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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门，被葡萄牙占领，成为葡萄牙在远东殖民的桥头堡之一，当时的澳门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渔村，但不经意间，澳门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贸易联系的大门。澳门——长崎航线与澳门——马尼拉航线的开辟，使中国与亚洲，与美洲，间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关键词】澳门 白银 太平洋贸易 长崎 马尼拉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4.076
明代中后期，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达，在中国个别地区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加上明政府抛弃了铸纸币的政策，完全使用银锭与铜钱。以及一条鞭法的实施，导致了中国对白银巨大的需求。
而中国却是一个十足的贫银国，自洪武开始至万历朝终结，明政府共开采白银2300万两。这些白银显然不够用。当明宣宗最后一次送走三宝太监郑和远下西洋的船队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西南季风送来的不是西下的宝船和朝贡国的臣服，而是从欧洲之角远道而来的葡萄牙帆船。而郑和也不会想到自己无数次路过珠江口歇脚的濠镜澳，日后竟然成为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中国的大门。
葡萄牙与澳门——日本航线
古代东亚地区的众多民族，曾经花费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太平洋的西端，构筑起了一个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北起日本朝鲜中经中国南达东南亚，由于疆土广袤，国力雄厚，文化辉煌，古代中国自然成为这一半环形海洋贸易网的中心。
15，16世纪是葡萄牙扩张的黄金时期，先后占领了东非城邦马林迪，曼巴萨，在印度经略果阿，卡里库特，科钦，在印度洋与奥斯曼帝国展开竞争。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洋西端的马六甲，这是葡萄牙“插手太平洋海上贸易的肇始”。自此葡萄牙可以东望太平洋了。
1517年，葡萄牙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广州有了首次撞击，但双方的首次撞击却着实擦出了火花。中国官吏仍抱着华夷秩序的观念，将葡萄牙看作一个新来的“夷”想要将他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海外佛朗机，前次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加，逐其国王，遣使入贡，因请封，诏许来京。”
而葡萄牙此行正是为打破这一旧时贸易网，重建一个新的近代性贸易网而来。葡萄牙此行就是冲中国而来，这在1508年葡王曼努埃尔给迪亚哥·洛佩兹那份著名的赦令中就可以看出。
随后主张禁绝葡萄牙者与主张交通葡萄牙者展开激烈的冲突，最终“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葡萄牙趁机扩张，选中了澳门作为自己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新支点。
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的方式买通大明官员王柏，明朝廷在珠江口划出一块地给葡萄牙人，允许葡人在此建造仓库和教堂，除年费外，朝廷还向葡人征收贸易税，所得收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
《广东通志》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澳者托言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狥贿许之……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骤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首矣”。
从混在“诸番”之中靠行贿借地晒晾船货，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葡萄牙迅速崛起，将澳门建成拥众万人的殖民据点，葡萄牙人聚集于此，出印度的果阿外，没有一处可以匹敌的。澳门的地位，半是殖民掠夺的结果，半似外“夷”藩属的状况，葡萄牙当局对中国缴租纳税，中国仍无视佛郎机这个新夷，却被稀里糊涂弄走了澳门。
在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中，葡萄牙人在来华途中装载印度洋各地的土特产，行销中国。据当时一位意大利商人安德里安·科萨利报道说：“将香料运往中国同与运往葡萄牙可获得一样大的利润”。
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在广州都要举办一次为时两三个月的商品博览会。从1580年起，每年更举行两次。每年一月开始的冬季“广交会”，澳门的外商涌到广州，购买他们运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的货物；而每年六月开始的夏季“广交会”上，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购买货物，运往日本。两次广州商品博览交易会的时间，正与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相吻合。
有了澳门这个桥头堡，葡萄牙在西太平洋加紧编制贸易网络。在打通了果阿——澳门航线后，葡萄牙又打通了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应任元年（公元1467年），因为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的继嗣问题，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史称“应仁之乱”，自此之后，日本历史进入了著名的“战国时期”。守护大名彼此混战。导致了日本庄园体制的衰落，从庄园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推动了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激发了日本对商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战乱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许多武士农民沦为破产者，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他们从海上劫掠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于是明政府采取严禁对日本贸易的方针，“前抚徐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
