报与功利挂钩,厚施而重报,以此维系君臣关系的牢固,是君臣施报的第二个层次。三是臣不复君之恩,君不赏臣之功,施报失调,导致祸乱萌生,即为君臣施报的最下层次。《说苑·复恩》收录的君臣施报传说,基本是按这三个层次由高到低依序排列的。从“赵襄子解除晋阳之围后上赏高赫”条到“邴吉有阴德于宣帝而不求赏”条,主要是叙述君主以德报恩,而臣下不求其赏的故事。其中出现的介子推、舟之侨、邴吉都是不求赏的光辉形象,晋文公、汉宣帝则是知恩图报的英明君主。从“魏文侯攻中山”条到“齐王赏淳于髡”条,选录的故事是和功利关系联在一起的重施厚报,基本都是第二个层次的君臣施报。其中有掩臣之过者,如魏文侯;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君主,如赵宣孟、晏子等;有受恩知赏的君主,如平原君、齐王等。更有许多对君恩以死相报的义士,如在楚庄王酒宴上夜绝缨者、翳桑下之饿人、豫让、辛俞、韩厥、程婴等。从阳虎与赵简子对话条到公子宋杀宋灵公条,或是批评施报失宜,或是揭示由施报悖理而导致的祸乱,所选录的故事都在否定之列,是君臣施报的最下者。
《复恩》共二十七条,除首条阐述恩怨施报的关系外,其余二十六条都是有关恩怨施报的故事,尽管施报故事在作品中占据绝大部分篇幅,但都是为证明篇首提出的论点服务,是政论的事实依据。这些故事的编排并不是任意的、杂乱的,而是根据施报层次安排的,每个故事都有大体确定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复恩》还对汉代文学作品的结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怨施报事件参与汉代文学作品的结构生成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成为政论文的依据,即以具体的恩怨施报事件作为例证来支持、展开自己的论据;二是恩怨施报故事作为具体的情节出现在传记文学中。而《说苑·复恩》和《韩非子》一书中《内储说》、《外储说》等是属于施报事件参与作品结构生成的第一种类型。
另一种层次递进的关系,以《说苑·尊贤》为代表。其开篇即提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的中心论点,全篇从三个层次来说明这个中心论点。从第二条“春秋之时,天子微弱”条一直到“桓公得士霸国、失士亡身”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反复阐述国“得贤则存,失贤则亡”的道理。从“周公旦得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到“卫君问於田让”条,则是明确了贤士的重要作用后,进一步阐述“怎样才能获得贤士”。第三个层次从“宗卫相齐遇逐”条到篇末“晋、荆战于邲”条,更进一步说明得贤士后,只有善于任用贤士才能获得成功,因此第三层阐述的是“怎样任用贤士”的问题。三个层次也可说是三个分论点,以篇首论点为中心,层层深入,反复阐述。
第二种结构方式即正反相较。以《说苑·臣术》为典型。《臣术》共24条。卷首点明了人臣之术在于“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的中心思想。接着提出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六正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正邪对比。
“汤问伊尹”两条阐明人臣之位有三公、九卿、大夫、列士等,各有各的职位和责任。人君之所以立这些臣位是为了让他们互参王事,“事宗不失”,以达到“内外若一”。以下皆是写人臣之行。从“子贡问孔子”到“齐威王游于瑶台”条,既刻画了子皮、李克、成公乾与田子方等圣臣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子皮、鲍叔、季成子等良臣形象,此外还刻画了翟触、成侯卿等忠臣形象。“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条,不独刻画了百里奚的良臣形象,更突出了公孙支的忠臣形象。“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条刻画了董安于的智臣形象。从“晏子侍于景公”到“晏子方食,君之使者到”条,特别塑造了晏子的贞臣形象。“陈臣子谓鸱夷子皮”条实际上写了直臣形象。以上主要写人臣之正行,但正邪相对,在写正行之时有时也与邪行相互对比突出正行,如“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条,在刻画晏子的贞臣形象时,陈桓子是作为反面形象衬托的。“从命利君谓之顺”条到卷末,基本上都是正反相较。最典型的如:“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尹绰直臣形象和赦厥谀臣形象的强烈对比跃然纸上。
综合来看,此卷故事间排列结构,在分层的基础上,主要是正反相较为主。开篇提出六正之行与六邪之行的对比,而后先写六正之行,再写六邪之行。在行文中,又不时采用正邪对比、正反相较的手法。
第三种结构方式是并列编排。《说苑》二十卷大多采用此方式,以《正谏》为代表。
