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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自2015年7月上市之后,随着“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等争论译文被网民传阅开来,网上对冯唐译作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官方微博上宣布:“鉴于本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表示,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内地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而冯唐只就此回应了一句话:“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
冯唐可以有自己的翻译风格
为什么冯译《飞鸟集》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一是《飞鸟集》属于中学生必读书目,如果青少年误选了冯唐的译本,很有可能受到误导;二是冯唐的翻译伤害了广大文艺青年尤其是诗歌爱好者的感情,认为他亵渎了诗歌、亵渎了泰戈尔。可能误导青少年,这个的确无可辩驳;然而其是不是亵渎了诗歌和大诗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众所周知,冯唐的文学风格一直以来就是走“下三路”的路子。你可以说他低俗,可以看不惯或者看不上,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诉求和表达方式。他作品中透露出的个人情感、观念或许不符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对作者本人来说却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也是正确而美好的。如今,冯唐只是把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运用到了诗歌翻译上,并未特别作出什么低俗化的改变,可见他首先从主观上就没有亵渎诗歌和泰戈尔的意思。相反,他以自己热爱和崇尚的方式去解读泰戈尔,则更应看作是一种致敬。好比一个乞丐用残羹剩饭去供奉神灵,在你看来不值一提,却是他所能献出的最丰饶的诚意。与之相比,那些自己读着泰戈尔,却用地摊文学水准的小说、影视剧去糊弄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者才更应该受到谴责和讨伐吧。
所谓翻译至少应该不带私心
怎样才算好的翻译?对此,从没有一套绝对的标准。虽然有“信达雅”的大原则作指引,但更多的时候,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还是充满了主观性与随机色彩。总的来说,冯唐的译本之所以饱受非议,一则在于“词不达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泰翁的诗作本意;再者,则因为“行文粗鄙”,大量使用粗口、脏话等等……冯唐将其一贯的“身体写作”式的行文路数,强加于泰戈尔与《飞鸟集》,势必会引起读者的莫名反感。
要知道,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是一种文学信仰,都代表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印象。说到底,冯唐翻译的《飞鸟集》还是太过冯唐,而太不像泰戈尔了。在原作和译本之间,存在着突兀的对比与强烈的落差,这无异是对泰翁拥趸的冒犯。如果说泰戈尔的诗,象征着一份典雅、清新以及完好的教养,那么冯唐的作品,则宣泄着一股傲慢、乖张与活脱的轻佻。于此,自然很难说孰高孰低,但至少彼此应保持距离、相互区别才是。
倘若非要给诗歌翻译归纳一条原则底线,那么就应该是“译者无私心”吧。翻译者,只有克制住抖机灵、炫才情的冲动,才能对原著保持起码的尊重,才能不至于太过离谱。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再谈“译者风格”的建构。事实上,所谓“翻译中的个人色彩”,绝不体现为对原作推倒重来,也绝不体现为刻意的词句经营,而应表现为在语言转换、文本重构时,个体劳动自然而然所留下的独特印记。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表示,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内地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而冯唐只就此回应了一句话:“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
冯唐可以有自己的翻译风格
为什么冯译《飞鸟集》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一是《飞鸟集》属于中学生必读书目,如果青少年误选了冯唐的译本,很有可能受到误导;二是冯唐的翻译伤害了广大文艺青年尤其是诗歌爱好者的感情,认为他亵渎了诗歌、亵渎了泰戈尔。可能误导青少年,这个的确无可辩驳;然而其是不是亵渎了诗歌和大诗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众所周知,冯唐的文学风格一直以来就是走“下三路”的路子。你可以说他低俗,可以看不惯或者看不上,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艺术诉求和表达方式。他作品中透露出的个人情感、观念或许不符合大众的普遍认知,可对作者本人来说却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也是正确而美好的。如今,冯唐只是把他一以贯之的风格运用到了诗歌翻译上,并未特别作出什么低俗化的改变,可见他首先从主观上就没有亵渎诗歌和泰戈尔的意思。相反,他以自己热爱和崇尚的方式去解读泰戈尔,则更应看作是一种致敬。好比一个乞丐用残羹剩饭去供奉神灵,在你看来不值一提,却是他所能献出的最丰饶的诚意。与之相比,那些自己读着泰戈尔,却用地摊文学水准的小说、影视剧去糊弄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者才更应该受到谴责和讨伐吧。
所谓翻译至少应该不带私心
怎样才算好的翻译?对此,从没有一套绝对的标准。虽然有“信达雅”的大原则作指引,但更多的时候,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还是充满了主观性与随机色彩。总的来说,冯唐的译本之所以饱受非议,一则在于“词不达意”,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泰翁的诗作本意;再者,则因为“行文粗鄙”,大量使用粗口、脏话等等……冯唐将其一贯的“身体写作”式的行文路数,强加于泰戈尔与《飞鸟集》,势必会引起读者的莫名反感。
要知道,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是一种文学信仰,都代表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印象。说到底,冯唐翻译的《飞鸟集》还是太过冯唐,而太不像泰戈尔了。在原作和译本之间,存在着突兀的对比与强烈的落差,这无异是对泰翁拥趸的冒犯。如果说泰戈尔的诗,象征着一份典雅、清新以及完好的教养,那么冯唐的作品,则宣泄着一股傲慢、乖张与活脱的轻佻。于此,自然很难说孰高孰低,但至少彼此应保持距离、相互区别才是。
倘若非要给诗歌翻译归纳一条原则底线,那么就应该是“译者无私心”吧。翻译者,只有克制住抖机灵、炫才情的冲动,才能对原著保持起码的尊重,才能不至于太过离谱。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再谈“译者风格”的建构。事实上,所谓“翻译中的个人色彩”,绝不体现为对原作推倒重来,也绝不体现为刻意的词句经营,而应表现为在语言转换、文本重构时,个体劳动自然而然所留下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