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凭票生存的年代，虽然已经在记忆中慢慢远去，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共和国这段曾经的经历……
　　
　　看着我积存下来的票证，不难想起“票证年代”的艰难。
　　票证最早始于1955年全国粮食统购统销，“盛行”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特别是1959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加之“一大二公”的体制，市场物品日益匮乏，越来越多的物品凭证才能购买。就拿北京来说，到改革开放前各类票证竟增至十多种，吃饭要凭“一证多票”，即一个“居民粮食供应证”和附带的粮票、面票、米票，以及油票、猪肉票、鸡蛋票等，这些都是既凭证又凭票才能购买的。此外单凭证购买的还有白糖、碱面、粉丝、粉条、麻酱，以及过节补助的点心、香油等，不管哪种食品都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粮票又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省市印发的粮票，如果到异地出差公干或探亲，就需要凭所在单位介绍信到粮站将地方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这样到外地招待所才能吃上饭，才能在探亲所在地购上粮食。
　　二是买布做衣服要凭布票。当时每年布票定量要视棉花收成情况而定。记得最多的一年是大人20尺，小孩10尺。少数民族定量每人每年增发5尺。1961年由于棉布供应紧缺，军人没有发夏装，只发了5尺布票，连买条裤子都不够。当时人们很少添新衣服，外国人讽刺我们是“蓝绿灰”，没有色彩。
　　三是购买工业产品如饭锅、脸盆等要凭工业券，记得每个正式工作人员每月供应4整张，后又减为两整张（每整张可兑换为两个0.5张或10个0.1张），购买物品时依据不同种类收票的数量不一。若购买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大型工业品则需要另有自行车票等。发放方法是按单位每20－30人1张，当时要买到一辆自行车可不容易，购车证分到单位往往采用抓阄的方法进行分配。
　　此外，城镇人的生活用煤和没有通电的农村点灯用油，也都是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的。
　　回想起来，“票证年代”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国家的无奈给市场带来不良的后果。实行票证要用大量的纸张印刷，分发票证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流通于市场无形又具有货币价值，特别是关系到民生的粮票、面票像“代货币”一样能够兑换各类物品。票证给个人、家庭带来了束缚，“穿衣吃饭、精打细算”，不敢有半点疏忽。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65年春节前，我领好粮票，看书时顺手拿了20斤面票当书签夹在书中，待买粮食时，怎么也想不起放在哪里了，招来老伴的埋怨还不算，春节期间还少吃了好几顿饺子，只好用窝窝头来填补，让孩子们受了委屈，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
　　说到家中穿衣，因布票所限，三个孩子要添新衣服得轮流买，今年给大孩做，明年才能给两个小的做，平时往往是老大穿后给老二，老二穿后给老三。有时还把两件破旧的衣服改成一件继续穿。那时我和老伴常悄悄地嘀咕，社会这样发展下去，可怎么生活啊……老伴当时每月只有43元的工资，她说“这辈子月工资能长到50元就满足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荡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不开放，中国经济就得不到发展。斗转星移换新天，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文汇报》率先刊出布票退休了，粮票也将“退役”了。看后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的确是事实。北京的粮油、肉类市场也逐渐放开了，开始由单一的凭票证制演进到两种供应方法两种价格并行，并且渐渐缩小凭票范围。至1993年4月终于使全部票证退出了市场。为了不使主要生活用品放开而暂时价格稍高影响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国家采取每人每月给予“七元五”副食补贴。使全社会初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逐年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刷卡”进入了日常生活。购买各类充值卡，既有优惠，又简便了手续。特别是乘公交车辆的“一卡通”，不仅享受4折优惠，连听到那刷卡的响声也令人心情愉悦。时代在进步，生活在提高，相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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