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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王如松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生态学博士。他自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城市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生态理论、方法及产业生态工程集成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和国际合作课题,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规划、产业生态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生态环境是王如松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他解释说,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他认为,在城市建设乃至人类的其他各项活动中,都应该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强调,在城镇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王如松解释说,现在,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种种生态风险,这种生态风险不一定会马上发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各种问题的集聚,生态风险会逐渐显现出来。这种风险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威胁。
城市“动脉”、“静脉”要确保畅通
现在,城市居民正常生活所必须依靠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用设施一旦因为建造时间过长而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事故,将会给城市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王如松把基础设施建设比喻为城市的“动脉”。他说,如果长期管理不善,很容易导致紧急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本身可能是一般的灾难性问题,但是,由于基础设施是我们的“动脉”,它们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城市中各个方面出现“供血不足”的现象,随之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在我国过去一段时间的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管网埋放混乱、地下空间的布局分工不清等现象,导致出现城市管网管理难问题。王如松说,在国外,城市的管网布局非常清楚,管网铺设都会集中在地下的几条巷道之中,检查、维修都非常方便。因此,他呼吁,随着我国各个城市经济实力的加强,我们应该逐渐地改进管网的铺设方法,尽快规范地下空间的布局,并建立数据库和管网档案,以确保对城市管网进行及时的维护、维修。
王如松把诸如垃圾排放、废水处理的“排泄系统”形象地比喻为城市的“静脉”。“静脉”同样存在风险问题。他举例说,北京在五号地铁线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些过去化工厂存放在地下的化学制品。这些都是原来化工厂埋放在地下保存的,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或者是工厂的搬迁、倒闭,它们早已被人们遗忘。另外,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垃圾,过去都是被存埋在城市周边的地区,但是随着城市逐渐向外扩张,很多过去的荒地都已经成为了新的居住区。通常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买了一块地后,只考虑地质情况是否合适于房屋建造,却很少考虑当地的土壤是否做过一些生态修复的工作。
王如松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相关的法规非常健全,在建造项目前,必须先对开发用地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详细调查这块地段原来的用途和将来的用途及有哪些潜在风险。在评估之后,有风险的必须要进行环境修复,修复合格后,才能够继续进行项目开发。他认为,这些成熟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各种风险应要尽早防范
另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工程风险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建筑不合格的问题。例如韩国在经过20余年快速发展后,桥梁断裂、建筑倒塌在近期频繁发生。以此为鉴,我国目前也应该对于潜在的建筑风险进行一些风险评估。王如松认为,以上各种风险的存在应该是正常现象,风险的存在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风险的存在和风险的危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树立相应的防范意识。从政府到百姓,从舆论界到各个科研部门,都应该关注这些风险。
一般工程开始之前,都应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在,我国一些大的城市都在上马一些大型重化工建设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在开工前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都很不充分。王如松呼吁,国家对这些潜在生态风险比较大的产业项目的布局,应该进行详细的评估,不一定都要建在大江、大河附近,应该考虑到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何将事故的影响减到最低。
生态风险和生态安全是两个关联指标。只有让整个社会都开始关注我们的生态风险防范,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将城市发生生态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那么,城市的生态安全才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保障。
现在,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各种应急事件管理机构,但是对于风险防范这部分还是做得不够。王如松一再强调,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如何应对突发事件,而是应该想办法如何尽量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要有防范意识。他建议,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如科技部,各地的科委、科技局都应该在风险的研究方面增加一定的投入,建立相应的体制来规范这方面的工作。
城市生态转型要加快步伐
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管理体制上是链状而非循环式。王如松希望未来城市环境建设要实现几个转变:一是从物理空间的需求上升到人的生活质量的需求;二是从污染治理的需求上升到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三是从城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功能需求;四是从面向形象的城市美化到面向过程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城市以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生态城市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决策和管理方法,挖掘市域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建设一类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种渐进、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过程。生态城市在各地有不同做法,但任何一种做法都要跨越五个阶段:即生态卫生、生态安全、生态整合、生态景观和生态文化。
生态卫生通过鼓励采用生态导向、经济可行和与人友好的生态工程方法处理和回收生活废物、污水和垃圾,减少空气和噪声污染,以便为城镇居民提供一个整洁健康的环境。生态卫生系统是由技术和社会行为所控制,自然生命支持系统所维持的人与自然间一类生态代谢系统,它由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人居环境系统、废物管理系统、卫生保健系统、农田生产系统共同组成。
生态安全为居民提供安全的基本生活条件:清洁安全的饮水、食物、服务、住房及减灾防灾等。生态城市建设中的生态安全包括水安全(饮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系统服务用水的质量和数量);食物安全(动植物食品、蔬菜、水果的充足性、易获取性及其污染程度);居住区安全(空气、水、土壤的面源、点源和内源污染);减灾(地质、水文、流行病及人为灾难);生命安全(生理、心理健康保健,社会治安和交通事故)。
生态整合强调产业通过生产、消费、运输、还原、调控之间的系统耦合,从产品导向的生产转向功能导向的生产;企业及部门间形成食物网式的横向耦合;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纵向耦合;工厂生产与周边农业生产及社会系统的区域耦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艺和产品结构,硬件与软件的协调开发,进化式的管理,增加研发和售后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实现增员增效而非减员增效,人格和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等。
生态景观强调通过景观生态规划与建设来优化景观格局及过程,减轻热岛效应、水资源耗竭及水环境恶化、温室效应等环境影响。生态景观是包括地理格局、水文过程、生物活力、人类影响和美学上的和谐程度在内的复合生态多维景观,。生态景观规划是一种整体论的学习、设计过程,旨在达到物理形态、生态功能和美学效果上的创新,遵循整合性、和谐性、流通性、活力、自净能力、安全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等科学原理。
生态文化具体表现在管理体制、政策法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产方式及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和谐性,将个体的动物人、经济人改造为群体的生态人、智能人。其核心是如何影响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启迪一种融合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境界,引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产消费方式。生态文化的范畴包括认知文化、体制文化、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
认知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环境、管理社会、品味生态过程中积累的知识、技术、经验和系统方法,往往是从上一代传予下一代,从单个个体传至社会群体。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态和环境知识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认知文化亟待普及与提高。
体制文化是协调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管理制度、政策、法规、机构、组织以及科技体制的开拓、适应、反馈、整合能力。传统工业文明形成的体制条块分割、环境经济脱节、生产消费分离、城市乡村分治、认知还原论占主导,决策就事论事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急需按生态学规律强化体制改革。
物态文化包括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生产文化旨在推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资源掠夺型向循环共生型、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部门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从减员增效走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消费文化涉及每个人的居息、代谢、行游、交往活动以及水、气、土、生物、废弃物等环境影响方式。
文明的生态消费观倡导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从以数量多多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特征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过渡。
心态文化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
王如松总结说,财富、健康、文明是衡量城市生态建设成就的重要指标,三者缺一不可。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城市生态建设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