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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秋冬季节，雾霾如常到来。全国多地又进入一个祈盼蓝天白云的季节。人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随时可能攀升的雾霾指数；气象部门严密监测雾霾的动向，及时向民众发布黄色预警、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商家则不亦乐乎、热火朝天地兜售各式各样的防霾口罩与空气净化器。雾霾已成为过去三年里，不断引发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人们对待雾霾，也从最早的无所谓态度到密切关注，想要知道：什么是雾霾？成因是什么？何时能被驱散？讨论声与批评声一时不绝于耳。雾霾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它最终是否可以被彻底治理？回望他者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启示和借鉴经验，甚至是一点警醒和希望。2015年年底哈佛大学出版的克里斯汀·L·科顿的新书《伦敦雾自传》（London Fog： The biography），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再现了英国百年的“伦敦雾”。此处的伦敦雾，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是中国诗词中江南烟雨那样浪漫的雾，而是臭名昭著、骇人听闻的杀手之雾。它曾盘旋在伦敦上空百年之久，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被彻底驱散。那么这个让伦敦居民深受其害的伦敦雾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它如何影响了伦敦人的生活，并成为文化、文学作品中的一种隐喻？读科顿此书，我总感觉科顿似乎在对中国人说些什么，总感觉伦敦雾在对中国说些什么。
·Ⅰ·
克里斯汀·L·科顿曾供职于多家知名出版社，也做过自由撰稿人。自2010年起，她任教于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伦敦雾自传》是在其博士论文《伦敦雾：英国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文学中的文化隐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延伸研究。该书在时间跨度上延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材料与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科顿从“伦敦雾”现象入手，借用了政治、历史、文学、媒介、艺术作品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呈现了一部关于伦敦空气的环境史及文化史。丰富和多元化的文献材料运用，独特的视角，均彰显了科顿曾经作为出版人的功底与博学，以及现今作为学者的批判性眼光。她对繁多的材料总能信手拈来，既精彩再现伦敦雾生与死的历程，又最终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分析了伦敦雾如何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对英国的文化与想象产生持久的影响。
与一般的学术作品不同，科顿在文献与史料的运用上不拘一格：从超经典文学到通俗流行文学，既有像狄更斯、康拉德、高尔斯化绥等这样大名鼎鼎的作家，又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征用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各大报刊的报道，如《每日镜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伦敦新闻画报》等；选取大量漫画、知名画作和摄影作品来呈现伦敦雾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精选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艺术画廊、伦敦大都会档案馆、威尔士国立博物馆、俄罗斯莫斯科精美艺术博物馆、莫奈博物馆、法国巴黎多尔西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的珍藏画作，特别是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1902年的《查令十字街大桥，雾中的烟》、1903年的《雾中的滑铁卢大桥》、1904年的《伦敦的国会大厦，太阳破雾而出》。此外，照相技术出现后，伦敦雾的形象就被更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如：1913年的《冬季市场》、1934年的《夜晚伦敦的雾景》、1945年的《昏暗的浓雾中，莫斯科守门员阿列克谢·霍米奇费力凝视前方》、1954年的《伦敦雾测试》、1962年的《戴防雾面具的警察》等照片。从科顿精选的一幅幅画作、一张张照片以及细致入微的文学分析中，读者被伦敦雾的严重程度完全震惊到了，也惊叹作者以小见大的功底。
·Ⅱ·
