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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举国文学热的背景下，难以计数的文学作品出现在数百种文学期刊和大量的报纸副刊上。作品散落各处、水平参差而又多如牛毛，迫切需要有一种披沙拣金和荟萃精华的媒介出现。于是，《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国微型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纷纷创刊，到1985年前后各类文学选刊的数量多达30余种。此后，随着通俗文艺和大众娱乐的兴起，文学读者大量流失，文学期刊的数量和发行量都日趋萎缩。但大部分选刊依然存活了下来，也逐渐积累起了不错的资源和名气。
由于“选优”“拔粹”的象征性名义，选刊成了当代文学场中一个颇具特殊性和影响力的“占位”。中国文坛俨然出现了如此“潜规则”：以是否上选刊作为衡量作家水平和作品质量的标尺，以被选刊转载的次数作为衡量各种原创型文学期刊办刊水准的依据。所以许多地方搞文学评奖也把选刊是否选登过作为一个依据，甚至作家的考核、评级等也都与选刊挂上了钩，而原创文学期刊年终成绩总结中最醒目的一条往往就是“被选了”多少。按小说家刘庆邦的说法，在作家圈子中，“‘被选过’亦成为一种资格”（刘庆邦：《一种判断——我与（小说选刊）》）。可资佐证的是，任意翻开一本作品集，你都有可能发现作者在个人小传中提及上选刊的情况；任意翻检某个原创文学期刊，你都可能发现它正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被转载情况。
在选即是好、被选就是一种资格等等潜规则之下，作家和原创文学期刊自然有求于选刊，也承受着选刊的摆布。批评家黄发有揭露说：“在当今的作家圈子里，指责同行的某篇作品被某家选刊转载是‘跑出来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而原创型文学期刊为了以转载率来标榜自己的办刊成绩并向上级交差，也会有求于选刊。如此这般，自然让“人情稿”“关系稿”“照顾稿”之类现象在选刊上不绝如缕。选刊滥用权力“施舍”的同时，也惯会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比如《小说月报》大量从自家姊妹刊物《小说月报·原创版》上选文，助其发行量猛增；《小说选刊》则以选载作品为诱饵来招揽学员，办班创收或是培植信众。比上述“自肥”行为更极端的是对作家们的颐指气使。1997年，梁晓声写了一篇反映国企破产和工人下岗命运的中篇小说《钳工王》，结尾让主人公悲惨地死去。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时就被杂志要求改写这种悲惨结局，但作者坚持不作修改。而在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时，曾经非常硬气的梁晓声却退缩了，乖乖地按选刊的要求将结尾改写成一个光明的结局。连梁晓声这样的著名作家都甘受选刊的摆布，无名作家与青年作家就更不用说了！
作家们对选刊趋之若鹜，不惜摧眉折腰也要有求于它或顺从它，这其中反映出的并非选刊本身的文学水准或专业影响力，而不过是其市场影响力或官方权力身份的原因罢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而文学生产又在持续膨胀乃至过剩的情形下，文学场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读者资源，或者说是一种注意力资源。在无数作品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若非知名作家，一般作者的作品要想浮现出来，为人注意和阅读，无疑是极端困难的。文学选刊因为遴选佳作和荟萃精华的名义，天然地就引人注目且广受读者欢迎。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的发行量长期位居全国文学期刊的前几名；1998年全国纯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每期发行3000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名刊也都不到10万册，而《小说月报》以32万册高居榜首，《中篇小说选刊》也有19.5万册；2005年原创型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整体继续下滑，《小说月报》的印数却一度上升到40.6万册。在这个文学边缘化和市场化同步演进的时代，恐怕还没有几个作家敢于真正拒绝市场和读者！所以作家们也就特别希望借助选刊的市场影响力来获得更多的读者或注意力，而读者和注意力也就是文学的名利。
相较于完全市场化的《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由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小说选刊》主要是以其特殊的官方身份來显示影响力的。多年来，《小说选刊》扮演着代表中国作协评判文学创作和引导文学发展的角色，多次代表中国作协来操办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比如80年代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和后来的“鲁迅奖”小说评奖。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选刊》有足够的能量将其看中的作家推向文坛的中心。因为它的青睐和托举，作家们有的提了级、转了干，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则成了文艺官员。即便是90年代以来，《小说选刊》的官方身份仍然能带给作家们现实的好处。所以女作家徐坤说：“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小说选刊》的权威话语地位一直都是不可替代的。”当然，《小说选刊》一向密切联系着众多的名作家和批评家，经常吸纳他们参与办刊、评奖、作品研讨会等活动，因此也并不缺乏必要的学术上的影响力。
