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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近代中美关系？
我最近出一本书，最后一童捋了一遍从1784年美国皇后号抵达中国以来二百多年来的中美交往的历史。结论是在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不愉快的、常常是受欺凌的历史中，美国对中国的伤害最少（当然不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总的说来，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受益很多。最重要的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文化关系，其中包括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很多中国人的说法相反，我看文化“渗透”积极面较多。这不仅与政府交往有关，更主要是民间的行为。当然。反过来美国也从这个关系中得利。在美国开始走出美洲，走向东亚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很多好处，例如门户开放政策。
正如骆家辉大使所说，自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以来，这一关系的发展对两国都带来很大的好处。
二、转折在何时？
转折在194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美国在东亚有一个战略大转变，就是从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为目标转为联日制华。后来又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态势遗留至今，造成在中日关系中美国总是偏袒日本。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石是美日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当然这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把中共领导的中国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等到中苏关系破裂，又促成了中美关系解冻到建交，因为那时两国把苏联视为共同的威胁。所以可以说，成也冷战，败也冷战。
三、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冷战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结束了。中美关系中“苏联威胁”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但是冷战思维没有结束。有一个危险，在“类似冷战”中，中国成为代替苏联的对象，如果这样，那是非常不幸的局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举世瞩目。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习惯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中国，对中国的忽然强大很不习惯，疑虑重重。而这种强大又被大大地夸大了，外国人夸大，中国人自己也夸大，特别是中国的媒体，造成广大民众自己的误解。我称之为“虚骄之气”。
刚才主持人提到“中国取代美国的过程”，我不太同意这个提法。这个命题不存在，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从综合国力来讲。差得远。朱明先生翔实的数字表格显示，中国“追赶”了这么多年，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而韩国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何况还有分配严重不均问题。还有GDP的质量问题。这还是只就GDP一项而言。其他各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就不讲了。我曾经一再说过，我不同意中国“奇迹”之说。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了170年。道路十分曲折。如果不是走了很大弯路，到现在应该更好。就是近几十年，世界不少国家都有“起飞”的阶段，中国也不是特例。
我认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应该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个新兴大国取代一个大国的进程，更可能的是，没有一个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而是各种大小国家并存。何况，做美国这样一个全球事务都要介入的超级大国并不值得羡慕，至少我不认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急于显示力量，发出一些极端的呼声。造成外界对中国力量和意图的误解，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养料。我想，至少我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并无替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意图。
四、今后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从工业化时代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在国家关系中也应该有新思维。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的问题越来越多。居高位的决策者需要换一个思维方式，跳出狭隘的、短视的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多考虑对全人类福祉有关的合作。我想提出两大方面：一是遏制加速度的军备竞赛；二是治理已经严重污染的环境。这两个方面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高科技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杀人武器发达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能想象的，那将是人类的毁灭。关于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不用多讲。作为一名普通百姓，遥望最近的华沙气候会议。感到各国代表似乎在争污染权，似乎谁少负担一些治理污染的责任，谁就占了便宜。当然各国都有实际问题，但是把用在军备竞赛上的资源转一些到治理污染上来就会大大造福人类，首先是造福自己的国民。德·维尔潘先生（法国前总理）说到美国应该约束它的力量。我同意。我更认为。美国可以把它的力量用于更积极的方面。美国既然要领导世界，如果能在21世纪带头扭转军备竞赛的趋势。同时以其超常的力量和资源致力于促进环境的治理，那就会对人类做出实质性的积极贡献。
提到全人类，似乎有点大而化之，却是很实际的。其另一面就是“接地气”，眼睛向下。有时居高位的决策者所认定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也就是不一定符合本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往往不同国家广大民众现实的、真正的利益比统治者所认定的有更多共同点，更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应该多考虑本国民众的真利益。
以上只是书生之见。可能会被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位者要面对很多实际问题、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有两句中国成语：“利令智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好像都是骂人的话。但是也可以做中性的解释，就是在位者在各种眼前利益诉求中博奔、平衡，等等，往往会绕在其中丧失了对远期目标的掌握，因此“未能远谋”。所以，在位者与书生的互动，也许有助于从各种狭隘的、短视的利益考虑中得到一些清醒的启示。