开篇提出谏臣作用是为“匡君之过,矫君之失”,指出谏臣分为五类:正谏(直谏)、降谏(谲谏)、忠谏、戆谏和讽谏。接着记齐景公游于海上和楚庄王三年不听朝两条,说明正谏,塑造了颜烛、苏从忠直之士形象。从“晋平公好乐”到“楚庄王伐阳夏”条描述的是降谏,塑造了咎犯、少儒子、椒举等聪明智士形象。从“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到“楚庄王欲之荆台游”条写忠谏,塑造了茅焦、诸御己、鲍叔、子綦等忠臣形象。“荆文王得如黄之狗”到“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写戆谏,塑造了保申、叔向戆士形象。从“赵简子举兵攻齐”到“晏子复于景公”条基本上描述的是讽谏,塑造了晏子、伍子胥等一系列聪明智士的形象。
以现今观点来看,刘向对谏臣的五种分类,不无可疑之处。如降谏也可纳入讽谏,而正谏、忠谏、戆谏实际上亦可归入一类。但就《说苑·正谏》篇来说,刘向既然把它分为五类,其故事则是按此五类并列编排的。
呈并列结构的还有《建本》、《君道》、《善说》等篇,均围绕一个中心,从多方面反复阐述。
总体来看,不管是哪种结构方式,《说苑》从篇首标题,到每一篇中的各个层次安排,以及每个层次中某一类故事的编排顺序,始终遵循着一个从高到低、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可谓颇具匠心。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四部丛刊本。
2.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3.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
《说苑》包括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共二十篇。每篇都有一个中心议题,即作者所要表达的理念。在每一篇开头,作者先用一段或几段文字开门见山地点明本篇所要表达的义理,这些义理带有很强的思辨色彩,启示性很强,且都以浓缩的形态出现,经得起品味和咀嚼。其后编排一系列相关的故事来阐释开篇义理的正确性。所选择的故事围绕需要阐发的义理进行多方面论证,且是以故事群的形式作为论据。这些故事通常都是长期在社会上流传的精品,情理兼备,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
刘向编撰《说苑》是抱着有补于汉室治国、挽救衰亡中西汉的强烈目的,因此,全书二十篇都统摄于这一目的之下,希望通过所收录的故事探寻出历史兴亡的规律,给统治者以借鉴。二十篇的编排顺序遵照故事义理与治国关系的疏密编排。在同一篇中,除了每篇开头的义理与后面的诸多故事有统辖关系外,各个故事也不是随意安排、杂乱无章的,各个故事之间的编排顺序都有严格的编排规则,每个故事都有大体确定的位置。故事间前后相承的脉络很明确,结构方式多种多样。
其编撰结构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可以称之为“层递”关系,即指故事间前后编排呈现一种意义相承关系,包括层次递减和递增两种。层次递减以《说苑·复恩》篇为代表:
“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恩怨施报事件是汉代文学的重要题材,刘向论述的是君臣间的施报,依其性质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施而不德,受恩尚报,君臣双方靠道德联系在一起,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这是君臣施报关系的最高层次。二是君臣施报与功利挂钩,厚施而重报,以此维系君臣关系的牢固,是君臣施报的第二个层次。三是臣不复君之恩,君不赏臣之功,施报失调,导致祸乱萌生,即为君臣施报的最下层次。《说苑·复恩》收录的君臣施报传说,基本是按这三个层次由高到低依序排列的。从“赵襄子解除晋阳之围后上赏高赫”条到“邴吉有阴德于宣帝而不求赏”条,主要是叙述君主以德报恩,而臣下不求其赏的故事。其中出现的介子推、舟之侨、邴吉都是不求赏的光辉形象,晋文公、汉宣帝则是知恩图报的英明君主。从“魏文侯攻中山”条到“齐王赏淳于髡”条,选录的故事是和功利关系联在一起的重施厚报,基本都是第二个层次的君臣施报。其中有掩臣之过者,如魏文侯;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君主,如赵宣孟、晏子等;有受恩知赏的君主,如平原君、齐王等。更有许多对君恩以死相报的义士,如在楚庄王酒宴上夜绝缨者、翳桑下之饿人、豫让、辛俞、韩厥、程婴等。从阳虎与赵简子对话条到公子宋杀宋灵公条,或是批评施报失宜,或是揭示由施报悖理而导致的祸乱,所选录的故事都在否定之列,是君臣施报的最下者。
《复恩》共二十七条,除首条阐述恩怨施报的关系外,其余二十六条都是有关恩怨施报的故事,尽管施报故事在作品中占据绝大部分篇幅,但都是为证明篇首提出的论点服务,是政论的事实依据。这些故事的编排并不是任意的、杂乱的,而是根据施报层次安排的,每个故事都有大体确定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复恩》还对汉代文学作品的结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怨施报事件参与汉代文学作品的结构生成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成为政论文的依据,即以具体的恩怨施报事件作为例证来支持、展开自己的论据;二是恩怨施报故事作为具体的情节出现在传记文学中。而《说苑·复恩》和《韩非子》一书中《内储说》、《外储说》等是属于施报事件参与作品结构生成的第一种类型。
