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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初，为安排好群众生活，中共洛阳市委派出工作组到郊区安乐公社西岗大队搞调查。工作组进村后发现，群众真正关心的不是眼前的生活安排问题，而是如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问题，并且提出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要求工作组“好好把我们的意见向市委反映反映”。工作组在召开社员座谈会的基础上，于5月12日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向市委写出《安乐公社西岗大队部分农民对恢复农业生产问题的思想反映》（以下简称《西岗调查报告》）。
5月15日，市委办公室将此调查报告刊登在自办的第45期《内部参考》上，印发市委常委及有关部门参阅。时任市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朱轮看后，十分赞赏文中提出的包产到户的办法，认为这是克服农村困难，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的有效办法，便以个人名义于5月20日把此调查报告寄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并随信写了几句话，请少奇同志考虑可否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以此作为克服眼前暂时困难的特殊措施。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将包产到户作为“单干风”严厉批判，所以刘少奇未给朱轮回信，这件事也就不再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在全市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西岗调查报告》是株大毒草”，“朱轮上书刘少奇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罪该万死”。朱轮因此受到残酷批判，直到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西岗调查
1962年春，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洛阳市委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千方百计安排好社员生活的同时，缩小生产队规模，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办法，搞好生产度荒。正在市委全力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3月底至4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河南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财政困难的严重情况，认为河南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会议决定在严重困难的地区实行特殊的“借地度荒”政策，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会议要求各地必须集中力量做好以恢复农业为中心的经济调整工作，大力稳定市场，压缩城市人口，加快对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的平反工作，以尽快扭转河南的困难局面，力争在六年内把河南全省的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5月3日，省委发出借地通知，规定在原有自留地以外，借给每个社员二三分地（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每人最多可借一亩），定产顶分配口粮，超产归己。所借耕地，可以使用五年。
在贯彻落实省委上述会议精神和借地通知时，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十分重视郊区农民的生活安排。他对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目前，郊区农民生活问题大极啦！办公室要下去调查一下，说什么也不能让郊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市委办公室派出调查组，到郊区安乐公社西岗大队搞调查，任务是了解社员生活安排情况，提供市委决策参考。
西岗大队是个半粮半菜队。全大队1000多人，分为六个生产队，共有耕地1060亩，其中粮田710亩，菜田350亩。这个大队位于市区以南两公里处的平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渠纵横，灌溉条件十分便利，素有洛阳郊区“小江南”之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7年是这个大队的黄金时代，历来是个余粮队。1957年上交国家粮食24万余斤。那时，群众口粮标准每人每年平均370斤，粮食比较富余。
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社员口粮每人每天平均按半斤计算，不交国家一粒粮食，国家还得向这个大队统销粮食64820斤。群众生活困难，靠国家调拨红薯片、萝卜干维持。一部分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要饭吃。靠国家救济只能解决眼前问题，怎样使生产力得到恢复，才是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因此，落实省委指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调查组本是来了解群众生活安排的，然而进村后发现群众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于是，就围绕农业生产恢复问题，调查组召开社员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
社员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对于如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座谈会上讨论了三种办法。
按中央指示办事，调整生产队规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加强领导，克服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调动群众积极性，使生产得以恢复。但多数社员认为，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困难。因为“队越小，官越多”，对农业生产不利。该大队现有六个生产队，调整后再增加三个生产队，共需增加队长、组长等各类干部24人。加上现有的66个干部，共90人，占全大队男全劳力147人的61%，占全大队全、半劳力的近40%。按规定这些干部是不脱产的，只享受补贴，但实际上“现在有一种风气，一当上干部就很少参加劳动了，而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坐轿的人太多了，谁还抬轿呢！”
按上级政策措施，“把口粮田分到户”。讨论认为，这种办法虽然能保证社员口粮，吃饱饭，恢复体力；但“这样干的结果必然是厚了口粮田，薄了大田地”，个人与集体争劳力、争肥料的矛盾会越来越大，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从整体上看，农业生产并不能真正恢复。现在，自留地与集体地的庄稼一好一坏就是证明。“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当头照，为什么两块地里的庄稼一好一坏不一样呢？”原因就是社员对集体不关心，对集体劳动这种组织形式不感兴趣。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不好好劳动，却得到优惠的报酬；老实干活的人总是吃亏，便也会出现磨洋工的现象。这样，集体生产就难以搞好了。因此，借地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农业恢复的问题。