科顿指出，在1623年由于使用海煤，伦敦的空气中出现了浓烟；从1623年到1700年，人们不断注意到浓烟对环境和伦敦居民健康的影响；19世纪初开始从伦敦烟转向对雾的关注。最早并没有清晰地分辨烟与雾，词典上也经常混淆使用，美国为此特别杜撰了一个词“smog”（烟雾）。一般认为，伦敦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严重期。它给英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催生了一连串描述伦敦雾的词语，如豌豆汤、冬日盛行、藤黄色、豌豆汤布丁、伦敦的常春藤、伦敦特色等。自此，雾成为伦敦的常客，变得越来越浓稠，甚至引发了来自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科学家和文人的关注与批评。在科顿所挖掘的文献材料中，有一系列对伦敦雾的视觉和味觉描写，令读者既瞠目结舌又深有同感——“白日如黑夜，厚厚的、黏黏的、昏暗无光、钢铁不入，使伦敦陷入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如同一只巨大的秃鹫突然遮住了太阳，将正午变成了黑夜”；在浓雾中，“就算向你驶来的公交车内外都开着灯，你也看不见，只有快到跟前了才能看清；在路上到处走是很奇怪的，没有人外出，因为只看得见面前的几英尺距离，所有熟悉的地标都消失在杀手之雾中”；“两辆汽车相撞，周围站着五十个裹得严严实实的鬼魂撸着鼻涕冷眼旁观……犹如两个史前巨兽的生死决斗”；伦敦居民被困在“浓稠的豌豆汤里，其味道如同铁屑粘在喉咙深处”；“在这样一张巨大的毯子下，时间、方向、距离已经失去了意义”。
据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城市每四天就有一天是雾天。天空干净晴朗的日子少得可怜，也由此给人类和动植物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仅1886年，伦敦因支气管炎而丧生的人约有11000人，而1891年12月，因浓雾丧生者竟达到了700人。而史密斯菲尔德牲畜和农机展览会上的动物，像吸入了有毒的气体一样，痛苦地不停咳嗽、喘着气。经检测，发现死去动物的肺部充斥著黑色血块。植物自然也不能幸免于害，“雾前还健康地开着花，雾后一朵花都没有了，枝叶也不再那么绿了。被污染的花朵落到地板上，像发霉了，花蕾也像冰雹雨一样降落”。在浓雾笼罩下，现实消失不见，伦敦变成一个虚幻鬼魅的城市，如同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描绘的那样。
然而，伦敦雾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被称作“雾中之王”的它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呼吸道疾病、酗酒、犯罪、事故等。科顿注意到了小说家们对此的叙事，特别是考察了狄更斯如何运用伦敦雾作为隐喻工具来描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她发现，雾常被用来反映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隐喻道德沦丧，模糊了善恶、政治与腐败、纯洁与恶习的界限。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雾与犯罪和绝望联系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作家又把雾同死亡、精神匮乏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中，街上的人流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如同无数的魂灵一般，跨过冥河去往地狱。这些文学叙事折射了英国人对战争的集体记忆。 ·Ⅲ·
读者不禁好奇，为什么伦敦人很早就意识到烟雾的问题，却拖了几个世纪来解决呢？追根究底，扯皮、停滞的原因在于几个世纪以来对“谁为烟雾负责”的问题争辩不休。是工业该为此负责，还是由民用负责？工业企业家因为贪婪的经济利益欲望，不愿让步，而民众则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也不愿做出改变，如漠视、守护传统、使用明火的生活习惯等交织其中。双方都彼此推诿，抗拒能够促使变化的立法出台，倾向于对他者进行制裁，故而立法迟迟没有正式出台和执行。即便推出个别立法，也很快不了了之。在英政府层面，则热衷于成立委员会和部门，做表面功夫，一如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所讽刺的“拖拖拉拉部”。然而，由于伦敦雾严重到无法忽视，民众的呼声日益增高，政府不得不进行管理。当时成立了四个部门做相同的工作：卫生部、枢密院大臣部门、空军部和燃料部。这四个部门有负责劝导的、有负责科学研究的、有负责空气清洁和气象调查的，还有负责寻找伦敦雾源头的，尽管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来减少烟雾，但收效甚微。也有人提出“让一个部门来负责此事，从根部到躯干、分支都由一个部门负责，保证有所成效”，可并未如愿。
其实，工业资本家为攫取金钱利益造成空气污染这一点，早已被诟病。让读者最讶异的是科顿所展现的另一面——民众的态度。伦敦人对此暗自充满了自豪感，其中不少人认为壁炉是英国家庭真正的核心。当时煤烟减排协会管控燃煤的举措，在很多地区被视为是对壁炉的打击。只有34%的英国民众支持安装中央供暖系统，44%选择中立，21%表示反对。关于煤火使用的回击此起彼伏，如强调海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明火是对疲惫不堪的商人和工人的心灵慰藉，禁用煤火是终结个人自由的开始等。这些反对之声，也导致烟雾控制进展缓慢。一时之间，既认为雾是伦敦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又想把烟雾消除立入法律。这一矛盾也出现在议会关于消除烟雾的持续讨论中。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福斯特世家》中，议员迈克尔“跟他光彩照人的妻子”在浓雾中迷路时还在咒骂伦敦雾，但一回到家后就立刻抛之脑后，“雾中的一团混乱，迷途的身影，还有他们的叫喊，想这些干嘛？”
