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读经典的目的,是“通过阅读和思考,吸收中外古今优秀文化涵养,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课程标准》)。钱理群教授的表述是“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多读经典能让学生在经典的感召熏染下,成为有担当有善心、负责任愿奉献、性情耿介能包容、胸怀正直的好青年。
　　而许多经典,尤其是时代久远的经典,在思想内容等方面,由于作者受时代影响,或认识局限,或多或少存在瑕疵,就像鲁迅比喻,有的是鱼翅,有的是鸦片,需要选择吸收。选择吸收本是老话题,问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单对吸收精华,就可能因囫囵吞枣而至不良反应,甚至因食古不化埋下危险种子的。
　　文学经典里呈现的精神财富,比如李白的豪迈、苏轼的超然、杜甫的忧患、鲁迅的愤慨,都可以直接的作为养料让学生吸收,以帮助他们成长为他们喜欢的敬佩的人;又比如康大叔的麻木、阿Q的自贱、葛朗台的吝啬、别里科夫的卫道,也都可以作为反面典型来批判以指导学生的成长,提醒他们不要成长为自己曾经鄙弃厌恶的那一类人。以上两类,都可以直接拿来指导学生以什么样的正确心态面对生活。
　　还有一类精神财富,虽然宝贵,却存在着如何与学生的当下生活对接的问题,比如,对束缚身心的各种规则的抵制,即所谓叛逆;对异性的全心追逐,即所谓痴情;对丑恶的奋起反抗,即所谓英勇;对名利的主动疏远,即所谓淡泊等,如果教师对这些良好品质不结合经典产生的背景予以全面解析,不结合学生实际加以深入分析,笼统对待,使得学生全部吸纳并加以效仿,学生的言行就可能出问题。
　　《语文学习》(2008.6)登载陈国祥老师的《道德和法律——古典戏曲的现代解读》一文,认为“从当前中学德育教学的视角看,《西厢记》《牡丹亭》二剧体现的爱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文章指出,像崔莺莺和张生的婚前同居,柳梦梅因爱到极处而掘杜丽娘的坟墓,无论古代现代,也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的角度,都是不被认可的,但作者出于塑造人物和表现主题的需要,并没有对这样的行为加以否定。
　　笔者以为,像同居和掘墓这样课本节选之外的情节,对于久不读名著的中学生来说,知道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学生对《西厢记》、《牡丹亭》的了解也仅限于课本。对于节选入教材的《闺塾》、《长亭送别》的德育尴尬,实际教学中应该是这样的:学生会问,为什么老师对逃课又迟到还咒骂老师的春香赞赏有加,而对当今课堂里的“春香”却不喜欢?为什么对鄙视功名痴迷爱情的莺莺推崇备至而对中学生恋爱厌倦学业的举动视如洪水猛兽?许多作品里歌颂未成年时的初恋和痴情,说它纯洁、宝贵不含任何杂质,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中学生的初恋与痴情不仅不被认可,反而有“见光死”的悲惨结局?难道英雄只存在作品中舞台上,还是此一时彼一时是非标准发生乾坤大挪移?
　　对于类似叛逆痴情为什么在作品里才可贵的质疑,教师不能以“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的理由来简单搪塞,必须有细致深入的剖析,这既是深入准确理解文本的需要,也是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学生生活的需要。
　　二
　　对于春香的叛逆,我们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
　　春香为什么闹学?春香和杜丽娘被禁锢在闺房,少与自然接触,不与异性(家人除外)接识,被要求只读圣贤书,潜心熟习女红,家长一心要把她们塑成“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贤淑女子。她们的闹,是为冲破人性的牢笼,以求得自由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春香闹学闹得有理,主要是有此一前提。汤显祖所处的明代中后期,朝廷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仍定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把“情”“理”完全对立起来,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种反人性的主张。汤显祖思想前卫,坚持反对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这也是他戏剧创作的指导思想。对于礼教的忠实卫道者的陈最良,就必须有人出来予以辛辣的讽刺,春香这一角色就承担了此任务。而汤显祖之所以无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让春香调戏咒骂老师,其主要原因是“沉疴施猛药”,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去塑造,人物越陌生,越不合常态,对读者的冲击越大。
　　春香闹学的过失在哪里?她懒惰,目无尊长,否定勤奋。她调戏老师故意拿错文房四宝,怕挨打躲闪荆条都在礼节(非礼教)规范之内,但背后骂老师是“害淋的”、“村老牛、痴老狗”就显得过分。陈最良依注解书的确呆板,动手打人实在粗暴,但要求学生勤奋苦读,要求学生遵守基本的课堂秩序并无过错。肯定个性,追求自由,创造美好人生,不等于对束缚自己的一切限制都加以否定,不等于对奋斗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痛苦予以讥讽。在许多领域,要实现人生价值,艰苦和约束,是个人必须承受的,不是否定一切,“嘻哈”一切,可以达到的。
