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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近代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美国国内的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碰撞最为鲜明。本文以美国著名黑人小说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为例，通过分析白人文化的盲从者、黑人文化的守护者和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三种人物的悲剧形象，来分析如何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选择正确的文化道路。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白人文化 黑人文化
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小说家，她的作品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述了在那个特定年代白人文化全面压制黑人文化时，不同性格和思想的黑人所做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即使这些黑人的出发点是正义和善良的，但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文化道路而导致他们走向了相同的悲剧结局。本文将从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白人文化的盲从者、黑人文化的守护者和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三种人物形象来分析在文化碰撞中三种悲剧性的文化形象，进而分析如何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选择正确的文化道路。
一 白人文化的盲从者
在托尼·莫里森小说里所表达的黑人形象中，对白人文化盲目的遵从者和仰慕者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类人物形象。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类对于白人文化盲目遵从的黑人确实存在，只不过托尼·莫里森将其提升和润色而已。作者笔下的任何人物形象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在被白人统治下的黑人，长期受着奴役教育，对于白人和黑人已经失去了常规的判断，因此痛恨自己的出身，渴望通过各种手段挤入白人的阶层，成为上层文化人物是他们最最根本的理想。在这样的心结以及被奴役的文化背景下，一些黑人背叛了他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思想，放弃了自己根本的文化意识，而希望通过掠夺财富进入到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和文化所认可。这样的白人文化的盲从者无疑是可悲、可叹的。托尼·莫里森通过描写这样盲从者的形象来揭示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压迫下，一味地对原有文化的背叛无疑只能是受到两种文化的惩罚。
莫里森《所罗门之歌》小说中的主人公麦肯·戴德就是这样一个在文化压迫下心理扭曲，最终背叛了自己民族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的黑人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麦肯本来生活在一个家境殷实的环境之中，有着自己心爱的“林肯天堂”。然后，在麦肯十二岁的那年，这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群白人开枪打死了麦肯的爸爸，强占了他们的家园，也霸占了他们的产业。麦肯从一个富家公子一下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这样的家庭变故使麦肯从此与白人结下了不解之仇。但这样的仇恨并没有使得麦肯对于社会制度有了清醒、客观的认识，而使得他变得偏执和偏激。麦肯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下，要么成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人，要么被人压迫和欺负。这样的思想使得麦肯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麦肯在不断地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为了报复白人，他杀害了一个和他偶然相遇的白人老头。为了获取利益，他抛弃了一切的友谊和情感。甚至当他的朋友要自杀时，他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劝说自己的朋友走向正途而是首先想到向他的朋友要账。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中，麦肯渐渐背离甚至彻底抛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他同时也曲解了白人文化，而变成一个游离于任何信仰和文化之外的冷血动物。
作者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源于作者对于人性的理解与提升。小说中的麦肯代表着一类受白人压迫的黑人的性格变化。没有人是与生俱来的邪恶，所谓恶人便是在极度的压迫和折磨中所形成的心理扭曲。小说中的麦肯最后在一首《所罗门之歌》的音乐中找到了迷失的心灵，他感到了他所一直追求的自由和存在，那是他之前一直以为只有通过金钱才能买到的东西。歌声结束，麦肯却无法离开。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麦肯并不是一个懦弱者，他积极地抗争，积极地选择，只不过在抗争和选择中失去了方向。他对于民族美德和文化的背弃源于他对于白人文化盲目地遵从和崇拜。这样一个在白人文化下盲目遵从白人文化，背弃本民族文化的孩子，最终却只能生活在文化缺失、信仰缺失和道德缺失的孤独和寂寞里。
二 黑人文化的守护者
麦肯的故事告诉着人们在一种文化压迫下生存的民众如果简单地放弃自己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而一味地迎合和遵从另一种文化，最终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本，同时也无法得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认同。因此，在文化的斗争中另外一类固执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彻底抵触压迫文化的文化守护者便应运而生。这样的黑人文化守护者同白人文化盲从者一样痛恨白人，痛恨白人文化，痛恨白人的一切，不同的是，他们对于白人文化中的任何内容都以抵触和反抗来表达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守护。可以说，黑人文化的守护者是从白人文化盲从者的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冲击和交流非常频繁的国家，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仍然一味坚守，对于其他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不去学习，最终只能在文化的熔炉中走向灭亡。