日本对中国商品有需求，而中国断绝同日本的贸易，葡萄牙这时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当时，日本大名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同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对葡萄牙的到来非常欢迎，葡萄牙人“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到处周游，而且受到岛上那些大名的良好关照，并被这些大名主动邀请，在他们的领地上居留。”
日本强烈渴求中国的丝绸，而中国为了铸币，对日本大量开采的银矿的需求也很高。
以澳门为中心的葡日贸易，便顺利开展起来，出口日本的货物中，以纺织品为主，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还有丝绵，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还有瓷器，锦绣，中药材，日本药材“诸味俱有，唯无川，常价一百斤价银六七十两……其次为甘草，每百斤二十斤以为常。”
从日本进口最获利的，非贵金属莫属。近代以前，不同地区的白银比价是不同的，16世纪，金银比价在日本为1：12|13，及一两黄金兑换12或13两白银，而在广州或在果阿这些并不出产白银的地方，分别为1：5.5|7，1：9。即使葡萄牙人不做别的生意，只需要将黄金运到日本，换成白银，再将白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和印度市场上堆成黄金，就可谋取一倍之利。 从日本输出可观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国大陆市场，购买生丝等船货，成为流动资金，不断周转，葡萄牙史学家迪奥哥·库托在17世纪初的估计数字：“我们的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
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也估计说，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有半数外流……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额达到100万两，有时甚至高达200—300万两。
借助大自然的馈赠——季风与洋流，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葡萄牙人主宰了果阿——澳门——长崎的航道，每年4、5月，大商帆满载印度光布，棉布，向东航行，停靠马六甲，将货物换成香料，檀木，谢落鲨鱼皮，借助西南季风来到澳门，在澳门停至10到12个月，组织装载中国丝货，第二年6至8月，乘西南季风行至日本，在日本停至10月底，卸船交易，装载金银，漆器，等日本货物返航，抵达澳门再卸下日本的贵金属，装上丝织品，瓷器经马六甲前往果阿。这条航线的商贸活动获益颇丰，一次性可达15—20万达卡，相当于5—6万英镑。葡萄牙人曾向西班牙人吹嘘，这条航线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也最为丰厚的贸易。”
这桩大生意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除了要负担航行中很高的风险之外，葡萄牙人自己所投入的物质产品为零，船只造于印度，船员大体上是亚洲人和非洲人，而用于贸易的商品全部产于亚洲。
澳门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以及果阿——澳门——长崎的中转站，使澳门这个滨海弹丸之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资料记载，每年从澳门运出的生丝，总计5300箱，另外还有2500根金条，每根重10两，还有800磅香料，以及珍珠、宝石、瓷器、糖等。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仅每年驶向日本的商船的税额，就高达30万克朗。
好景不长，日本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与西方的往来，只在长崎外的一个小岛上与荷兰人保持一定的贸易来往。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澳门——日本贸易。
但此时当时另一个海上帝国——西班牙却从大洋的另一边漂洋过海而来，跨越半个地球带来南美洲的白银，在地球上连起一条银线，将世界初步连成一体。
西班牙与澳门——马尼拉航线
1542年，西班牙殖民者向王子菲利普二世致敬，将刚刚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命名为“菲律宾”，1571年，西班牙人在伊斯兰教徒手中得到马尼拉。
1580年，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兼并，葡萄牙人承认西班牙国王是自己的君主，两国签订的《八项和平条款》中规定：“在海外贸易方面，原葡萄牙各属地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进行贸易”。而西班牙并未获得与葡萄牙属地贸易的权力。这样西班牙虽然占领了菲律宾，但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无法与除澳门以外中国其他地方贸易，澳门——马尼拉航线反而被葡萄牙控制。1630年，西班牙官员称：“于中国贸易正在萎缩，主要是葡萄牙占去了不少”。
西班牙人发现马尼拉的价值，即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以“低廉到好像不花钱”的价格，在马尼拉转口贸易中换取中国的丝绸及其他精美手工艺品，这些商品在欧洲美洲都很有市场。将这些货品运往美洲，可获十倍的暴利，而用来交换这些货物的白银，又是他们在美洲几乎完全用暴力掠夺而来的。
张荫恒《三周日记》写道：“查墨国（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漆器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阿卡普尔）商路”。这就是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航线的建立。
澳门运往马尼拉的货物多为丝织品，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火药，食品，种类繁多，甚至还有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雕像。其中，中国的丝织品和棉织品是最大量的货物，费尔南多·席尔瓦在1626年指出：“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的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中国的丝织品是最大宗的贸易，也是最赚钱，利润最高的贸易，利润高达400%～1000%。1630年，从澳门输入马尼拉的货物价值就高达150万比索。
从西班牙殖民地回流马尼拉和中国的，主要是大量的白银。数额巨大，贸易初期，每年约为100万比索，后来达到200万—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达到400万比索。1619—1631年，即澳门——马尼拉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另一项统计指出，1631年，由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达1400万两，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自永乐年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即大明帝国鼎盛时期30年，中国官银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西班牙人记载自1571年到1821年间，拉丁美洲白银运抵马尼拉共4亿比索之多。