官方资源、学术资源和读者资源只是选刊能量或影响力的某些来源，而并非其根本。归根到底，选刊既然以“选优”来标榜自身角色，那么其力量之源也只能在于此。选刊只有确实选出了大量的一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成就，也才能让人信服。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它们对文坛才真正拥有无可质疑的影响力。显然，选刊在“选优”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1998年，韩东、朱文等人发起搅动整个文坛的“断裂”问卷调查，其中“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这个问题收到参与答卷的56位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几乎一致性的否定回答。甚至有不少答卷者斥责选刊“代表文学界中庸的趣味、水平和标准”“误导读者、毒化写作者”。2003年，黄发有在《文艺争鸣》杂志撰文，严厉批评《小说月报》在选文标准、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褊狭性及这种“选刊趣味”对文学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批评观点曾引起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响应，《文学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这显示出文学界对选刊的问题的普遍关注。
可以说，选刊虽然获得了市场、官方权力或名义象征（“选优”）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力，却还没有获得更为根本的、源于文学自身的影响力或权威性。选刊致力于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基于专门知识或技能的权威”（即“合格型权威”）或一种以魅力（即卡里斯玛charisma）为基础的权威性影响力。这是一种以信任和公信力为基础的影响力，即受众因“信任权威有卓越的才能或专门知识”（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60）为其最大利益服务而甘愿听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文学场中的某些“占位”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和影响力时也指出，“象征资本是一种信誉（credit）”，一种“集体信仰（collective belief）”，一种“信任资本（capital of trust）”。选刊在“选优”“拔粹”方面体现出“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或“集体信仰”（即“公信力”），才是其长久生存之道。目前看来，选刊只是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还没有得到整个文坛（包括作家、评论家、文学期刊等）的一致认可或合作。即便是想上选刊的作家也未必从心底里真正认可选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笔者认为，选刊应该在办刊目标、文学趣味、选文质量等方面有所调整和改进，而不能满足于现有的非文学的影响力，否则是难以长此为继的。 选刊首先必须践行其承诺，端正其办刊方向。《小说月报》的主编马津海一再宣称文学期刊“归根结底还是商品”“是商品就要走向市场，就要消费者（读者）说了算”“编选刊就像是一个经销商，谁的货好卖，我就进谁的货”。这种商人气十足的论调可能代表了当今大多数文学选刊的实际办刊宗旨和经营定位。选刊当然可以将自己定位于文化商品，然而即使这样做时也不能忘掉商人的立身之本：保证质量和信誉至上！可是这些选刊有几家敢拍着胸脯向读者保证绝无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之类的奸商行为？！有几家真正做到了“选优拔粹”、让读者“一册在手，精华尽览”的自我标榜？这些选刊还都标榜自己是高雅的纯文学杂志，实际却又那么媚俗！《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一味地追求市场销量，以获取城市白领、出租车司机、公务员之类的大众读者为荣，一味地偏爱情爱题材、官场小说之类，其文学趣味实在不敢恭维。选刊常常以读者喜爱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庸俗趣味辩解，这其实是推卸责任的伎俩。在强大的媒体面前，大众只是乌合之众，只是被引导者而不是领导者，选刊完全可以引导和提升读者的文学趣味，这也是媒体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
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学的市场化，不仅让《小说月报》这样的选刊满身铜臭，就连一向对文学较具责任感的《小说选刊》也被迫向市场献媚，不惜放弃其“注重文学性和圈内人意见”的传统，声称“只要广大群众认可就行了，专业作家排到第二位”。这不啻是宣告对文坛的背叛。选刊可以走市场化的路子，可以主要为读者大众服务，但在此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文坛的利益和意见。如果脱离了文坛，失去了作家、评论界和原创型文学期刊等方面的支持，选刊将是无根之木，必然死亡。像《小说月报》那样只在乎读者市场，而对批评界和学术界不理不睬的倨傲态度就很成问题。选刊们踩在作家和原创型期刊的肩上，获取了不菲的经济利益。既然从文学中获利，自然就有义务反哺文学。可是我们除了看到《小说选刊》在这方面比较努力，常常通过评奖、开研讨会、搞评论等方式回馈文坛之外，很少从其他选刊那里看到类似的努力。《小说月报》从文学中获利最多却最是吝啬，只管闷声赚钱，很少为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而操心或出谋、出力。
