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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布，便迅速震惊海内外，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本文主要借助“社会进化论”、“文化悲剧”等社会学观点详细论述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促进基因编辑技术的积极发展。
关键词：基因编辑;社会学;社会进化论;文化悲剧
在当下这个科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的时代，众多科技创新产业可谓展露锋芒，尽显风采。然而对于现代生物技术来说，面对充斥着无穷未知性的基因世界，目前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只能称之为“小荷才露尖尖角”。因而当前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2018年11月26日对外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诞生时，迅速震惊了国内外，引发了舆论风暴，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现状
基因编辑技术是指运用生物学手段对组织或细胞的基因中特定的DNA片段进行添加、删除、替换等，从而实现对现有基因的编辑。在此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贺建奎所使用的是一种目前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基因编辑手段——CRISPR-Cas9技术，其成本低廉且简单方便。基因编辑技术最初应用于动植物中，它通过对动植物的某个基因组的特定修改，改变其遗传性状，使其成长为人类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通过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让已经灭绝的物种拥有重生的可能，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而目前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更多地还是被应用于人类的疾病治疗中，通过对人体基因结构的改变来达到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一路突飞猛进。从2014年全球首只靶向基因编辑猴子的出生，到2015年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中地中海贫血症致病基因进行靶向修饰获得成功[1]，再到2016年华西医院宣布首例CRISPR基因编辑人体实验的正式展开，都说明了随着生物科学家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认识的愈加深刻以及对基因编辑手段的不断改良，基因编辑技术在未来将会有进一步的积极发展。
二、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盲目应用也可能引起社会倒退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指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就像生物进化的结果一样，“优胜劣汰”就是人类社会“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便正可谓如此，人类利用高新科技可以任意改变生物体的遗传基因，通过主观选择来增强优质基因并淘汰生命体中的劣性基因以造福子孙后代。然而在现如今，我们没有办法来预测这种增强或淘汰对于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探寻着人体体能的极限，但是那些以毫秒甚至微秒的差距一遍又一遍刷新的世界纪录，也在从侧面告诉我们无论运动员们如何拼命，人体体能的极限是始终存在的。试想，一旦人类为了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智商、更健硕的体格等无休止的欲望来随意改变我们从古至今逐步进化而形成的基因，从而突破了临界值，打破了这一极限，其引起的后果和风险可能是毁灭性的，也可能是整个物种的再一次进化，但我们难以预测，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因此在目前有限的条件下，面对未知，我们仍需要深入挖掘，刻苦钻研，切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意违背自然发展规律，忽视“物竞天择”。在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这对双胞胎原本就是出生时不会感染HIV病毒的健康婴儿，然而其父母野心之大，他们企图通过参加贺建奎团队的试验项目让出生的孩子永远不可能患有艾滋病，这种私欲和需求在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尚还存在着众多未知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极大可能对两个孩子的一生带来无法扭转的不利影响。总的来说，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必然，但盲目将其应用于临床试验反倒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倒退。
（二）从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若缺乏伦理道德与学术修养，将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引发“文化悲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更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事实上，类似于贺建奎这样的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科学家有很多，但大部分都只是维持在理论研究的阶段，偶有应用也只是透过潘多拉魔盒的缝隙小心窥探。在2019年1月，有媒体报道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已初步查明该事件系贺建奎故意逃避监督，为追逐个人名利，私自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2]。因此一旦像贺建奎这类违法实验缺乏严加管控，全世界的有钱人们可能会蜂拥而上，在基因编辑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以加速其发展。如此一来，当基因编辑技术变得成熟、安全却极其昂贵，那么有钱人就可以按照主观意愿优化其子女的DNA，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加优秀和健康，甚至成长为霍金曾预测的“超级人类”，他们具有高智商、强体魄并且长命百岁，而承担不起这一费用的普通人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基因编辑技术在此时充当着一种加剧阶级固化的工具，被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过的那部分人必然会因资源优势在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当阶级固化，社会缺乏流动，两极分化程度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就势必会引发不满和反抗，革命由此爆发。而更可怕也可悲地或许是，在那个社会里，与“超级人类”相比，正常人就好比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在这场由社会不平等加剧而造成的革命中，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优胜劣汰”，这一结果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空前的灾难。
放眼当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但主观文化及其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只有低速成长，甚至正在不可避免的衰落，从而让大众面临着“文化悲剧”。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文化悲剧”的实质在于个体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愈来愈不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且会逐渐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科技的运用从一开始便将人的理性局限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层面上，科技逐渐形成了一种支配、控制人的霸权力量[3]。马尔库塞也曾指出，在发达工业文明中，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一切都变成了可以计算和控制的东西，连人的思想也不例外。随着基因编辑冲突的出现，人们已经深层次地认识到了在科技应用中对相关科研人员的个性发展及其理性培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相关科研人员在进行有关基因研究工作的同时，自身具备高度的伦理道德与学术修养。只有他们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不忘初心，才能始终确保基因编辑等高新技术有利于人类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内外的有序进步。 （三）与生物医学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我国亟待完善，以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有序前行