可幸的是，呼吁治理伦敦雾的正义之声也从未间断过。早在19世纪40年代，威廉·麦克伦就已经将该问题提上日程；1855年推出《防烟条例》等举措；1858年和1866年颁布了《烟雾控制条款》；1875年推出《公众健康法案》；1914年纽顿勋爵提出《烟雾消除法案》；1924年，德·拉·沃尔伯爵提交了《公共卫生（烟雾消除）法案》；1929年成立了全国烟雾消除协会；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伦敦绿带圈；1943年弗兰克·马卡姆少校和爱德华·基林都在为烟雾消除不停奔走，后者主张用中央供暖系统取代燃煤，前者不遗余力地将政府的目光吸引到烟雾消除上来。媒体的言论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从早期报道中的夸赞“伦敦人面对雾时充满自豪感，‘伦敦特色’是伦敦真正的骄傲，其独特性不亚于伦敦金酒或英式幽默。没有雾的伦敦会是什么样子？”转变为严厉的批评，积极报道雾与疾病的关联，“强烈要求立法，消除烟雾”。《伦敦旗帜晚报》谴责了英政府的“懒懒散散”，还质问了曾对烟雾消除提出实用建议的《国内燃料政策西蒙报告》的下落，“白金汉宫上空的浓雾尤为严重，似乎永远散不了，难道这份报告迷失其中了？英国政府该为清理英国之肺有所作为了。”从上可以看出，伦敦雾的治理，阻力重重。那是什么促使整个英国迅速行动起来，解决伦敦雾的呢？1952年英国史上爆发的最严重的伦敦雾，成为烟雾消除行动的契机。这场浓黄大雾持续了近一周，威力巨大，迅速覆盖了整个伦敦，导致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国家经济健康随之严重下滑，让政府和民众都为之震惊。它成为整个英国无法忽视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尽管“空气洁净法”立法的历程无比艰难，但最终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英国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严厉举措与立法，并尝试建立无烟区，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赶走了伦敦雾。
阅读《伦敦雾自传》时，读者会发现伦敦雾从产生到消亡，并非一蹴而就。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和“杀手之雾”的打击之后，伦敦雾才真正被重视解决。它的解决离不开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離不开立法上果断严厉的措施，特别是离不开人们的公共环境与健康意识。麻木与漠视，无论是政府和企业家，还是民众，都是可怕的，无益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结语部分，科顿警示读者，尽管伦敦雾已成为一种历史，现在的伦敦蓝天白云、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碧水粼粼，但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依然可能随时卷土重来。今天的英国虽没有像中国那样严重的雾霾，但在牛津街依旧可能二氧化氮严重超标。环境污染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更多国家的问题，故而对环境污染的警惕之心不能丢。《伦敦雾自传》足以让读者自省与警醒。任何利益，都不足以与生命、阳光、新鲜的空气相匹敌。为了生命，为了阳光，为了新鲜的空气，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作者系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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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L·科顿曾供职于多家知名出版社，也做过自由撰稿人。自2010年起，她任教于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伦敦雾自传》是在其博士论文《伦敦雾：英国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文学中的文化隐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延伸研究。该书在时间跨度上延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材料与方法上也更加多元化。科顿从“伦敦雾”现象入手，借用了政治、历史、文学、媒介、艺术作品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呈现了一部关于伦敦空气的环境史及文化史。丰富和多元化的文献材料运用，独特的视角，均彰显了科顿曾经作为出版人的功底与博学，以及现今作为学者的批判性眼光。她对繁多的材料总能信手拈来，既精彩再现伦敦雾生与死的历程，又最终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分析了伦敦雾如何作为一种隐喻，出现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对英国的文化与想象产生持久的影响。
