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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德性对于城邦和谐的至关重要性。为此，政治上他提出要建立一个能实现公民善德的优良城邦，倡导中产阶级掌权的优良政体，实行法治；经济上他提出崇尚德性，德富兼容的德富观；道德建设上他坚持理性的指导地位，在保障公民拥有充分自由的基础上，强调实践在德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立德树人；和谐城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立德树人”，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定有力地回答了这一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早思考和研究“立德树人”问题的大师之一，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整个社会提倡“立德树人”，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著作，便可发现，“构建和谐城邦”是他思想的理论支点和他本人的现实追求，而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他非常重视德性对于个人和城邦和谐的至关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谐的城邦必然首先是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而且构成这个城邦的个人及群体，必然是具备基本德性的人，这样的城邦才是真正和谐的、幸福的城邦。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一、政治上主张“德治”与“法治”并重
为了实现“建立和谐城邦”的政治理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建立优良的城邦，优良的政体，为此，必须实行法治和多数人统治，而且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等等。
（一）建立优良城邦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即“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 7。他说，人类的目的是实现三种善业：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是最本质的善。因为人只有实现了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才可能实现人的本性。而唯有城邦才能使人实现这三种“善业”，除此之外，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社会团体都不能。所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性就必须过城邦的生活。
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1] 3，人只有成为城邦的一员，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城邦的目的是“至善”，要实现公民“优良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优良城邦。
（二）建立优良政体
什么样的城邦才算是优良的城邦呢？从道德的角度讲，“凡能成善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1] 206。从政体的角度来说，“只有具备最为优良政体的城邦，才有最为优良的治理” [1] 206。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城邦凭借它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在理想政体的首脑领导下，人民才能成为一切的主人，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共和政体坚持以“中道”为原则，让中产阶级掌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最为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又不至于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的美德，最能顺从理性，并能成为贫富两个阶级公正的仲裁者，避免党派之争，实现阶级之间的和谐。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城邦，亚里士多德把“公正”这一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倡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法治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善即正义，而正义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不仅是社会制度和整体的善，也是个人美德和个体的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极力推崇“法治”。因为人性中固有恶性等天赋弱点，使得人只有从小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1] 248，才能养成对高尚的爱好和对丑恶憎恶的习惯。
在推崇“法治”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给“德治”以很高的地位，他主张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要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个人美德对城邦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城邦治理的基础。因为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人去执行和遵守，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法律制度而忽视公民道德培养，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于事无补。反过来，公民素质的提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因此我们要以德治国，提高个体尤其是执政者的素质，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不贪赃枉法。
二、经济上推崇“崇尚德性、德富兼容”
亚里士多德在经济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著名的“德富观”，在探讨幸福和善的过程中，他深入而详细地论述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他既反对柏拉图的禁欲主义，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社会上那种不顾道德，贪图财富享乐的社会风气，并阐述了自己崇尚德性、德富兼容的观点。
（一）“德”与“富”都是一种善
亚里士多德的“德富观”必须结合他关于“善”的理论来理解。“德”即为伦理道德；“富”即为包括功名利禄等等的外在诸善。他概括性地把善分为三种：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外在的善指财富、权力、荣誉、朋友或高贵的身份等等；身体的善包括健康、漂亮、健壮等等；灵魂的善则可分为德性、明智和快乐。德性，这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的品质”。
（二）“求利”需要“德性”的指导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德”或者“富”都是一种“善”，他肯定对“富”的正当追求，但强调只有符合“德”的求“富”才是正当的和高尚的，说明“德性”比“利益”更为重要。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而“离开了德性便无幸福可言”[1] 247。此外，他认为，“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幸福应正好与他具备的德性和实践智慧以及依此行事的能力相等”[1] 232。但是德性并不等同于幸福。因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幸福的主导”，但“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2] 17，因此，一个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且拥有充分外在的善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
三、道德建设上主张在实践中培养公民的“善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优良城邦理论里，全体公民都应该关心城邦的事务，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用他的话说叫做“全体公民对政治人人负责”[1] 385。正因为如此，倘若城邦的公民品质恶劣，参与城邦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全城邦的和谐，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那么，这样的城邦必定不能成为优良的城邦。因此，要建立优良的城邦，除了政治举措和经济举措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培养公民的善德。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人类生活的目的是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他们自然地被赋予了获得美德的潜在能力。因而善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并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是后天形成的，所以“善”的获得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