在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贺建奎的行动比较类似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提出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即行动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经过其理性权衡和考量的，目标和成本之间实现有效理性的权衡。于他而言，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他所付出的成本与他将收获的名利相比较来看是微乎其微的。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与生物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与监管不足，由此导致了贺建奎在前期工作中不加约束一路畅行，至始至终无所顾忌。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说是平地一声雷，震惊了社会各界，但在近些年来，生物医学技术被滥用的实例事实上早已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因而站在道德与法制的双重角度下，深刻反省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刻不容缓。放眼世界，不少法治国家早已在很多领域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融为一体，且在生物医学技术立法方面尤为典型。例如，英国自1961年以来颁发了多项关于生物技术的立法：《人体组织法》、《人体器官移植法》、《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等等，这些法律规范与伦理道德融汇交互，有效地规范着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活动。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对于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制调整，我国目前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只是一部在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行政法规;在其他方面，有的仅仅是一些部委发布的伦理规范，例如2016年颁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审查办法》等[4]。由此可见，我国有关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并不高，与当下高速发展的生物医学研究不相适应，亟需通过强有力的法治来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有序前行，从而推动生命健康伦理建设。
三、结语
众所周知，科學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上重视并加强有关基因研究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使之完善;还需要相关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道德约束力，死守价值尊严与道德红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发挥科技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各界才能翘首以盼地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基因编辑技术或许能够使得各种罕见的遗传病甚至晚期癌症被治愈，或许能够帮助地球上被灭绝的生物起死回生……我们乐于想象并抱持着积极态度。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然给全人类都敲响了警钟，但只要将基因编辑的发展落实到以人为本，追求科技创新以造福人类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参考文献
[1]王云岭.“自然人”与“技术人”：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伦理审视[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2）：36-4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结果的回应[EB/OL].（2018-11-27）[2018-12-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21/c_1124022435.htm.
[3]陈博文，胡尚慧.论基因编辑的风险及法律规制[J].中州大学学报，2019，36（02）：42-46.
[4]黄清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高新生物技术滥用缺法律约束[EB/OL].（2018-12-06）[2018-12-21].https：//med.sina.com/article_detail_103_2_57033.html.
关键词：基因编辑;社会学;社会进化论;文化悲剧
在当下这个科学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的时代，众多科技创新产业可谓展露锋芒，尽显风采。然而对于现代生物技术来说，面对充斥着无穷未知性的基因世界，目前人类所取得的成就仅仅只能称之为“小荷才露尖尖角”。因而当前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2018年11月26日对外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双胞胎诞生时，迅速震惊了国内外，引发了舆论风暴，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现状
基因编辑技术是指运用生物学手段对组织或细胞的基因中特定的DNA片段进行添加、删除、替换等，从而实现对现有基因的编辑。在此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贺建奎所使用的是一种目前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基因编辑手段——CRISPR-Cas9技术，其成本低廉且简单方便。基因编辑技术最初应用于动植物中，它通过对动植物的某个基因组的特定修改，改变其遗传性状，使其成长为人类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此外，通过运用CRISPR技术还可以让已经灭绝的物种拥有重生的可能，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而目前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更多地还是被应用于人类的疾病治疗中，通过对人体基因结构的改变来达到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一路突飞猛进。从2014年全球首只靶向基因编辑猴子的出生，到2015年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中地中海贫血症致病基因进行靶向修饰获得成功[1]，再到2016年华西医院宣布首例CRISPR基因编辑人体实验的正式展开，都说明了随着生物科学家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认识的愈加深刻以及对基因编辑手段的不断改良，基因编辑技术在未来将会有进一步的积极发展。
二、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盲目应用也可能引起社会倒退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指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就像生物进化的结果一样，“优胜劣汰”就是人类社会“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便正可谓如此，人类利用高新科技可以任意改变生物体的遗传基因，通过主观选择来增强优质基因并淘汰生命体中的劣性基因以造福子孙后代。然而在现如今，我们没有办法来预测这种增强或淘汰对于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探寻着人体体能的极限，但是那些以毫秒甚至微秒的差距一遍又一遍刷新的世界纪录，也在从侧面告诉我们无论运动员们如何拼命，人体体能的极限是始终存在的。试想，一旦人类为了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智商、更健硕的体格等无休止的欲望来随意改变我们从古至今逐步进化而形成的基因，从而突破了临界值，打破了这一极限，其引起的后果和风险可能是毁灭性的，也可能是整个物种的再一次进化，但我们难以预测，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因此在目前有限的条件下，面对未知，我们仍需要深入挖掘，刻苦钻研，切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意违背自然发展规律，忽视“物竞天择”。在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这对双胞胎原本就是出生时不会感染HIV病毒的健康婴儿，然而其父母野心之大，他们企图通过参加贺建奎团队的试验项目让出生的孩子永远不可能患有艾滋病，这种私欲和需求在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尚还存在着众多未知潜在风险的情况下，极大可能对两个孩子的一生带来无法扭转的不利影响。总的来说，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必然，但盲目将其应用于临床试验反倒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倒退。
