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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在中国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和交通建设，即“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战略眼光与构思，也在客观上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次西部开发。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约上千公里。“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在备战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在对中国的一系列威胁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美对中国的威胁最大。面对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他对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说：“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他同时提出“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并将原子弹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
可以说，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当时，东北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而东北全部在苏联核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被摧毁。而西部地区地势险峻，气候复杂，易于躲避苏联和美蒋的军事打击。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也要做到打不垮、炸不烂，成为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的后方基地。
按计划，从1965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历时16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年至1972年，横跨了3个“五年计划”。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主要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合并和重建，整个工程规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在“三线”建设期间，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名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
二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建成了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柳、襄渝、川黔、贵昆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形成了交通网；同时为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了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后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支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以及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这些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
三
回顾“三线”建设，从不同的层面或参照系出发，后人亦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给生产线使用以及后来机械化、电气化改造带来困难。况且战争并没有爆发，因此“三线”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浪费。
同时，“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当时过于片面地强调战争需要，所以“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往往是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需要。而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一部分工程中途缓建、停建，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问题。1983年12月，我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拉开对“三线”企业调整的序幕。很多千辛万苦建设的工厂又陆续向城市搬迁，寻求新的出路。经过多年以“军转民”为中心的关、停、并、转，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虽已走入历史，但其带来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责编 玉坤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约上千公里。“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在备战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周边局势严峻。在对中国的一系列威胁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美对中国的威胁最大。面对威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醒大家：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他对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说：“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他同时提出“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并将原子弹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
可以说，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的。当时，东北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而东北全部在苏联核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被摧毁。而西部地区地势险峻，气候复杂，易于躲避苏联和美蒋的军事打击。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也要做到打不垮、炸不烂，成为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的后方基地。
按计划，从1965年起，中央先后把在沿海的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
“三线”建设从1964年至1980年，历时16年，其核心时间段为1964年至1972年，横跨了3个“五年计划”。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主要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合并和重建，整个工程规模空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在“三线”建设期间，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知青、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名民工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
二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不仅为新中国建成了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改变了我国东西部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柳、襄渝、川黔、贵昆等铁路干线，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形成了交通网；同时为配合铁路建设，还建成了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在铁路建设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西部今后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支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以及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这些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
三
回顾“三线”建设，从不同的层面或参照系出发，后人亦有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三线”建设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给生产线使用以及后来机械化、电气化改造带来困难。况且战争并没有爆发，因此“三线”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浪费。
同时，“三线”建设毕竟是在急于备战的特殊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并且受到“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因此也存在规划投资平衡不够、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职工生活配套条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当时过于片面地强调战争需要，所以“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往往是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需要。而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一部分工程中途缓建、停建，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
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了问题。1983年12月，我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拉开对“三线”企业调整的序幕。很多千辛万苦建设的工厂又陆续向城市搬迁，寻求新的出路。经过多年以“军转民”为中心的关、停、并、转，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
“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虽已走入历史，但其带来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责编 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