最近，《收获》杂志公开声明谢绝被转载，这可以说是为选刊敲响了警钟，提醒它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办刊模式，必须解决它们对原创型文学期刊的寄生性与剥削性问题。选刊应该开拓选文视野，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非文学性的报刊、互联网络、图书等媒介，真正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披沙拣金的作用，并且可以避免与原创文学期刊直接竞争读者和市场。选刊名义上是以全面筛选和反映创作现状为特点的，靠的是选文的及时性和视野的开阔性。而像《小说月报》主编自己所说：“本刊编辑部总共三五人，需从全国百余种文学期刊中遴选佳作，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难免审美疲劳，挂万漏一。”（马津海：《何为“未用稿”》）其实哪里是“挂万漏一”，恐怕是“挂一漏万”！由于人力有限，选刊就只能把眼睛盯在百余种原创型纯文学期刊上，至于非文学类报刊、网络等文学载体就不及相顾了。如此狭隘的选文视野，如何能叫人相信它們选出的就是全部创作中的精品？这些选刊舍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发行，却舍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去选作品，这岂非本末倒置？！
选什么和怎样选，表面上是选刊的自由和权利，其实却是一种公权力。人们希望选刊成为当代文坛进行文学筛选和评价的一个公共平台，希望它代表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整个文学界的公共利益。在30余年的办刊历史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曾经发挥过这种公共平台的作用，也一度显示过某种程度的公信力，但目前的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当然，笔者并不否定选刊对当代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正面作用和价值。笔者自2006年起开始对选刊现象进行研究，发现这30余年来它们在培养小说作家、助推文学潮流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笔者还深入探究了选刊作用的方式、机制和原理问题，而最后的落脚点是对于选刊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并提出重构选刊运行模式的建议。笔者的研究曾得到《小说选刊》的杜卫东主编、《中篇小说选刊》的戴木金主编等先生的鼎力支持，对此十分感念。但笔者还是排除友情的干扰，严厉批评了选刊运行中的负面问题。笔者希望这是鲁迅所谓的“真的恶声”，能给文坛的选刊崇拜降降温，也能给选刊再提个醒。
（责任编辑 洪滔）
由于“选优”“拔粹”的象征性名义，选刊成了当代文学场中一个颇具特殊性和影响力的“占位”。中国文坛俨然出现了如此“潜规则”：以是否上选刊作为衡量作家水平和作品质量的标尺，以被选刊转载的次数作为衡量各种原创型文学期刊办刊水准的依据。所以许多地方搞文学评奖也把选刊是否选登过作为一个依据，甚至作家的考核、评级等也都与选刊挂上了钩，而原创文学期刊年终成绩总结中最醒目的一条往往就是“被选了”多少。按小说家刘庆邦的说法，在作家圈子中，“‘被选过’亦成为一种资格”（刘庆邦：《一种判断——我与（小说选刊）》）。可资佐证的是，任意翻开一本作品集，你都有可能发现作者在个人小传中提及上选刊的情况；任意翻检某个原创文学期刊，你都可能发现它正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被转载情况。
在选即是好、被选就是一种资格等等潜规则之下，作家和原创文学期刊自然有求于选刊，也承受着选刊的摆布。批评家黄发有揭露说：“在当今的作家圈子里，指责同行的某篇作品被某家选刊转载是‘跑出来的’，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而原创型文学期刊为了以转载率来标榜自己的办刊成绩并向上级交差，也会有求于选刊。如此这般，自然让“人情稿”“关系稿”“照顾稿”之类现象在选刊上不绝如缕。选刊滥用权力“施舍”的同时，也惯会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比如《小说月报》大量从自家姊妹刊物《小说月报·原创版》上选文，助其发行量猛增；《小说选刊》则以选载作品为诱饵来招揽学员，办班创收或是培植信众。比上述“自肥”行为更极端的是对作家们的颐指气使。1997年，梁晓声写了一篇反映国企破产和工人下岗命运的中篇小说《钳工王》，结尾让主人公悲惨地死去。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时就被杂志要求改写这种悲惨结局，但作者坚持不作修改。而在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时，曾经非常硬气的梁晓声却退缩了，乖乖地按选刊的要求将结尾改写成一个光明的结局。连梁晓声这样的著名作家都甘受选刊的摆布，无名作家与青年作家就更不用说了！