（二）从事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若缺乏伦理道德与学术修养，将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引发“文化悲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因编辑技术更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事实上，类似于贺建奎这样的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科学家有很多，但大部分都只是维持在理论研究的阶段，偶有应用也只是透过潘多拉魔盒的缝隙小心窥探。在2019年1月，有媒体报道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已初步查明该事件系贺建奎故意逃避监督，为追逐个人名利，私自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2]。因此一旦像贺建奎这类违法实验缺乏严加管控，全世界的有钱人们可能会蜂拥而上，在基因编辑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以加速其发展。如此一来，当基因编辑技术变得成熟、安全却极其昂贵，那么有钱人就可以按照主观意愿优化其子女的DNA，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更加优秀和健康，甚至成长为霍金曾预测的“超级人类”，他们具有高智商、强体魄并且长命百岁，而承担不起这一费用的普通人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基因编辑技术在此时充当着一种加剧阶级固化的工具，被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过的那部分人必然会因资源优势在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当阶级固化，社会缺乏流动，两极分化程度加深，社会矛盾激化，就势必会引发不满和反抗，革命由此爆发。而更可怕也可悲地或许是，在那个社会里，与“超级人类”相比，正常人就好比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在这场由社会不平等加剧而造成的革命中，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优胜劣汰”，这一结果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空前的灾难。
放眼当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但主观文化及其创造客观文化的能力却只有低速成长，甚至正在不可避免的衰落，从而让大众面临着“文化悲剧”。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文化悲剧”的实质在于个体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愈来愈不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且会逐渐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科技的运用从一开始便将人的理性局限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层面上，科技逐渐形成了一种支配、控制人的霸权力量[3]。马尔库塞也曾指出，在发达工业文明中，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一切都变成了可以计算和控制的东西，连人的思想也不例外。随着基因编辑冲突的出现，人们已经深层次地认识到了在科技应用中对相关科研人员的个性发展及其理性培养的重要性。这就要求相关科研人员在进行有关基因研究工作的同时，自身具备高度的伦理道德与学术修养。只有他们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不忘初心，才能始终确保基因编辑等高新技术有利于人类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内外的有序进步。 （三）与生物医学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我国亟待完善，以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有序前行
在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贺建奎的行动比较类似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提出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即行动的目标和手段都是经过其理性权衡和考量的，目标和成本之间实现有效理性的权衡。于他而言，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他所付出的成本与他将收获的名利相比较来看是微乎其微的。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与生物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与监管不足，由此导致了贺建奎在前期工作中不加约束一路畅行，至始至终无所顾忌。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说是平地一声雷，震惊了社会各界，但在近些年来，生物医学技术被滥用的实例事实上早已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因而站在道德与法制的双重角度下，深刻反省这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刻不容缓。放眼世界，不少法治国家早已在很多领域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融为一体，且在生物医学技术立法方面尤为典型。例如，英国自1961年以来颁发了多项关于生物技术的立法：《人体组织法》、《人体器官移植法》、《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等等，这些法律规范与伦理道德融汇交互，有效地规范着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活动。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对于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制调整，我国目前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只是一部在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行政法规;在其他方面，有的仅仅是一些部委发布的伦理规范，例如2016年颁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审查办法》等[4]。由此可见，我国有关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并不高，与当下高速发展的生物医学研究不相适应，亟需通过强有力的法治来确保基因编辑技术的有序前行，从而推动生命健康伦理建设。
三、结语
众所周知，科學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上重视并加强有关基因研究的法律法规建设，逐步使之完善;还需要相关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身的道德约束力，死守价值尊严与道德红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理性发挥科技的巨大潜能。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各界才能翘首以盼地期待着在未来的某一天，基因编辑技术或许能够使得各种罕见的遗传病甚至晚期癌症被治愈，或许能够帮助地球上被灭绝的生物起死回生……我们乐于想象并抱持着积极态度。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然给全人类都敲响了警钟，但只要将基因编辑的发展落实到以人为本，追求科技创新以造福人类的脚步将永不停歇。
参考文献
[1]王云岭.“自然人”与“技术人”：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伦理审视[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2）：36-4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结果的回应[EB/OL].（2018-11-27）[2018-12-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21/c_1124022435.htm.
[3]陈博文，胡尚慧.论基因编辑的风险及法律规制[J].中州大学学报，2019，36（02）：42-46.
[4]黄清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高新生物技术滥用缺法律约束[EB/OL].（2018-12-06）[2018-12-21].https：//med.sina.com/article_detail_103_2_57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