另一种层次递进的关系,以《说苑·尊贤》为代表。其开篇即提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的中心论点,全篇从三个层次来说明这个中心论点。从第二条“春秋之时,天子微弱”条一直到“桓公得士霸国、失士亡身”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反复阐述国“得贤则存,失贤则亡”的道理。从“周公旦得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到“卫君问於田让”条,则是明确了贤士的重要作用后,进一步阐述“怎样才能获得贤士”。第三个层次从“宗卫相齐遇逐”条到篇末“晋、荆战于邲”条,更进一步说明得贤士后,只有善于任用贤士才能获得成功,因此第三层阐述的是“怎样任用贤士”的问题。三个层次也可说是三个分论点,以篇首论点为中心,层层深入,反复阐述。
第二种结构方式即正反相较。以《说苑·臣术》为典型。《臣术》共24条。卷首点明了人臣之术在于“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的中心思想。接着提出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六正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正邪对比。
“汤问伊尹”两条阐明人臣之位有三公、九卿、大夫、列士等,各有各的职位和责任。人君之所以立这些臣位是为了让他们互参王事,“事宗不失”,以达到“内外若一”。以下皆是写人臣之行。从“子贡问孔子”到“齐威王游于瑶台”条,既刻画了子皮、李克、成公乾与田子方等圣臣形象,同时也刻画了子皮、鲍叔、季成子等良臣形象,此外还刻画了翟触、成侯卿等忠臣形象。“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条,不独刻画了百里奚的良臣形象,更突出了公孙支的忠臣形象。“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条刻画了董安于的智臣形象。从“晏子侍于景公”到“晏子方食,君之使者到”条,特别塑造了晏子的贞臣形象。“陈臣子谓鸱夷子皮”条实际上写了直臣形象。以上主要写人臣之正行,但正邪相对,在写正行之时有时也与邪行相互对比突出正行,如“景公饮酒,陈桓子侍”条,在刻画晏子的贞臣形象时,陈桓子是作为反面形象衬托的。“从命利君谓之顺”条到卷末,基本上都是正反相较。最典型的如:“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尹绰直臣形象和赦厥谀臣形象的强烈对比跃然纸上。
综合来看,此卷故事间排列结构,在分层的基础上,主要是正反相较为主。开篇提出六正之行与六邪之行的对比,而后先写六正之行,再写六邪之行。在行文中,又不时采用正邪对比、正反相较的手法。
第三种结构方式是并列编排。《说苑》二十卷大多采用此方式,以《正谏》为代表。
开篇提出谏臣作用是为“匡君之过,矫君之失”,指出谏臣分为五类:正谏(直谏)、降谏(谲谏)、忠谏、戆谏和讽谏。接着记齐景公游于海上和楚庄王三年不听朝两条,说明正谏,塑造了颜烛、苏从忠直之士形象。从“晋平公好乐”到“楚庄王伐阳夏”条描述的是降谏,塑造了咎犯、少儒子、椒举等聪明智士形象。从“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到“楚庄王欲之荆台游”条写忠谏,塑造了茅焦、诸御己、鲍叔、子綦等忠臣形象。“荆文王得如黄之狗”到“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写戆谏,塑造了保申、叔向戆士形象。从“赵简子举兵攻齐”到“晏子复于景公”条基本上描述的是讽谏,塑造了晏子、伍子胥等一系列聪明智士的形象。
以现今观点来看,刘向对谏臣的五种分类,不无可疑之处。如降谏也可纳入讽谏,而正谏、忠谏、戆谏实际上亦可归入一类。但就《说苑·正谏》篇来说,刘向既然把它分为五类,其故事则是按此五类并列编排的。
呈并列结构的还有《建本》、《君道》、《善说》等篇,均围绕一个中心,从多方面反复阐述。
总体来看,不管是哪种结构方式,《说苑》从篇首标题,到每一篇中的各个层次安排,以及每个层次中某一类故事的编排顺序,始终遵循着一个从高到低、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可谓颇具匠心。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四部丛刊本。
2.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3.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为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