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不仅成功塑造了麦肯这样虽受文化压迫、心存仇恨，但却因此而一味迎合白人文化的盲从者的形象，也塑造了吉他这样同样深受文化压迫、但却固守自封坚持自己文化信仰的文化守护者的形象。两种形象鲜明地反映在文化冲突的两端，以及两种极端文化性格的人所走过的注定悲剧色彩的一生。吉他在比麦肯更小的岁数里便经历了家庭的变迁。吉他的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锯木工厂里意外身亡。白人老板害怕影响工厂的声誉而来到吉他的家里私下调解。但最终吝啬的老板只给了很少的抚恤金。这让吉他从小便开始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渐渐长成一棵大树，彻底遮蔽了吉他的良知。和麦肯希望通过金钱来带给自己在白人社会上的存在感不同，吉他是以一种极端杀戮的形式来报复白人，维护他心中所谓的民族文化。吉他成立了一个名为“七天”的地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采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对白人压迫黑人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报复。这样简单的以暴制暴的恐怖行为不仅受到白人的强硬反击，而且也受到了黑人的指责。吉他虽然以种种借口来消除由于滥杀无辜所带来的内心的惶恐，但他却从来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孤独。这一点上他与麦肯极为相似，两个走在文化两端的人用两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无论对于白人文化的盲从，还是对于黑人文化的固守，走在文化两个极端的人群最终只能在文化的融合中走向灭亡。 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如果只看到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仇恨，而看不到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进步。那文化守护者将会在与文化盲从者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孤独、恐惧直至灭亡也似乎同样是这条道路的终点。莫里森以另外一种人物形象的结局来告诉读者，在仇恨的两端仍然是仇恨，殊路同归的结局是对两种文化极端性格人的最好注解。
三 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
自世界近代史发展以来，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变得也愈发的频繁，在这样一个文化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若想回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疑是十分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莫里森小说中通过对白人文化盲从者和黑人文化守护者两种文化极端表现的人物形象描写来表达在文化冲突的时候，任意追寻一种文化的结果必然是被两种文化所抛弃。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作者还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种那个时代的黑人男性形象——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和上述两种男性形象不同，本类黑人男性形象对于所承受的文化压迫的生活已经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和动力，而是采用一种回避的心态来面对文化冲突和白人文化的压迫。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对于压迫都已经形成习惯逆来顺受的人，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作出合理的选择呢。
莫里森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便是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的典型代表。在小说中，出场时的乔利便是一个无家可归、没有理想、嗜酒、殴打妻子儿女的“坏黑人”。但在他堕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黑人被歧视、被侮辱的辛酸历史。他出生四天就被生母扔在铁道边的垃圾堆上，好不容易从养大他的吉米姨婆口中得知了生父，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生父却因忙着掷骰子而懒得理他。甚至乔利和女友的约会也被两个夜间打猎的白人看到，并用枪管威胁他们继续在手电筒下亲热。可悲的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屈辱，乔利也仍然表现出逆来顺受的一面。他并没有认为对这样的侮辱应该奋起反抗，他甚至也不憎恨那两个白人。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背着猎枪的白人始终是高大的，而他则是渺小的。这足以可以折射出黑人内心对于白人霸权文化的恐惧，同时也暗示了黑人在面对种族问题上的无可奈何的软弱与消极。一次又一次的欺侮与挫折，使乔利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最终“在沉默中灭亡”。
在一种文化的入侵甚至压迫面前，盲目、极端、迷失人性的遵从和报复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忍让和迁就也同样换不来文化入侵者的觉醒和回头。托尼·莫里森小说中像《最蓝的眼睛》中乔利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形象所表达的共同思想便是回避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的人同样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的道路。在否定了上述文学形象的同时，托尼·莫里森也给出了对于文化冲突与碰撞自己的思考，即立植于本民族文化积极学习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通过寻求殊路同归的文化融合方式来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才是面对文化冲突和解决文化冲突最好的办法。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通过三种不同的黑人男性形象，来表达在以白人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黑人为代表的另一种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时，尤其是当白人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生活在那个文化环境下的黑人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和与之带来的生活的转变。对于小说中的黑人男性形象，托尼·莫里森并没有给予肯定的态度，相反，给予否定的态度。通过否定的方式，托尼·莫里森对于白人文化的盲从者、黑人文化的守护者以及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只有积极地通过文化交流与学习才能够形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黑人文化要想在新时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寻求发展，既要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优劣论，又要警惕民族狭隘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积极交流的心态来进行文化学习，只有这样才会在新时期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与精神。
参考文献：
[1] 赵庆玲：《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创伤情结——以〈宠儿〉和〈天堂〉为例》，《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许媛媛：《〈所罗门之歌〉中蕴涵的黑人女性主义主题》，《文教资料》，2007年第5期。