（本文根据资中筠在2013年12月14日召开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中美战略互疑与互信”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我最近出一本书，最后一童捋了一遍从1784年美国皇后号抵达中国以来二百多年来的中美交往的历史。结论是在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不愉快的、常常是受欺凌的历史中，美国对中国的伤害最少（当然不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总的说来，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受益很多。最重要的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文化关系，其中包括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很多中国人的说法相反，我看文化“渗透”积极面较多。这不仅与政府交往有关，更主要是民间的行为。当然。反过来美国也从这个关系中得利。在美国开始走出美洲，走向东亚时，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很多好处，例如门户开放政策。
正如骆家辉大使所说，自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以来，这一关系的发展对两国都带来很大的好处。
二、转折在何时？
转折在194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美国在东亚有一个战略大转变，就是从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残余为目标转为联日制华。后来又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态势遗留至今，造成在中日关系中美国总是偏袒日本。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石是美日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当然这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把中共领导的中国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等到中苏关系破裂，又促成了中美关系解冻到建交，因为那时两国把苏联视为共同的威胁。所以可以说，成也冷战，败也冷战。
三、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冷战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结束了。中美关系中“苏联威胁”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但是冷战思维没有结束。有一个危险，在“类似冷战”中，中国成为代替苏联的对象，如果这样，那是非常不幸的局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举世瞩目。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习惯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中国，对中国的忽然强大很不习惯，疑虑重重。而这种强大又被大大地夸大了，外国人夸大，中国人自己也夸大，特别是中国的媒体，造成广大民众自己的误解。我称之为“虚骄之气”。
刚才主持人提到“中国取代美国的过程”，我不太同意这个提法。这个命题不存在，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从综合国力来讲。差得远。朱明先生翔实的数字表格显示，中国“追赶”了这么多年，现在人均GDP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十多，而韩国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何况还有分配严重不均问题。还有GDP的质量问题。这还是只就GDP一项而言。其他各方面深层次的问题就不讲了。我曾经一再说过，我不同意中国“奇迹”之说。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了170年。道路十分曲折。如果不是走了很大弯路，到现在应该更好。就是近几十年，世界不少国家都有“起飞”的阶段，中国也不是特例。
我认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应该不会重复历史上一个新兴大国取代一个大国的进程，更可能的是，没有一个独霸全球的超级大国，而是各种大小国家并存。何况，做美国这样一个全球事务都要介入的超级大国并不值得羡慕，至少我不认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中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急于显示力量，发出一些极端的呼声。造成外界对中国力量和意图的误解，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养料。我想，至少我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并无替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意图。
四、今后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从工业化时代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在国家关系中也应该有新思维。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的问题越来越多。居高位的决策者需要换一个思维方式，跳出狭隘的、短视的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多考虑对全人类福祉有关的合作。我想提出两大方面：一是遏制加速度的军备竞赛；二是治理已经严重污染的环境。这两个方面是人类自己创造的高科技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杀人武器发达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能想象的，那将是人类的毁灭。关于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也不用多讲。作为一名普通百姓，遥望最近的华沙气候会议。感到各国代表似乎在争污染权，似乎谁少负担一些治理污染的责任，谁就占了便宜。当然各国都有实际问题，但是把用在军备竞赛上的资源转一些到治理污染上来就会大大造福人类，首先是造福自己的国民。德·维尔潘先生（法国前总理）说到美国应该约束它的力量。我同意。我更认为。美国可以把它的力量用于更积极的方面。美国既然要领导世界，如果能在21世纪带头扭转军备竞赛的趋势。同时以其超常的力量和资源致力于促进环境的治理，那就会对人类做出实质性的积极贡献。
提到全人类，似乎有点大而化之，却是很实际的。其另一面就是“接地气”，眼睛向下。有时居高位的决策者所认定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也就是不一定符合本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往往不同国家广大民众现实的、真正的利益比统治者所认定的有更多共同点，更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应该多考虑本国民众的真利益。
以上只是书生之见。可能会被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位者要面对很多实际问题、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有两句中国成语：“利令智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好像都是骂人的话。但是也可以做中性的解释，就是在位者在各种眼前利益诉求中博奔、平衡，等等，往往会绕在其中丧失了对远期目标的掌握，因此“未能远谋”。所以，在位者与书生的互动，也许有助于从各种狭隘的、短视的利益考虑中得到一些清醒的启示。
（本文根据资中筠在2013年12月14日召开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中美战略互疑与互信”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