作家们对选刊趋之若鹜，不惜摧眉折腰也要有求于它或顺从它，这其中反映出的并非选刊本身的文学水准或专业影响力，而不过是其市场影响力或官方权力身份的原因罢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而文学生产又在持续膨胀乃至过剩的情形下，文学场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读者资源，或者说是一种注意力资源。在无数作品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若非知名作家，一般作者的作品要想浮现出来，为人注意和阅读，无疑是极端困难的。文学选刊因为遴选佳作和荟萃精华的名义，天然地就引人注目且广受读者欢迎。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的发行量长期位居全国文学期刊的前几名；1998年全国纯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每期发行3000册，《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名刊也都不到10万册，而《小说月报》以32万册高居榜首，《中篇小说选刊》也有19.5万册；2005年原创型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整体继续下滑，《小说月报》的印数却一度上升到40.6万册。在这个文学边缘化和市场化同步演进的时代，恐怕还没有几个作家敢于真正拒绝市场和读者！所以作家们也就特别希望借助选刊的市场影响力来获得更多的读者或注意力，而读者和注意力也就是文学的名利。
相较于完全市场化的《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由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小说选刊》主要是以其特殊的官方身份來显示影响力的。多年来，《小说选刊》扮演着代表中国作协评判文学创作和引导文学发展的角色，多次代表中国作协来操办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比如80年代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和后来的“鲁迅奖”小说评奖。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选刊》有足够的能量将其看中的作家推向文坛的中心。因为它的青睐和托举，作家们有的提了级、转了干，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则成了文艺官员。即便是90年代以来，《小说选刊》的官方身份仍然能带给作家们现实的好处。所以女作家徐坤说：“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小说选刊》的权威话语地位一直都是不可替代的。”当然，《小说选刊》一向密切联系着众多的名作家和批评家，经常吸纳他们参与办刊、评奖、作品研讨会等活动，因此也并不缺乏必要的学术上的影响力。
官方资源、学术资源和读者资源只是选刊能量或影响力的某些来源，而并非其根本。归根到底，选刊既然以“选优”来标榜自身角色，那么其力量之源也只能在于此。选刊只有确实选出了大量的一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成就，也才能让人信服。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它们对文坛才真正拥有无可质疑的影响力。显然，选刊在“选优”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1998年，韩东、朱文等人发起搅动整个文坛的“断裂”问卷调查，其中“对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文学选刊你认为它们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目前文学的状况和进程吗？”这个问题收到参与答卷的56位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几乎一致性的否定回答。甚至有不少答卷者斥责选刊“代表文学界中庸的趣味、水平和标准”“误导读者、毒化写作者”。2003年，黄发有在《文艺争鸣》杂志撰文，严厉批评《小说月报》在选文标准、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褊狭性及这种“选刊趣味”对文学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批评观点曾引起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响应，《文学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这显示出文学界对选刊的问题的普遍关注。
可以说，选刊虽然获得了市场、官方权力或名义象征（“选优”）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力，却还没有获得更为根本的、源于文学自身的影响力或权威性。选刊致力于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基于专门知识或技能的权威”（即“合格型权威”）或一种以魅力（即卡里斯玛charisma）为基础的权威性影响力。这是一种以信任和公信力为基础的影响力，即受众因“信任权威有卓越的才能或专门知识”（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P60）为其最大利益服务而甘愿听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分析文学场中的某些“占位”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和影响力时也指出，“象征资本是一种信誉（credit）”，一种“集体信仰（collective belief）”，一种“信任资本（capital of trust）”。