包产到户。“一提到包产到户，大家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经过讨论，到会者80%主张用这种办法。他们认为，“这对恢复农业生产最来劲，粮食产量不要三年就可以超过1957年，牲口最慢六年也可恢复”。与会者举出了许多近年来部分生产队采用“暗包工”的办法加快农活进度，提高农活质量的例子。支部书记曾对这种办法提出批评，说这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而社员们却说：“如果上级发觉，我们顶住，与你无干。”社员们认为“包产到户和单干不同。一是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个人不准买卖，就不会两极分化。二是这是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把集体生产的任务落实到每个社员身上，千斤担子众人担。三是社员与社员之间是互助关系，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因此是可行的。“这对人民公社来说，正是巩固，而不是削弱。” 社员们积极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对不让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说：“坚持搞集体生产，是政府自找麻烦。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另外找这些麻烦。要是把地包到户，你看人家能做好不！”有个社员信心十足地说：“要是包给我几亩地，我活喝了它！”意思是说，不管遇到什么灾害困难，他都能保证把地种好。
座谈会列举大量事例，说明社员消极对待集体生产、偷工减料的现象是普遍的；说明基层干部对暗中包产到户现象是“睁只眼，闭只眼”，消极应付上级检查的现象也是普遍的。他们说：我们大队1957年上交国家粮食24万斤。现在，人口、土地和那时没什么变化，1961年不仅未交一点粮食，反而国家又统销给我们大队6.4万多斤粮食。一反一正，国家在这个大队净赔粮食30多万斤。有人说：“这是有了旱灾的缘故。”“不对，西岗大队常年渠水哗哗流，有啥旱灾！这就是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不是造成粮食连年大量减产的根本原因。”
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办法：把上级分派的粮、棉、油、菜、猪、羊、禽、蛋交售“八大指标”包死到队，生产队再根据各户的实际情况，加上公积金、公益金、机动粮，包干落实到户。社员除完成各项上交任务外，下余多少全由自己支配。“这样账目简单，直来直去，不用评工记分，不用‘三包一奖’，不用很多干部，就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就能搞好。”
座谈会上，社员们再三要求把他们关于包产到户办法的意见“向市委反映反映”。调查结束后，工作组就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向市委写了《西岗调查报告》，发在《内部参考》上，印发市委常委和有关部门参阅。
《西岗调查报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包产到户办法的赞赏与肯定。同时，除在文中几个地方指明这是一种“错误思潮”外，更在结尾处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思潮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联系当时“左”的思想和困难的形势，作者的这种矛盾心态和良苦用心，后人不难理解。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包产到户主张的“批判态度”，也仍然没有逃脱在“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的厄运。作者在结尾处写道：“包产到户错误思潮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方面的原因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对这个问题所抱的态度分不开。他们明明知道群众有这些意见，但他们既不敢向上级反映，又不积极说服群众。”公社干部的态度是“上级怎样布置，他们就照本宣科。群众提到原则性的问题，他们就避而不谈，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大队干部的态度是“对有些群众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不制止，不说服，睁一眼，闭一眼。上级如果检查出来，就把责任统统推到群众身上”。生产队干部的态度是“墙上草，两边倒。群众说‘包产到户好’，他们就说搞集体生产是政府自找麻烦。上级文件下来了，他们就消极敷衍一番。得罪了上级怕整风，得罪了群众怕孤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以上几种干部思想动态，虽然不是普遍的，但这种情绪越来越浓，发展下去，对集体化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作为后人，谁也无权苛求当年写这篇报告的前人。我们之所以要把这段话摘引出来，是想让读者明白当年“左”的影响是多么深重。面对当时严重的困难局面，谁都有深切的感受，许多人都明白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造成的，都知道最有效的克服办法是什么。但迫于当时“左”的思想禁锢，谁都不愿也不敢明说。
在大批判面前
朱轮看到这个报告后，认为报告提出的包产到户的办法确实是迅速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有效办法。他反复思考了报告中的一句话：社员群众说“包产到户是个大问题，市委做不了主，非毛主席说话不行”。他认为当时虽然“左”的思想还很严重，但从1960年贯彻“八字”调整方针以来，特别是1962年春节后，全国上下正在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从中央到地方正在大力纠正“左”的失误，为前些年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干部甄别、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办法虽有右的嫌疑，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由此招致个人犯了什么错误，但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个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1915年，朱轮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朱家台子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去世后，靠其大哥朱婴扶养成人。朱婴早在北京读书期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后在上海、长沙、延安、西安等地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他从小就对朱轮给予革命的关爱和教育。他为这个小弟弟起名朱轮，意在教育他立志做一个红色的车轮，担负起改造中国的重任，把历史的车轮推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在朱轮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朱轮在少年时代还受到贺龙领导的红军的影响，带领少先队员协助红军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朱轮在大哥朱婴帮助下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学习长达八年之久。