马尼拉西班牙商人说：“中国商人几乎把自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全部运走了”。“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
在与西班牙的交易中，中国还引进了很多来自南美洲的农作物，如原产于南美的花生，玉米，甘薯等。据记载“上海附近的沙质土壤中就如火如荼地种上了花生；中国南方的田地里则种这绿油油的玉米；而甘薯正日益成为福建穷人的主食。”
马尼拉成为了澳门，甚至亚洲面向美洲贸易的桥头堡，也是美洲白银流向亚洲的必经之路，通过马尼拉，亚洲，美洲，甚至欧洲市场，逐步连在了一起。
大商帆贸易已经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也已经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因为这一贸易已经不再由中国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中国政府的参与程度很低。而且，这个贸易圈不再像朝贡贸易那样，为中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不再为旧有的华夷世界秩序服务，而是为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利益服务，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中国也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了。
以亚洲为中转站，欧洲亚洲美洲的生产者都开始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市场，商品，金银像旋转木马一样得以流通，催化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乍看之下，闭关锁国的中国似乎离世界很远，其实，早在世界市场真正形成之前，在欧洲航海者还在寻找印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世界贸易的大潮，在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白银帝国》李连利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2年5月第158页.
[2]《澳门与葡萄牙的大商帆》何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页.
[3]《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五年已丑.
[4]《明史佛郎机传》.
[5]《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6]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研究》，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7]《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赵文红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8]《明史欧洲四国传译注》张维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5页.
[9]《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页。沙丁，杨典求著.
[10]《强权与富足》罗那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著，华建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6月第179页.
【关键词】澳门 白银 太平洋贸易 长崎 马尼拉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4.076
明代中后期，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达，在中国个别地区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加上明政府抛弃了铸纸币的政策，完全使用银锭与铜钱。以及一条鞭法的实施，导致了中国对白银巨大的需求。
而中国却是一个十足的贫银国，自洪武开始至万历朝终结，明政府共开采白银2300万两。这些白银显然不够用。当明宣宗最后一次送走三宝太监郑和远下西洋的船队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西南季风送来的不是西下的宝船和朝贡国的臣服，而是从欧洲之角远道而来的葡萄牙帆船。而郑和也不会想到自己无数次路过珠江口歇脚的濠镜澳，日后竟然成为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中国的大门。
葡萄牙与澳门——日本航线
古代东亚地区的众多民族，曾经花费了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太平洋的西端，构筑起了一个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北起日本朝鲜中经中国南达东南亚，由于疆土广袤，国力雄厚，文化辉煌，古代中国自然成为这一半环形海洋贸易网的中心。
15，16世纪是葡萄牙扩张的黄金时期，先后占领了东非城邦马林迪，曼巴萨，在印度经略果阿，卡里库特，科钦，在印度洋与奥斯曼帝国展开竞争。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洋西端的马六甲，这是葡萄牙“插手太平洋海上贸易的肇始”。自此葡萄牙可以东望太平洋了。
1517年，葡萄牙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广州有了首次撞击，但双方的首次撞击却着实擦出了火花。中国官吏仍抱着华夷秩序的观念，将葡萄牙看作一个新来的“夷”想要将他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海外佛朗机，前次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加，逐其国王，遣使入贡，因请封，诏许来京。”
而葡萄牙此行正是为打破这一旧时贸易网，重建一个新的近代性贸易网而来。葡萄牙此行就是冲中国而来，这在1508年葡王曼努埃尔给迪亚哥·洛佩兹那份著名的赦令中就可以看出。
随后主张禁绝葡萄牙者与主张交通葡萄牙者展开激烈的冲突，最终“海禁复驰，佛郎机遂纵横海上无所忌”葡萄牙趁机扩张，选中了澳门作为自己在东亚地区活动的新支点。
葡萄牙人通过行贿的方式买通大明官员王柏，明朝廷在珠江口划出一块地给葡萄牙人，允许葡人在此建造仓库和教堂，除年费外，朝廷还向葡人征收贸易税，所得收入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