选刊在“选优”“拔粹”方面体现出“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或“集体信仰”（即“公信力”），才是其长久生存之道。目前看来，选刊只是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还没有得到整个文坛（包括作家、评论家、文学期刊等）的一致认可或合作。即便是想上选刊的作家也未必从心底里真正认可选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笔者认为，选刊应该在办刊目标、文学趣味、选文质量等方面有所调整和改进，而不能满足于现有的非文学的影响力，否则是难以长此为继的。 选刊首先必须践行其承诺，端正其办刊方向。《小说月报》的主编马津海一再宣称文学期刊“归根结底还是商品”“是商品就要走向市场，就要消费者（读者）说了算”“编选刊就像是一个经销商，谁的货好卖，我就进谁的货”。这种商人气十足的论调可能代表了当今大多数文学选刊的实际办刊宗旨和经营定位。选刊当然可以将自己定位于文化商品，然而即使这样做时也不能忘掉商人的立身之本：保证质量和信誉至上！可是这些选刊有几家敢拍着胸脯向读者保证绝无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之类的奸商行为？！有几家真正做到了“选优拔粹”、让读者“一册在手，精华尽览”的自我标榜？这些选刊还都标榜自己是高雅的纯文学杂志，实际却又那么媚俗！《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一味地追求市场销量，以获取城市白领、出租车司机、公务员之类的大众读者为荣，一味地偏爱情爱题材、官场小说之类，其文学趣味实在不敢恭维。选刊常常以读者喜爱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庸俗趣味辩解，这其实是推卸责任的伎俩。在强大的媒体面前，大众只是乌合之众，只是被引导者而不是领导者，选刊完全可以引导和提升读者的文学趣味，这也是媒体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使命！
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学的市场化，不仅让《小说月报》这样的选刊满身铜臭，就连一向对文学较具责任感的《小说选刊》也被迫向市场献媚，不惜放弃其“注重文学性和圈内人意见”的传统，声称“只要广大群众认可就行了，专业作家排到第二位”。这不啻是宣告对文坛的背叛。选刊可以走市场化的路子，可以主要为读者大众服务，但在此同时也不能完全不顾文坛的利益和意见。如果脱离了文坛，失去了作家、评论界和原创型文学期刊等方面的支持，选刊将是无根之木，必然死亡。像《小说月报》那样只在乎读者市场，而对批评界和学术界不理不睬的倨傲态度就很成问题。选刊们踩在作家和原创型期刊的肩上，获取了不菲的经济利益。既然从文学中获利，自然就有义务反哺文学。可是我们除了看到《小说选刊》在这方面比较努力，常常通过评奖、开研讨会、搞评论等方式回馈文坛之外，很少从其他选刊那里看到类似的努力。《小说月报》从文学中获利最多却最是吝啬，只管闷声赚钱，很少为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而操心或出谋、出力。
最近，《收获》杂志公开声明谢绝被转载，这可以说是为选刊敲响了警钟，提醒它们必须改变现有的办刊模式，必须解决它们对原创型文学期刊的寄生性与剥削性问题。选刊应该开拓选文视野，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非文学性的报刊、互联网络、图书等媒介，真正起到别人无法代替的披沙拣金的作用，并且可以避免与原创文学期刊直接竞争读者和市场。选刊名义上是以全面筛选和反映创作现状为特点的，靠的是选文的及时性和视野的开阔性。而像《小说月报》主编自己所说：“本刊编辑部总共三五人，需从全国百余种文学期刊中遴选佳作，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难免审美疲劳，挂万漏一。”（马津海：《何为“未用稿”》）其实哪里是“挂万漏一”，恐怕是“挂一漏万”！由于人力有限，选刊就只能把眼睛盯在百余种原创型纯文学期刊上，至于非文学类报刊、网络等文学载体就不及相顾了。如此狭隘的选文视野，如何能叫人相信它們选出的就是全部创作中的精品？这些选刊舍得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发行，却舍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去选作品，这岂非本末倒置？！
选什么和怎样选，表面上是选刊的自由和权利，其实却是一种公权力。人们希望选刊成为当代文坛进行文学筛选和评价的一个公共平台，希望它代表的不只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整个文学界的公共利益。在30余年的办刊历史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曾经发挥过这种公共平台的作用，也一度显示过某种程度的公信力，但目前的状况却并不令人满意。当然，笔者并不否定选刊对当代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正面作用和价值。笔者自2006年起开始对选刊现象进行研究，发现这30余年来它们在培养小说作家、助推文学潮流等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笔者还深入探究了选刊作用的方式、机制和原理问题，而最后的落脚点是对于选刊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并提出重构选刊运行模式的建议。笔者的研究曾得到《小说选刊》的杜卫东主编、《中篇小说选刊》的戴木金主编等先生的鼎力支持，对此十分感念。但笔者还是排除友情的干扰，严厉批评了选刊运行中的负面问题。笔者希望这是鲁迅所谓的“真的恶声”，能给文坛的选刊崇拜降降温，也能给选刊再提个醒。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