（二）强调实践的工具性意义
美德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知识，更是一种道德行为。德性需要实践的训练，而这种训练，最简单亦即必须的方法，就是“德性”。唯有在“德性”养成过程中形成习惯，才能真正全面地完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获得德行来说，知的作用是非常弱的，而行比知更重要。德性是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是在思虑之后选择的，而且这种行为是自觉的。不是德性决定了道德行为，而是坚持不懈的道德实践塑造了人们的德性。
（三）寓伦理道德教育于政治活动中
在当时的希腊城邦，政治被理解成人们之间的一种合理交往。最优良的政体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与政治已经合而为一，教育因此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城邦的善德是人力可致的。立法家应制定措施，通过教育，使得城邦中参与政事的公民都具有善德。
不否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理念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他认识上的不足，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也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城邦”和“立德树人”思想却是建立在对大量经验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人理念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公民达成道德共识，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已经衰落，社会风气非常浑浊。亚里士多德哀叹希腊社会“争权干禄”“骄奢淫逸”“贪图钱利”“沽名钓誉”[1] 101的风气严重。针对这些病态的社会风气，他认为，在希腊社会有必要倡导“理性的优良生活”和“善人”的道德理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心病自须心治”。唯有如此，才能改变病态的社会。
2.要兼容并蓄地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于立德，优良品德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营养精华。青少年是否能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延续，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使人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出现价值迷失。因此，要使广大青少年儿童理解并传承中华文化，并将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起来，便成为青少年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3.应建立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亚里士多德推崇“崇尚德性、德富兼容”的观点。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强调以道德来制约物欲，规范人民的求利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在希腊社会建立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因为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是道德建设的前提。为此，我们需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使求利主体相对平等、求利渠道诚信公正、利益分配相对合理。
4.应完善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法治”和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在他看来，人性中固有的恶性等天赋弱点，作为肉体凡胎的人是难能超脱的。因而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才能引导他们由习惯“养成一种本己德性” [1] 248。因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化，可以使道德根基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加深入人心，使民众更加自觉地遵守基本道德要求，从而促进道德共识的达成。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肖偲偲]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立德树人；和谐城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立德树人”，要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定有力地回答了这一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早思考和研究“立德树人”问题的大师之一，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整个社会提倡“立德树人”，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著作，便可发现，“构建和谐城邦”是他思想的理论支点和他本人的现实追求，而作为一个德性伦理学家，他非常重视德性对于个人和城邦和谐的至关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和谐的城邦必然首先是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而且构成这个城邦的个人及群体，必然是具备基本德性的人，这样的城邦才是真正和谐的、幸福的城邦。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一、政治上主张“德治”与“法治”并重
为了实现“建立和谐城邦”的政治理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建立优良的城邦，优良的政体，为此，必须实行法治和多数人统治，而且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等等。
（一）建立优良城邦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著名命题即“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 7。他说，人类的目的是实现三种善业：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其中，良好的道德是最本质的善。因为人只有实现了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才可能实现人的本性。而唯有城邦才能使人实现这三种“善业”，除此之外，任何孤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社会团体都不能。所以，人要实现自己的本性就必须过城邦的生活。
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1] 3，人只有成为城邦的一员，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城邦的目的是“至善”，要实现公民“优良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优良城邦。
（二）建立优良政体
什么样的城邦才算是优良的城邦呢？从道德的角度讲，“凡能成善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1] 206。从政体的角度来说，“只有具备最为优良政体的城邦，才有最为优良的治理” [1] 206。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是城邦凭借它实现最大幸福的政体，在理想政体的首脑领导下，人民才能成为一切的主人，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共和政体坚持以“中道”为原则，让中产阶级掌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最为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使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又不至于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的美德，最能顺从理性，并能成为贫富两个阶级公正的仲裁者，避免党派之争，实现阶级之间的和谐。
（三）加强政治制度建设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城邦，亚里士多德把“公正”这一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倡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法治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善即正义，而正义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不仅是社会制度和整体的善，也是个人美德和个体的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极力推崇“法治”。因为人性中固有恶性等天赋弱点，使得人只有从小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1] 248，才能养成对高尚的爱好和对丑恶憎恶的习惯。