《广东通志》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夷舶趋濠镜澳者托言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狥贿许之……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骤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首矣”。
从混在“诸番”之中靠行贿借地晒晾船货，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葡萄牙迅速崛起，将澳门建成拥众万人的殖民据点，葡萄牙人聚集于此，出印度的果阿外，没有一处可以匹敌的。澳门的地位，半是殖民掠夺的结果，半似外“夷”藩属的状况，葡萄牙当局对中国缴租纳税，中国仍无视佛郎机这个新夷，却被稀里糊涂弄走了澳门。
在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中，葡萄牙人在来华途中装载印度洋各地的土特产，行销中国。据当时一位意大利商人安德里安·科萨利报道说：“将香料运往中国同与运往葡萄牙可获得一样大的利润”。
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在广州都要举办一次为时两三个月的商品博览会。从1580年起，每年更举行两次。每年一月开始的冬季“广交会”，澳门的外商涌到广州，购买他们运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的货物；而每年六月开始的夏季“广交会”上，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购买货物，运往日本。两次广州商品博览交易会的时间，正与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相吻合。
有了澳门这个桥头堡，葡萄牙在西太平洋加紧编制贸易网络。在打通了果阿——澳门航线后，葡萄牙又打通了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应任元年（公元1467年），因为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的继嗣问题，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混战，史称“应仁之乱”，自此之后，日本历史进入了著名的“战国时期”。守护大名彼此混战。导致了日本庄园体制的衰落，从庄园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推动了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激发了日本对商品的需要。另一方面，战乱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许多武士农民沦为破产者，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他们从海上劫掠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于是明政府采取严禁对日本贸易的方针，“前抚徐泽民议开番船，许其告给文引于东西诸番贸易，惟日本不许私赴。”
日本对中国商品有需求，而中国断绝同日本的贸易，葡萄牙这时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当时，日本大名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同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对葡萄牙的到来非常欢迎，葡萄牙人“不仅可以在这个国家到处周游，而且受到岛上那些大名的良好关照，并被这些大名主动邀请，在他们的领地上居留。”
日本强烈渴求中国的丝绸，而中国为了铸币，对日本大量开采的银矿的需求也很高。
以澳门为中心的葡日贸易，便顺利开展起来，出口日本的货物中，以纺织品为主，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还有丝绵，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还有瓷器，锦绣，中药材，日本药材“诸味俱有，唯无川，常价一百斤价银六七十两……其次为甘草，每百斤二十斤以为常。”
从日本进口最获利的，非贵金属莫属。近代以前，不同地区的白银比价是不同的，16世纪，金银比价在日本为1：12|13，及一两黄金兑换12或13两白银，而在广州或在果阿这些并不出产白银的地方，分别为1：5.5|7，1：9。即使葡萄牙人不做别的生意，只需要将黄金运到日本，换成白银，再将白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和印度市场上堆成黄金，就可谋取一倍之利。 从日本输出可观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国大陆市场，购买生丝等船货，成为流动资金，不断周转，葡萄牙史学家迪奥哥·库托在17世纪初的估计数字：“我们的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
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也估计说，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有半数外流……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额达到100万两，有时甚至高达200—300万两。
借助大自然的馈赠——季风与洋流，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葡萄牙人主宰了果阿——澳门——长崎的航道，每年4、5月，大商帆满载印度光布，棉布，向东航行，停靠马六甲，将货物换成香料，檀木，谢落鲨鱼皮，借助西南季风来到澳门，在澳门停至10到12个月，组织装载中国丝货，第二年6至8月，乘西南季风行至日本，在日本停至10月底，卸船交易，装载金银，漆器，等日本货物返航，抵达澳门再卸下日本的贵金属，装上丝织品，瓷器经马六甲前往果阿。这条航线的商贸活动获益颇丰，一次性可达15—20万达卡，相当于5—6万英镑。葡萄牙人曾向西班牙人吹嘘，这条航线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也最为丰厚的贸易。”
这桩大生意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除了要负担航行中很高的风险之外，葡萄牙人自己所投入的物质产品为零，船只造于印度，船员大体上是亚洲人和非洲人，而用于贸易的商品全部产于亚洲。
澳门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迎来了黄金时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对华贸易基地，以及果阿——澳门——长崎的中转站，使澳门这个滨海弹丸之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然”。资料记载，每年从澳门运出的生丝，总计5300箱，另外还有2500根金条，每根重10两，还有800磅香料，以及珍珠、宝石、瓷器、糖等。澳门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仅每年驶向日本的商船的税额，就高达30万克朗。
好景不长，日本德川幕府在17世纪30年代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与西方的往来，只在长崎外的一个小岛上与荷兰人保持一定的贸易来往。这无疑沉重打击了澳门——日本贸易。
但此时当时另一个海上帝国——西班牙却从大洋的另一边漂洋过海而来，跨越半个地球带来南美洲的白银，在地球上连起一条银线，将世界初步连成一体。