与一般的学术作品不同，科顿在文献与史料的运用上不拘一格：从超经典文学到通俗流行文学，既有像狄更斯、康拉德、高尔斯化绥等这样大名鼎鼎的作家，又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征用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各大报刊的报道，如《每日镜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伦敦新闻画报》等；选取大量漫画、知名画作和摄影作品来呈现伦敦雾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精选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艺术画廊、伦敦大都会档案馆、威尔士国立博物馆、俄罗斯莫斯科精美艺术博物馆、莫奈博物馆、法国巴黎多尔西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的珍藏画作，特别是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1902年的《查令十字街大桥，雾中的烟》、1903年的《雾中的滑铁卢大桥》、1904年的《伦敦的国会大厦，太阳破雾而出》。此外，照相技术出现后，伦敦雾的形象就被更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如：1913年的《冬季市场》、1934年的《夜晚伦敦的雾景》、1945年的《昏暗的浓雾中，莫斯科守门员阿列克谢·霍米奇费力凝视前方》、1954年的《伦敦雾测试》、1962年的《戴防雾面具的警察》等照片。从科顿精选的一幅幅画作、一张张照片以及细致入微的文学分析中，读者被伦敦雾的严重程度完全震惊到了，也惊叹作者以小见大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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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顿指出，在1623年由于使用海煤，伦敦的空气中出现了浓烟；从1623年到1700年，人们不断注意到浓烟对环境和伦敦居民健康的影响；19世纪初开始从伦敦烟转向对雾的关注。最早并没有清晰地分辨烟与雾，词典上也经常混淆使用，美国为此特别杜撰了一个词“smog”（烟雾）。一般认为，伦敦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严重期。它给英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催生了一连串描述伦敦雾的词语，如豌豆汤、冬日盛行、藤黄色、豌豆汤布丁、伦敦的常春藤、伦敦特色等。自此，雾成为伦敦的常客，变得越来越浓稠，甚至引发了来自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科学家和文人的关注与批评。在科顿所挖掘的文献材料中，有一系列对伦敦雾的视觉和味觉描写，令读者既瞠目结舌又深有同感——“白日如黑夜，厚厚的、黏黏的、昏暗无光、钢铁不入，使伦敦陷入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如同一只巨大的秃鹫突然遮住了太阳，将正午变成了黑夜”；在浓雾中，“就算向你驶来的公交车内外都开着灯，你也看不见，只有快到跟前了才能看清；在路上到处走是很奇怪的，没有人外出，因为只看得见面前的几英尺距离，所有熟悉的地标都消失在杀手之雾中”；“两辆汽车相撞，周围站着五十个裹得严严实实的鬼魂撸着鼻涕冷眼旁观……犹如两个史前巨兽的生死决斗”；伦敦居民被困在“浓稠的豌豆汤里，其味道如同铁屑粘在喉咙深处”；“在这样一张巨大的毯子下，时间、方向、距离已经失去了意义”。
据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城市每四天就有一天是雾天。天空干净晴朗的日子少得可怜，也由此给人类和动植物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仅1886年，伦敦因支气管炎而丧生的人约有11000人，而1891年12月，因浓雾丧生者竟达到了700人。而史密斯菲尔德牲畜和农机展览会上的动物，像吸入了有毒的气体一样，痛苦地不停咳嗽、喘着气。经检测，发现死去动物的肺部充斥著黑色血块。植物自然也不能幸免于害，“雾前还健康地开着花，雾后一朵花都没有了，枝叶也不再那么绿了。被污染的花朵落到地板上，像发霉了，花蕾也像冰雹雨一样降落”。在浓雾笼罩下，现实消失不见，伦敦变成一个虚幻鬼魅的城市，如同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描绘的那样。
然而，伦敦雾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被称作“雾中之王”的它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呼吸道疾病、酗酒、犯罪、事故等。科顿注意到了小说家们对此的叙事，特别是考察了狄更斯如何运用伦敦雾作为隐喻工具来描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她发现，雾常被用来反映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隐喻道德沦丧，模糊了善恶、政治与腐败、纯洁与恶习的界限。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雾与犯罪和绝望联系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作家又把雾同死亡、精神匮乏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中，街上的人流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如同无数的魂灵一般，跨过冥河去往地狱。这些文学叙事折射了英国人对战争的集体记忆。 ·Ⅲ·