在推崇“法治”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给“德治”以很高的地位，他主张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要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个人美德对城邦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城邦治理的基础。因为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人去执行和遵守，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法律制度而忽视公民道德培养，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于事无补。反过来，公民素质的提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因此我们要以德治国，提高个体尤其是执政者的素质，秉公执法，不谋私利，不贪赃枉法。
二、经济上推崇“崇尚德性、德富兼容”
亚里士多德在经济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著名的“德富观”，在探讨幸福和善的过程中，他深入而详细地论述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他既反对柏拉图的禁欲主义，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社会上那种不顾道德，贪图财富享乐的社会风气，并阐述了自己崇尚德性、德富兼容的观点。
（一）“德”与“富”都是一种善
亚里士多德的“德富观”必须结合他关于“善”的理论来理解。“德”即为伦理道德；“富”即为包括功名利禄等等的外在诸善。他概括性地把善分为三种：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外在的善指财富、权力、荣誉、朋友或高贵的身份等等；身体的善包括健康、漂亮、健壮等等；灵魂的善则可分为德性、明智和快乐。德性，这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的品质”。
（二）“求利”需要“德性”的指导
亚里士多德认为，无论是“德”或者“富”都是一种“善”，他肯定对“富”的正当追求，但强调只有符合“德”的求“富”才是正当的和高尚的，说明“德性”比“利益”更为重要。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而“离开了德性便无幸福可言”[1] 247。此外，他认为，“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幸福应正好与他具备的德性和实践智慧以及依此行事的能力相等”[1] 232。但是德性并不等同于幸福。因为“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是幸福的主导”，但“幸福也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2] 17，因此，一个合乎德性而现实活动着，并且拥有充分外在的善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
三、道德建设上主张在实践中培养公民的“善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优良城邦理论里，全体公民都应该关心城邦的事务，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用他的话说叫做“全体公民对政治人人负责”[1] 385。正因为如此，倘若城邦的公民品质恶劣，参与城邦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全城邦的和谐，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那么，这样的城邦必定不能成为优良的城邦。因此，要建立优良的城邦，除了政治举措和经济举措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培养公民的善德。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一）人类生活的目的是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他们自然地被赋予了获得美德的潜在能力。因而善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并存在于人类生活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是后天形成的，所以“善”的获得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
（二）强调实践的工具性意义
美德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知识，更是一种道德行为。德性需要实践的训练，而这种训练，最简单亦即必须的方法，就是“德性”。唯有在“德性”养成过程中形成习惯，才能真正全面地完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获得德行来说，知的作用是非常弱的，而行比知更重要。德性是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是在思虑之后选择的，而且这种行为是自觉的。不是德性决定了道德行为，而是坚持不懈的道德实践塑造了人们的德性。
（三）寓伦理道德教育于政治活动中
在当时的希腊城邦，政治被理解成人们之间的一种合理交往。最优良的政体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与政治已经合而为一，教育因此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城邦的善德是人力可致的。立法家应制定措施，通过教育，使得城邦中参与政事的公民都具有善德。
不否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理念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他认识上的不足，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也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城邦”和“立德树人”思想却是建立在对大量经验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人理念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应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作用。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公民达成道德共识，遵循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已经衰落，社会风气非常浑浊。亚里士多德哀叹希腊社会“争权干禄”“骄奢淫逸”“贪图钱利”“沽名钓誉”[1] 101的风气严重。针对这些病态的社会风气，他认为，在希腊社会有必要倡导“理性的优良生活”和“善人”的道德理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心病自须心治”。唯有如此，才能改变病态的社会。
2.要兼容并蓄地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于立德，优良品德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营养精华。青少年是否能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延续，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使人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出现价值迷失。因此，要使广大青少年儿童理解并传承中华文化，并将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起来，便成为青少年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3.应建立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亚里士多德推崇“崇尚德性、德富兼容”的观点。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强调以道德来制约物欲，规范人民的求利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在希腊社会建立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因为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是道德建设的前提。为此，我们需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使求利主体相对平等、求利渠道诚信公正、利益分配相对合理。
4.应完善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法治”和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在他看来，人性中固有的恶性等天赋弱点，作为肉体凡胎的人是难能超脱的。因而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哺育”，才能引导他们由习惯“养成一种本己德性” [1] 248。因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化，可以使道德根基在法律的保障下更加深入人心，使民众更加自觉地遵守基本道德要求，从而促进道德共识的达成。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肖偲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