西班牙与澳门——马尼拉航线
1542年，西班牙殖民者向王子菲利普二世致敬，将刚刚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命名为“菲律宾”，1571年，西班牙人在伊斯兰教徒手中得到马尼拉。
1580年，葡萄牙为西班牙所兼并，葡萄牙人承认西班牙国王是自己的君主，两国签订的《八项和平条款》中规定：“在海外贸易方面，原葡萄牙各属地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进行贸易”。而西班牙并未获得与葡萄牙属地贸易的权力。这样西班牙虽然占领了菲律宾，但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无法与除澳门以外中国其他地方贸易，澳门——马尼拉航线反而被葡萄牙控制。1630年，西班牙官员称：“于中国贸易正在萎缩，主要是葡萄牙占去了不少”。
西班牙人发现马尼拉的价值，即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以“低廉到好像不花钱”的价格，在马尼拉转口贸易中换取中国的丝绸及其他精美手工艺品，这些商品在欧洲美洲都很有市场。将这些货品运往美洲，可获十倍的暴利，而用来交换这些货物的白银，又是他们在美洲几乎完全用暴力掠夺而来的。
张荫恒《三周日记》写道：“查墨国（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漆器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阿卡普尔）商路”。这就是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航线的建立。
澳门运往马尼拉的货物多为丝织品，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火药，食品，种类繁多，甚至还有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雕像。其中，中国的丝织品和棉织品是最大量的货物，费尔南多·席尔瓦在1626年指出：“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的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中国的丝织品是最大宗的贸易，也是最赚钱，利润最高的贸易，利润高达400%～1000%。1630年，从澳门输入马尼拉的货物价值就高达150万比索。
从西班牙殖民地回流马尼拉和中国的，主要是大量的白银。数额巨大，贸易初期，每年约为100万比索，后来达到200万—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达到400万比索。1619—1631年，即澳门——马尼拉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另一项统计指出，1631年，由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达1400万两，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自永乐年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即大明帝国鼎盛时期30年，中国官银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西班牙人记载自1571年到1821年间，拉丁美洲白银运抵马尼拉共4亿比索之多。
马尼拉西班牙商人说：“中国商人几乎把自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全部运走了”。“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
在与西班牙的交易中，中国还引进了很多来自南美洲的农作物，如原产于南美的花生，玉米，甘薯等。据记载“上海附近的沙质土壤中就如火如荼地种上了花生；中国南方的田地里则种这绿油油的玉米；而甘薯正日益成为福建穷人的主食。”
马尼拉成为了澳门，甚至亚洲面向美洲贸易的桥头堡，也是美洲白银流向亚洲的必经之路，通过马尼拉，亚洲，美洲，甚至欧洲市场，逐步连在了一起。
大商帆贸易已经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也已经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因为这一贸易已经不再由中国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所控制，中国政府的参与程度很低。而且，这个贸易圈不再像朝贡贸易那样，为中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不再为旧有的华夷世界秩序服务，而是为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利益服务，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中国也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了。
以亚洲为中转站，欧洲亚洲美洲的生产者都开始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市场，商品，金银像旋转木马一样得以流通，催化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乍看之下，闭关锁国的中国似乎离世界很远，其实，早在世界市场真正形成之前，在欧洲航海者还在寻找印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世界贸易的大潮，在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白银帝国》李连利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2012年5月第158页.
[2]《澳门与葡萄牙的大商帆》何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页.
[3]《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五年已丑.
[4]《明史佛郎机传》.
[5]《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6]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研究》，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7]《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赵文红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8]《明史欧洲四国传译注》张维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5页.
[9]《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页。沙丁，杨典求著.
[10]《强权与富足》罗那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著，华建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6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