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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夸俺家乡好”，这是传统中国的说法。现在不是这样了，说这城市很好的，不一定是本地人。那是谁呢？什么人都可能——为官一任的领导、偶然路过的游客、本乡本土的读书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广告商等。我关心的是，谁的“夸耀”最有效——传播广且容易被接纳。
首先应该排除的是官员的夸夸其谈。其实，我接触的官员中，有許多兢兢业业、一心一意想做好事的。而且，今日中国大城市里的官员，大都见多识广。只不过世人坚信，“屁股决定脑袋”，你当官的职责所在，必定尽拣好听的说。因此，谈及城市是否“宜居”，本地官员的公信力不高。连带政府制作的电视或委托广告公司生产的作品，不管是搁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还是CCTV播放，都不太被信任。
于是，有了第二种“代言”，那就是选择土生土长或与本地有瓜葛的娱乐明星，让其成为本城的“形象代言人”。此举对于追星族有用，但对非追星族来说，非但无效，还容易引起反感。而且，这“星”到底能红几天，谁也说不清楚，故“传播力”实在很有限。
第三种“代言”显得很有国际视野。出钱邀请众多“老外”前来拍照，举行国际摄影比赛，最大限度地呈现并传播本城的美丽及魅力;或者邀请名导演来本城拍电影，越大制作越好，目的是让电影院的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关注、接纳、赞美本城的“无限风光”。这两手虽精明，但更多着眼于旅游业，对提升整个城市形象效果不明显。况且，此“戏法”如今已揭秘，人人都能玩，效果于是递减。
第四种“代言”比较文雅，签约国内外作家，让其在本城生活若干年，创作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支持学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或资助学者从事本城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等的研究。这方面的投入，不说一本万利，也是事半功倍。这些政府资助的项目，有的主题很明确（如北京市政府委托招标，要求撰写表现中关村崛起、金融街繁荣、老字号兴衰等题材的戏剧——连“剧本”带“制作”），有的则允许自由发挥。这些委托性的文学艺术生产，运作起来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效果一般都不错。只是吃人家的嘴软，得到资助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及文化人，谈及某城的前世今生，尤其涉及当下的市政建设时，多少有所顾忌。因此，标榜特立独行的作家或学者，不太理会此类“鱼饵”般的资助。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政府这么做，有其合理性。部分作家、学者申请到可观的资助，得以深入研究、从容写作，还是值得庆贺的。
相对于政府的殚精竭虑，我更关心民间的自发代言。古今中外，评价某人某城某届政府，口碑很重要。所谓“口碑”，一般都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很难准确统计。我想到了一个特殊的行业，那就是今天中国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出租车。
终日奔波的出租车司机，有的口无遮拦，有的“沉默是金”，性格截然不同。我熟悉的各大城市中，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最为沉默寡言，也最敬业。上车问明地址，下车说声谢谢，其余的时间，你想你的心思，他开他的车子，各不相扰。都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最能侃，放到地市一级当领导，绝对没问题。那是过去的印象。现在北京市内开出租车的，原先大都居住在郊区县，经常问乘客路该怎么走。如今喜欢谈政治的，反而是台北的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赴台，遇见过立场鲜明且眼神凶悍的“的士”司机;十年前在台大教书，坐上出租车，经常被问及如何看待“台湾经验”;最近好多了，司机会跟你聊他在大陆旅游的经历与体会。
我最佩服的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对自己服务的城市充满自豪感。每回沪上行，总有出租车司机建议我多住几天，好好看看美丽的大上海。弄得我很自卑，觉得自己“很土”，愧对眼前的风景。上海朋友让我别介意，因为在很多上海人看来，所有从外地来的——包含南京、北京、广州、拉萨等，都是“乡下人”。当然，香港例外，一国两制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充分领略了上海出租车司机的尊严与聪慧。那天上午我在华东师大开讲座，晚上在复旦大学又有一场演讲，中间几个小时的空当，跑去参观世博会。午后2点进去，匆匆看了几个展馆，4：30就出来了。一上出租车，司机很不爽，问我是哪国人。第一次在国内被误认为是外国人，我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听出广东口音，以为是从香港来的？司机大义凛然，说：“香港也是中国。不是因为口音。看你这么早就离开，对世博会不感兴趣，估计是新加坡人。”对我忐忑不安的解释，司机半信半疑，临下车又丢下一句：上海怎么样？为了表示“爱国心”，我赶紧抢答：“味道好极了！”
事后跟朋友聊天，我说，上海市政府应该给出租车司机集体颁奖。为什么？你到北京看看，一坐上出租车，司机若愿意开口，十有七八是在骂政府。从空气污染，到房价高企，到交通拥堵，到水资源缺乏，到没文化，到份子钱重……我发誓，居京三十年，至今未遇见一位劝我多看看“美丽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我能体会上海的“好”，但北京也没有出租车司机说得那么“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何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怨气那么大，政府应该好好反省。北京拥有正规营业的出租车六万多辆，这些车子每天10多个小时在路上转，若百分之七八十的司机对政府不满且喜欢对乘客发泄，这“北京形象”不变坏那才怪呢。