[3] 吴康茹：《回归还是超越——解读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主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4] 庄莉、庄文岩：《全聚焦模式下的〈所罗门之歌〉》，《学术交流》，2005年第6期。
[5] 伍喆：《探寻〈所罗门之歌〉中的人名意蕴》，《文学教育》（上），2011年第3期。
（邵丽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游建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白人文化 黑人文化
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小说家，她的作品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描述了在那个特定年代白人文化全面压制黑人文化时，不同性格和思想的黑人所做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即使这些黑人的出发点是正义和善良的，但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文化道路而导致他们走向了相同的悲剧结局。本文将从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白人文化的盲从者、黑人文化的守护者和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三种人物形象来分析在文化碰撞中三种悲剧性的文化形象，进而分析如何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选择正确的文化道路。
一 白人文化的盲从者
在托尼·莫里森小说里所表达的黑人形象中，对白人文化盲目的遵从者和仰慕者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类人物形象。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这类对于白人文化盲目遵从的黑人确实存在，只不过托尼·莫里森将其提升和润色而已。作者笔下的任何人物形象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在被白人统治下的黑人，长期受着奴役教育，对于白人和黑人已经失去了常规的判断，因此痛恨自己的出身，渴望通过各种手段挤入白人的阶层，成为上层文化人物是他们最最根本的理想。在这样的心结以及被奴役的文化背景下，一些黑人背叛了他们民族传统的美德思想，放弃了自己根本的文化意识，而希望通过掠夺财富进入到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和文化所认可。这样的白人文化的盲从者无疑是可悲、可叹的。托尼·莫里森通过描写这样盲从者的形象来揭示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压迫下，一味地对原有文化的背叛无疑只能是受到两种文化的惩罚。
莫里森《所罗门之歌》小说中的主人公麦肯·戴德就是这样一个在文化压迫下心理扭曲，最终背叛了自己民族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的黑人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麦肯本来生活在一个家境殷实的环境之中，有着自己心爱的“林肯天堂”。然后，在麦肯十二岁的那年，这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群白人开枪打死了麦肯的爸爸，强占了他们的家园，也霸占了他们的产业。麦肯从一个富家公子一下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儿。这样的家庭变故使麦肯从此与白人结下了不解之仇。但这样的仇恨并没有使得麦肯对于社会制度有了清醒、客观的认识，而使得他变得偏执和偏激。麦肯认为在这样的制度下，要么成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人，要么被人压迫和欺负。这样的思想使得麦肯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麦肯在不断地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为了报复白人，他杀害了一个和他偶然相遇的白人老头。为了获取利益，他抛弃了一切的友谊和情感。甚至当他的朋友要自杀时，他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劝说自己的朋友走向正途而是首先想到向他的朋友要账。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中，麦肯渐渐背离甚至彻底抛弃了自己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他同时也曲解了白人文化，而变成一个游离于任何信仰和文化之外的冷血动物。
作者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写源于作者对于人性的理解与提升。小说中的麦肯代表着一类受白人压迫的黑人的性格变化。没有人是与生俱来的邪恶，所谓恶人便是在极度的压迫和折磨中所形成的心理扭曲。小说中的麦肯最后在一首《所罗门之歌》的音乐中找到了迷失的心灵，他感到了他所一直追求的自由和存在，那是他之前一直以为只有通过金钱才能买到的东西。歌声结束，麦肯却无法离开。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麦肯并不是一个懦弱者，他积极地抗争，积极地选择，只不过在抗争和选择中失去了方向。他对于民族美德和文化的背弃源于他对于白人文化盲目地遵从和崇拜。这样一个在白人文化下盲目遵从白人文化，背弃本民族文化的孩子，最终却只能生活在文化缺失、信仰缺失和道德缺失的孤独和寂寞里。
二 黑人文化的守护者
麦肯的故事告诉着人们在一种文化压迫下生存的民众如果简单地放弃自己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而一味地迎合和遵从另一种文化，最终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本，同时也无法得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认同。因此，在文化的斗争中另外一类固执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彻底抵触压迫文化的文化守护者便应运而生。这样的黑人文化守护者同白人文化盲从者一样痛恨白人，痛恨白人文化，痛恨白人的一切，不同的是，他们对于白人文化中的任何内容都以抵触和反抗来表达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守护。可以说，黑人文化的守护者是从白人文化盲从者的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冲击和交流非常频繁的国家，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仍然一味坚守，对于其他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不去学习，最终只能在文化的熔炉中走向灭亡。
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不仅成功塑造了麦肯这样虽受文化压迫、心存仇恨，但却因此而一味迎合白人文化的盲从者的形象，也塑造了吉他这样同样深受文化压迫、但却固守自封坚持自己文化信仰的文化守护者的形象。两种形象鲜明地反映在文化冲突的两端，以及两种极端文化性格的人所走过的注定悲剧色彩的一生。吉他在比麦肯更小的岁数里便经历了家庭的变迁。吉他的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锯木工厂里意外身亡。白人老板害怕影响工厂的声誉而来到吉他的家里私下调解。但最终吝啬的老板只给了很少的抚恤金。这让吉他从小便开始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渐渐长成一棵大树，彻底遮蔽了吉他的良知。和麦肯希望通过金钱来带给自己在白人社会上的存在感不同，吉他是以一种极端杀戮的形式来报复白人，维护他心中所谓的民族文化。吉他成立了一个名为“七天”的地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采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对白人压迫黑人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报复。这样简单的以暴制暴的恐怖行为不仅受到白人的强硬反击，而且也受到了黑人的指责。吉他虽然以种种借口来消除由于滥杀无辜所带来的内心的惶恐，但他却从来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孤独。这一点上他与麦肯极为相似，两个走在文化两端的人用两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无论对于白人文化的盲从，还是对于黑人文化的固守，走在文化两个极端的人群最终只能在文化的融合中走向灭亡。 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如果只看到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仇恨，而看不到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进步。那文化守护者将会在与文化盲从者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孤独、恐惧直至灭亡也似乎同样是这条道路的终点。莫里森以另外一种人物形象的结局来告诉读者，在仇恨的两端仍然是仇恨，殊路同归的结局是对两种文化极端性格人的最好注解。
