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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中央红军12个师长3死9伤。聂荣臻元帅后来说：“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1934年10月，当李天佑率领红五师踏上长征路的时候，离21岁生日还差三个月，身上有六处战伤。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12位师长中，李天佑的伤疤还不是最多的。包括两位军团长兼任的师长，12位师长平均年龄27.5岁，只有22条胳膊。红一军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和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负伤截肢，每人只剩下一条右臂。
多年以前，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回大陆省亲的国民党老兵，他行伍一生，也曾参与过围剿红军。得知我是新华社记者，老人大发感慨，说自己最佩服共产党军队两点：一是官兵一致，“危急关头当官的端着枪就往前面冲，连眼都不眨”；二是善于宣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动群众”。
25岁的洪超，就是因为冲在最前面而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位红军师长。1934年10月21日，突破长征途中第一道防线时，靠前指挥的洪超中弹牺牲。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洪超先后担任过四个主力师师长，是红军队伍中著名的战将，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不到两个月，突破第四道防线时，又一位连照片也没有留下的红军师长壮烈牺牲。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国民党重兵重重包围，腹部受伤的师长陈树湘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不幸被俘，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醒来的陈树湘誓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据考证，现在网上的洪超和陈树湘的照片，都是后人根据他们生前战友的回忆复原的。
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14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都是久历战火的优秀指挥员。血战湘江，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负伤挂彩者不计其数。聂荣臻元帅后来说：“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有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50岁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
红军总司令一马当先，红军领袖与士兵情同手足，这样的队伍怎能不胜！四渡赤水，敌我力量之比为40万对3万，最终的结果是，红军冲出了层层包围。
我的同事吴东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用20年时间采访了200位开国将军。据他统计，他们的战伤累计400多个，平均每人两个以上。最多的一人有30多处伤痕，令这位老人自豪的是：“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
连生死都能置之度外的人，自然不把个人的官位和荣辱放在心上。一渡赤水后扎西整编，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接替洪超出任红四师师长的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分别到十团任团长、政委；红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十三团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曾经担任过五师师长的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人人毫无怨言。
仅仅10天之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五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激战之中，冲锋在前的张宗逊腿部中弹，钟赤兵负伤后被截去一条右腿。而对手吴奇伟则只顾个人逃命，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使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全部做了红军的俘虏。两相对比，结局可想而知。
1955年，从长征路上，从南方山林，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一代战将，组成了世界上最为年轻也是战伤最多的将军方阵。那是既令对手望而生畏也令对手为之钦佩的一代战将。
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我曾几度采访萧克上将。这位长征时被国民党拿来与贺龙并称为“萧贺匪首”的红军将领，27岁担任军团长、28岁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曾是那一级指挥员中最年轻的。新中国成立后萧克几经坎坷，还一度从军队贬到农垦部当副部长。采访他时，老人已年近90高龄，脚步依然迈得稳稳当当。谈到军人的荣辱生死，老人眼一瞪，大声一喊：“怕死的人不配当将军！”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部分侵袭到了一些部队，老人自然也有所闻，他提醒我们呼吁：“就是和平时期，军人也必须想着打仗。如果图安逸，还想着做生意，早晚会丧失战斗力。”
（责任编辑 王浩钟）
1934年10月，当李天佑率领红五师踏上长征路的时候，离21岁生日还差三个月，身上有六处战伤。在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12位师长中，李天佑的伤疤还不是最多的。包括两位军团长兼任的师长，12位师长平均年龄27.5岁，只有22条胳膊。红一军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和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负伤截肢，每人只剩下一条右臂。
多年以前，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回大陆省亲的国民党老兵，他行伍一生，也曾参与过围剿红军。得知我是新华社记者，老人大发感慨，说自己最佩服共产党军队两点：一是官兵一致，“危急关头当官的端着枪就往前面冲，连眼都不眨”；二是善于宣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动群众”。
25岁的洪超，就是因为冲在最前面而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位红军师长。1934年10月21日，突破长征途中第一道防线时，靠前指挥的洪超中弹牺牲。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洪超先后担任过四个主力师师长，是红军队伍中著名的战将，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不到两个月，突破第四道防线时，又一位连照片也没有留下的红军师长壮烈牺牲。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担负全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国民党重兵重重包围，腹部受伤的师长陈树湘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不幸被俘，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醒来的陈树湘誓死不当俘虏，硬是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据考证，现在网上的洪超和陈树湘的照片，都是后人根据他们生前战友的回忆复原的。
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霖、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14位团以上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他们都是久历战火的优秀指挥员。血战湘江，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负伤挂彩者不计其数。聂荣臻元帅后来说：“红军打仗打的是干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有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50岁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
红军总司令一马当先，红军领袖与士兵情同手足，这样的队伍怎能不胜！四渡赤水，敌我力量之比为40万对3万，最终的结果是，红军冲出了层层包围。
我的同事吴东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用20年时间采访了200位开国将军。据他统计，他们的战伤累计400多个，平均每人两个以上。最多的一人有30多处伤痕，令这位老人自豪的是：“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
连生死都能置之度外的人，自然不把个人的官位和荣辱放在心上。一渡赤水后扎西整编，红三军团取消师级编制，接替洪超出任红四师师长的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分别到十团任团长、政委；红五师师长彭雪枫成了十三团团长，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曾经担任过五师师长的李天佑改任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人人毫无怨言。
仅仅10天之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五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激战之中，冲锋在前的张宗逊腿部中弹，钟赤兵负伤后被截去一条右腿。而对手吴奇伟则只顾个人逃命，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使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全部做了红军的俘虏。两相对比，结局可想而知。
1955年，从长征路上，从南方山林，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一代战将，组成了世界上最为年轻也是战伤最多的将军方阵。那是既令对手望而生畏也令对手为之钦佩的一代战将。
1996年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我曾几度采访萧克上将。这位长征时被国民党拿来与贺龙并称为“萧贺匪首”的红军将领，27岁担任军团长、28岁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曾是那一级指挥员中最年轻的。新中国成立后萧克几经坎坷，还一度从军队贬到农垦部当副部长。采访他时，老人已年近90高龄，脚步依然迈得稳稳当当。谈到军人的荣辱生死，老人眼一瞪，大声一喊：“怕死的人不配当将军！”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部分侵袭到了一些部队，老人自然也有所闻，他提醒我们呼吁：“就是和平时期，军人也必须想着打仗。如果图安逸，还想着做生意，早晚会丧失战斗力。”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