　　现在闹学怎么就成了“问题学生”?我们称赞春香丽娘,不是称赞她们的一切行为,而是支持她们抵制课堂上枯燥的说教和牵强附会,支持她们为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有出格举动。现在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体制远未达到完美,又远胜过古代的禁锢钳制。现在的课堂,在尊重人性、鼓励个性、讲究平等民主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如今要全面提升素质,把春香当偶像是没有出路的。
　　莺莺的鄙视功名一心追求爱情,同样要结合她的生活环境来看。
　　莺莺可贵到底在哪里?当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本以两情相悦为基础,当时却负载了过多的外在标准。她们的可怜主要在此。而其可赞之处在于身处这样的环境,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敢想敢说敢做。
　　莺莺为什么鄙弃功名?她或许并不是从来都排斥功名,不拒绝张生取应成功后封妻荫子。她排斥的是将有可能让她失去爱情婚姻的功名,具体说来,是因为张生进京取应,有可能让她失去爱情和婚姻。她鄙视功名与反抗婚姻不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莺莺眼中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只有她这种衣食无忧的人,才能视如粪土;对于正汲汲功名的农家子弟,断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凭借,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说,莺莺鄙弃功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莺莺可贵之处不是轻视功名,而是她对爱情痴迷、对人性自由的大胆追求。
　　轻视功名是否可以成为青年学子的行为范式?追求功名利禄与获得基本的物质需求以及实现人生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追求功名利禄的行为多属于获得基本的物质基础之后,为了满足纯粹物欲的苦心求索,属于“奢侈”的追求,拥不拥有对于个人的幸福感受没有多大影响。张生取应成功与否,对于莺莺的物质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而普通人必备的物质基础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否则再美丽的爱情会成为空中楼阁。实现人生价值则是通过奋斗,完成了个人对或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后,收获成功的快感,让人生变得充实有意义。莺莺否定的同样不是这个。青年学子可以轻视功名,但不得忽视必须的物质基础。
　　对于耽于爱情,中学生又为什么只能欣赏不能模仿?莺莺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只缺爱情。那个时代的女子,一生只有一次婚姻,那一次婚姻可能有爱情也可能没有,所以一旦遇到两情相悦的爱情尤为珍视。反观当今,爱情的自由自主是人的基本权利。当今法律之所以给婚姻设定了年龄的门槛,是为了让双方能为自己的行为责任(中学生显然不具备这一点),年龄设限与古代禁止相思,禁止自由恋爱有本质区别。师长对中学生恋爱的担忧是因为怕其心智不成熟而沉迷其中无心学业。未成年时的初恋与痴情的确宝贵,但这种宝贵是与成年人掺杂名利因素的婚恋而言的,是与现实中始乱终弃见异思迁的婚(情)变而言的。其可贵不在“初”,即不在“第一次”,不在未成年这一身份,而在于它是纯粹的。学生或问,在感情和功利相冲突时,弃感情而选功利,是不是太世俗?不,是明智之举,是生活的技巧——抛弃情感是为了保护情感,此一时的抛弃是为了日后更长久的幸福拥有。中学生当下应该做的,是充实自我,为今后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认为《背影》里的父亲翻越栏杆违反交通规则,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有暴力倾向,荆轲刺秦是制造恐怖事件,这样的解读是以现代眼光丈量古人古事,“是站在文明层积的高度回望历史”,其评判是单向度的、一维的,缺乏必要的历史眼光,忽略彼时现实,忽略作者的创作本意。它抡着怀疑与创新的大旗,推倒成见,否定既说,一心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貌似可贵,实则傻冒。
　　如果说不当的怀疑与创新式解读的负面影响是亵渎经典、焚琴煮鹤,而浅尝辄止又迷信效仿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对学生的品质言行产生误导。
　　赏读《长亭送别》《闺塾》,如果只看到春香的嘻哈玩闹,只看到莺莺的耽于爱情,就属于后一种。既然春香闹学有理,“我”就可以做现代版的春香;既然莺莺耽于爱情备受推崇,“我”也不妨做新时代的莺莺,“但得一个并头连,煞强如状元及第”。
　　因为解读不深入不充分,学生盲目的把经典里的现象或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复原”,把无知当个性,把轻率当勇敢,把喜欢当忠诚,这自然很危险。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忧,才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男不读红楼,女不读西厢”的古训。塞万提斯创作《唐吉诃德》,就是目睹了当时相当部分人读骑士小说“走火入魔”,巧妙的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对现实予以警策。
　　中学生受认识力判断力影响有误读是正常的,并不值得惊恐,如果老师不加以指导,让学生成为新时代的唐吉诃德,眼睁睁看他单枪匹马斗风车,被斗得头破血流,学生还为自己的英雄之举感动得一塌糊涂,则罪莫大焉。要避免学生读经典食古不化而带来的德育尴尬,最重要的是教师首先要深入研读文本。先有教师的深入准确,加上课堂上的成功引导,才有学生的正确恰当的阅读收益,才可以实现把读经典转化为健康的人生经验的德育目标。
　　
　　向贤湖,教师,现居湖北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