对于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而言，出租车司机犹如一座城市的“形象大使”，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赞美、嘲讽与批判，比市长报告或明星广告效果更显著。
摘自《记忆北京》
首先应该排除的是官员的夸夸其谈。其实，我接触的官员中，有許多兢兢业业、一心一意想做好事的。而且，今日中国大城市里的官员，大都见多识广。只不过世人坚信，“屁股决定脑袋”，你当官的职责所在，必定尽拣好听的说。因此，谈及城市是否“宜居”，本地官员的公信力不高。连带政府制作的电视或委托广告公司生产的作品，不管是搁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还是CCTV播放，都不太被信任。
于是，有了第二种“代言”，那就是选择土生土长或与本地有瓜葛的娱乐明星，让其成为本城的“形象代言人”。此举对于追星族有用，但对非追星族来说，非但无效，还容易引起反感。而且，这“星”到底能红几天，谁也说不清楚，故“传播力”实在很有限。
第三种“代言”显得很有国际视野。出钱邀请众多“老外”前来拍照，举行国际摄影比赛，最大限度地呈现并传播本城的美丽及魅力;或者邀请名导演来本城拍电影，越大制作越好，目的是让电影院的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关注、接纳、赞美本城的“无限风光”。这两手虽精明，但更多着眼于旅游业，对提升整个城市形象效果不明显。况且，此“戏法”如今已揭秘，人人都能玩，效果于是递减。
第四种“代言”比较文雅，签约国内外作家，让其在本城生活若干年，创作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支持学界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或资助学者从事本城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等的研究。这方面的投入，不说一本万利，也是事半功倍。这些政府资助的项目，有的主题很明确（如北京市政府委托招标，要求撰写表现中关村崛起、金融街繁荣、老字号兴衰等题材的戏剧——连“剧本”带“制作”），有的则允许自由发挥。这些委托性的文学艺术生产，运作起来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效果一般都不错。只是吃人家的嘴软，得到资助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及文化人，谈及某城的前世今生，尤其涉及当下的市政建设时，多少有所顾忌。因此，标榜特立独行的作家或学者，不太理会此类“鱼饵”般的资助。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政府这么做，有其合理性。部分作家、学者申请到可观的资助，得以深入研究、从容写作，还是值得庆贺的。
相对于政府的殚精竭虑，我更关心民间的自发代言。古今中外，评价某人某城某届政府，口碑很重要。所谓“口碑”，一般都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很难准确统计。我想到了一个特殊的行业，那就是今天中国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出租车。
终日奔波的出租车司机，有的口无遮拦，有的“沉默是金”，性格截然不同。我熟悉的各大城市中，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最为沉默寡言，也最敬业。上车问明地址，下车说声谢谢，其余的时间，你想你的心思，他开他的车子，各不相扰。都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最能侃，放到地市一级当领导，绝对没问题。那是过去的印象。现在北京市内开出租车的，原先大都居住在郊区县，经常问乘客路该怎么走。如今喜欢谈政治的，反而是台北的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赴台，遇见过立场鲜明且眼神凶悍的“的士”司机;十年前在台大教书，坐上出租车，经常被问及如何看待“台湾经验”;最近好多了，司机会跟你聊他在大陆旅游的经历与体会。
我最佩服的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对自己服务的城市充满自豪感。每回沪上行，总有出租车司机建议我多住几天，好好看看美丽的大上海。弄得我很自卑，觉得自己“很土”，愧对眼前的风景。上海朋友让我别介意，因为在很多上海人看来，所有从外地来的——包含南京、北京、广州、拉萨等，都是“乡下人”。当然，香港例外，一国两制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充分领略了上海出租车司机的尊严与聪慧。那天上午我在华东师大开讲座，晚上在复旦大学又有一场演讲，中间几个小时的空当，跑去参观世博会。午后2点进去，匆匆看了几个展馆，4：30就出来了。一上出租车，司机很不爽，问我是哪国人。第一次在国内被误认为是外国人，我很惊讶，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听出广东口音，以为是从香港来的？司机大义凛然，说：“香港也是中国。不是因为口音。看你这么早就离开，对世博会不感兴趣，估计是新加坡人。”对我忐忑不安的解释，司机半信半疑，临下车又丢下一句：上海怎么样？为了表示“爱国心”，我赶紧抢答：“味道好极了！”
事后跟朋友聊天，我说，上海市政府应该给出租车司机集体颁奖。为什么？你到北京看看，一坐上出租车，司机若愿意开口，十有七八是在骂政府。从空气污染，到房价高企，到交通拥堵，到水资源缺乏，到没文化，到份子钱重……我发誓，居京三十年，至今未遇见一位劝我多看看“美丽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我能体会上海的“好”，但北京也没有出租车司机说得那么“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何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怨气那么大，政府应该好好反省。北京拥有正规营业的出租车六万多辆，这些车子每天10多个小时在路上转，若百分之七八十的司机对政府不满且喜欢对乘客发泄，这“北京形象”不变坏那才怪呢。
对于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而言，出租车司机犹如一座城市的“形象大使”，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赞美、嘲讽与批判，比市长报告或明星广告效果更显著。
摘自《记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