读者不禁好奇，为什么伦敦人很早就意识到烟雾的问题，却拖了几个世纪来解决呢？追根究底，扯皮、停滞的原因在于几个世纪以来对“谁为烟雾负责”的问题争辩不休。是工业该为此负责，还是由民用负责？工业企业家因为贪婪的经济利益欲望，不愿让步，而民众则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也不愿做出改变，如漠视、守护传统、使用明火的生活习惯等交织其中。双方都彼此推诿，抗拒能够促使变化的立法出台，倾向于对他者进行制裁，故而立法迟迟没有正式出台和执行。即便推出个别立法，也很快不了了之。在英政府层面，则热衷于成立委员会和部门，做表面功夫，一如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所讽刺的“拖拖拉拉部”。然而，由于伦敦雾严重到无法忽视，民众的呼声日益增高，政府不得不进行管理。当时成立了四个部门做相同的工作：卫生部、枢密院大臣部门、空军部和燃料部。这四个部门有负责劝导的、有负责科学研究的、有负责空气清洁和气象调查的，还有负责寻找伦敦雾源头的，尽管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来减少烟雾，但收效甚微。也有人提出“让一个部门来负责此事，从根部到躯干、分支都由一个部门负责，保证有所成效”，可并未如愿。
其实，工业资本家为攫取金钱利益造成空气污染这一点，早已被诟病。让读者最讶异的是科顿所展现的另一面——民众的态度。伦敦人对此暗自充满了自豪感，其中不少人认为壁炉是英国家庭真正的核心。当时煤烟减排协会管控燃煤的举措，在很多地区被视为是对壁炉的打击。只有34%的英国民众支持安装中央供暖系统，44%选择中立，21%表示反对。关于煤火使用的回击此起彼伏，如强调海雾的问题一直都存在，明火是对疲惫不堪的商人和工人的心灵慰藉，禁用煤火是终结个人自由的开始等。这些反对之声，也导致烟雾控制进展缓慢。一时之间，既认为雾是伦敦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又想把烟雾消除立入法律。这一矛盾也出现在议会关于消除烟雾的持续讨论中。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福斯特世家》中，议员迈克尔“跟他光彩照人的妻子”在浓雾中迷路时还在咒骂伦敦雾，但一回到家后就立刻抛之脑后，“雾中的一团混乱，迷途的身影，还有他们的叫喊，想这些干嘛？”
可幸的是，呼吁治理伦敦雾的正义之声也从未间断过。早在19世纪40年代，威廉·麦克伦就已经将该问题提上日程；1855年推出《防烟条例》等举措；1858年和1866年颁布了《烟雾控制条款》；1875年推出《公众健康法案》；1914年纽顿勋爵提出《烟雾消除法案》；1924年，德·拉·沃尔伯爵提交了《公共卫生（烟雾消除）法案》；1929年成立了全国烟雾消除协会；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伦敦绿带圈；1943年弗兰克·马卡姆少校和爱德华·基林都在为烟雾消除不停奔走，后者主张用中央供暖系统取代燃煤，前者不遗余力地将政府的目光吸引到烟雾消除上来。媒体的言论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从早期报道中的夸赞“伦敦人面对雾时充满自豪感，‘伦敦特色’是伦敦真正的骄傲，其独特性不亚于伦敦金酒或英式幽默。没有雾的伦敦会是什么样子？”转变为严厉的批评，积极报道雾与疾病的关联，“强烈要求立法，消除烟雾”。《伦敦旗帜晚报》谴责了英政府的“懒懒散散”，还质问了曾对烟雾消除提出实用建议的《国内燃料政策西蒙报告》的下落，“白金汉宫上空的浓雾尤为严重，似乎永远散不了，难道这份报告迷失其中了？英国政府该为清理英国之肺有所作为了。”从上可以看出，伦敦雾的治理，阻力重重。那是什么促使整个英国迅速行动起来，解决伦敦雾的呢？1952年英国史上爆发的最严重的伦敦雾，成为烟雾消除行动的契机。这场浓黄大雾持续了近一周，威力巨大，迅速覆盖了整个伦敦，导致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国家经济健康随之严重下滑，让政府和民众都为之震惊。它成为整个英国无法忽视且必须直面的问题。尽管“空气洁净法”立法的历程无比艰难，但最终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英国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严厉举措与立法，并尝试建立无烟区，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赶走了伦敦雾。
阅读《伦敦雾自传》时，读者会发现伦敦雾从产生到消亡，并非一蹴而就。在经历了漫长岁月和“杀手之雾”的打击之后，伦敦雾才真正被重视解决。它的解决离不开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離不开立法上果断严厉的措施，特别是离不开人们的公共环境与健康意识。麻木与漠视，无论是政府和企业家，还是民众，都是可怕的，无益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结语部分，科顿警示读者，尽管伦敦雾已成为一种历史，现在的伦敦蓝天白云、绿树成荫、芳草萋萋、碧水粼粼，但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依然可能随时卷土重来。今天的英国虽没有像中国那样严重的雾霾，但在牛津街依旧可能二氧化氮严重超标。环境污染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更多国家的问题，故而对环境污染的警惕之心不能丢。《伦敦雾自传》足以让读者自省与警醒。任何利益，都不足以与生命、阳光、新鲜的空气相匹敌。为了生命，为了阳光，为了新鲜的空气，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作者系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