三 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
自世界近代史发展以来，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变得也愈发的频繁，在这样一个文化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若想回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疑是十分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莫里森小说中通过对白人文化盲从者和黑人文化守护者两种文化极端表现的人物形象描写来表达在文化冲突的时候，任意追寻一种文化的结果必然是被两种文化所抛弃。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作者还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种那个时代的黑人男性形象——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和上述两种男性形象不同，本类黑人男性形象对于所承受的文化压迫的生活已经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和动力，而是采用一种回避的心态来面对文化冲突和白人文化的压迫。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对于压迫都已经形成习惯逆来顺受的人，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在文化冲突与碰撞中作出合理的选择呢。
莫里森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便是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的典型代表。在小说中，出场时的乔利便是一个无家可归、没有理想、嗜酒、殴打妻子儿女的“坏黑人”。但在他堕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黑人被歧视、被侮辱的辛酸历史。他出生四天就被生母扔在铁道边的垃圾堆上，好不容易从养大他的吉米姨婆口中得知了生父，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生父却因忙着掷骰子而懒得理他。甚至乔利和女友的约会也被两个夜间打猎的白人看到，并用枪管威胁他们继续在手电筒下亲热。可悲的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屈辱，乔利也仍然表现出逆来顺受的一面。他并没有认为对这样的侮辱应该奋起反抗，他甚至也不憎恨那两个白人。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背着猎枪的白人始终是高大的，而他则是渺小的。这足以可以折射出黑人内心对于白人霸权文化的恐惧，同时也暗示了黑人在面对种族问题上的无可奈何的软弱与消极。一次又一次的欺侮与挫折，使乔利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最终“在沉默中灭亡”。
在一种文化的入侵甚至压迫面前，盲目、极端、迷失人性的遵从和报复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忍让和迁就也同样换不来文化入侵者的觉醒和回头。托尼·莫里森小说中像《最蓝的眼睛》中乔利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些人物形象所表达的共同思想便是回避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的人同样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的道路。在否定了上述文学形象的同时，托尼·莫里森也给出了对于文化冲突与碰撞自己的思考，即立植于本民族文化积极学习外来文化的先进内容，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通过寻求殊路同归的文化融合方式来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争取平等对话的权利，才是面对文化冲突和解决文化冲突最好的办法。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通过三种不同的黑人男性形象，来表达在以白人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黑人为代表的另一种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时，尤其是当白人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生活在那个文化环境下的黑人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和与之带来的生活的转变。对于小说中的黑人男性形象，托尼·莫里森并没有给予肯定的态度，相反，给予否定的态度。通过否定的方式，托尼·莫里森对于白人文化的盲从者、黑人文化的守护者以及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迷失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只有积极地通过文化交流与学习才能够形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黑人文化要想在新时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寻求发展，既要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优劣论，又要警惕民族狭隘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积极交流的心态来进行文化学习，只有这样才会在新时期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与精神。
参考文献：
[1] 赵庆玲：《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创伤情结——以〈宠儿〉和〈天堂〉为例》，《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许媛媛：《〈所罗门之歌〉中蕴涵的黑人女性主义主题》，《文教资料》，2007年第5期。
[3] 吴康茹：《回归还是超越——解读托尼·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的主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4] 庄莉、庄文岩：《全聚焦模式下的〈所罗门之歌〉》，《学术交流》，2005年第6期。
[5] 伍喆：《探寻〈所罗门之歌〉中的人名意蕴》，《文学教育》（上），2011年第3期。
（邵丽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游建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