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加速放缓。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上个月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也仅有7.6%，低于一季度的8.1%，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一直享受各种政策优待的国有企业，也发出了盈利预警，经济衰退已经不是阴影，而是决策层必须面对的现实。7月31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为“稳增长”，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实施细则等促增长政策，发改委也加紧了项目审批，拉动投资。
　　然而，不管是鼓励民资、还是快批项目，这些局部性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投资主体期待的是再来一次“四万亿”，全面地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衰退输血。地方政府甚至已经架好了锅，就等着中央货币宽松这一把“火”了，如湖南省长沙市推出195个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贵州正在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投资总额更达3万亿元。
　　问题是，这条路还走得通吗？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颇为自得，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推动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成为历次经济衰退必备的政策法宝，却总是回避宏观调控承担的高昂成本。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迫使国内维持高储蓄率和低利率，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还严重挤压居民消费，是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使得中国不得不继续扭曲劳动力、环保及税收政策，以维持出口优势，进一步加剧失衡格局，还派生了汇率和贸易纠纷。
　　更沉重的现实是，“四万亿”之后，经济全局已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胀虽回落到2%以下，但物价水平较2008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居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巨额信贷投放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使得金融体系也面临着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进入经济衰退的今天，政府即使还有实施“四万亿”的意愿，成本及后果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就是所谓畸形增长“保不得”的看法。
　　必须要正视的是，由于体制改革长期停滞，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被掩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阴影中。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居民工资和财富的增长，虽然社会价值和居民需求在分化，但较快的财富增长平抑了这些异议的声音。因此，一旦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就需要认真对待。
　　从政府来看，保证社会稳定大局，就是要保财政，手里有钱，才能控制局面，而保财政的本质就是保经济增长。今年前7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6％，虽高于上半年GDP增速，但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一旦经济不稳，财政收入自然乏力，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下降。这正是“不得不保”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此“保不得”与“不得不保”的两难局面下，政府当何为？以往谈经济衰退，总是从政府的干预入手，但纵观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每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都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80年代初经济活力释放的主要推手，邓小平南方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是1992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源泉，加入WTO、国退民进及经济各领域的市场化推进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向前的动力。
　　而近年来出现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也正是因为政府对体制改革的阻碍和对经济的干预，例如利率管制、基础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户籍与社保的区域分割、收入分配不公等，这些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
　　“四万亿”是戴着镣铐跳舞，虽有成果，成本极高。中国要健康地走出经济衰退，只有砸碎脚镣束缚。虽然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却可以让中国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平稳。这些体制性改革还将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理顺政府治理。也只有如此，中国转型的未来才值得期待。（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