1954年支援工业建设时来到洛阳，历任洛阳市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市长等职。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严重困难形势，朱轮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清楚地知道，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左”的失误。看到《西岗调查报告》后，他如获至宝，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之后，不顾个人安危，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包产到户办法，是否可以作为当前“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请少奇同志考虑。上书后，虽然未见刘少奇回信，但他在1962年9月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时得知，包产到户办法已被作为“单干风”受到严厉批判。对此，朱轮怎么也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揭发朱轮曾经上书刘少奇，向刘少奇推荐《西岗调查报告》，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揭发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从市委大院传遍洛阳城市乡村，也传到河南省委。一时间，“朱轮上书刘少奇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西岗调查报告》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打倒走资派朱轮”的标语口号满天飞。
然而，不管当时的批判多么激烈，朱轮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什么错误。至于包产到户办法究竟是对是错，应该让实践来检验。后来，虽然在当时“左”的形势下也违心地作过检查，但他坚信，这确实是克服当时严重困难的有效办法，“今天批判我的人将来一定会自我批判”。
“文革”结束后，洛阳市委于1978年2月24日为朱轮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所有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以及家属一律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许多老同志盛赞朱轮当年上书刘少奇的“英明创举”。当年批判朱轮的一些人都在内心里自我反思，总结教训。
1995年，当年揭发批判朱轮的那位老同志在洛阳病逝。当时已在郑州离休的朱轮不计前嫌，不顾体弱多病，偕夫人李菲前往洛阳吊唁。
5月15日，市委办公室将此调查报告刊登在自办的第45期《内部参考》上，印发市委常委及有关部门参阅。时任市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朱轮看后，十分赞赏文中提出的包产到户的办法，认为这是克服农村困难，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的有效办法，便以个人名义于5月20日把此调查报告寄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并随信写了几句话，请少奇同志考虑可否采用包产到户的办法，以此作为克服眼前暂时困难的特殊措施。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上将包产到户作为“单干风”严厉批判，所以刘少奇未给朱轮回信，这件事也就不再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在全市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西岗调查报告》是株大毒草”，“朱轮上书刘少奇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罪该万死”。朱轮因此受到残酷批判，直到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西岗调查
1962年春，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当时，洛阳市委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千方百计安排好社员生活的同时，缩小生产队规模，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办法，搞好生产度荒。正在市委全力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3月底至4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分析了河南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财政困难的严重情况，认为河南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会议决定在严重困难的地区实行特殊的“借地度荒”政策，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会议要求各地必须集中力量做好以恢复农业为中心的经济调整工作，大力稳定市场，压缩城市人口，加快对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的平反工作，以尽快扭转河南的困难局面，力争在六年内把河南全省的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总产量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5月3日，省委发出借地通知，规定在原有自留地以外，借给每个社员二三分地（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每人最多可借一亩），定产顶分配口粮，超产归己。所借耕地，可以使用五年。
在贯彻落实省委上述会议精神和借地通知时，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十分重视郊区农民的生活安排。他对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目前，郊区农民生活问题大极啦！办公室要下去调查一下，说什么也不能让郊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市委办公室派出调查组，到郊区安乐公社西岗大队搞调查，任务是了解社员生活安排情况，提供市委决策参考。
西岗大队是个半粮半菜队。全大队1000多人，分为六个生产队，共有耕地1060亩，其中粮田710亩，菜田350亩。这个大队位于市区以南两公里处的平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渠纵横，灌溉条件十分便利，素有洛阳郊区“小江南”之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7年是这个大队的黄金时代，历来是个余粮队。1957年上交国家粮食24万余斤。那时，群众口粮标准每人每年平均370斤，粮食比较富余。
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社员口粮每人每天平均按半斤计算，不交国家一粒粮食，国家还得向这个大队统销粮食64820斤。群众生活困难，靠国家调拨红薯片、萝卜干维持。一部分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要饭吃。靠国家救济只能解决眼前问题，怎样使生产力得到恢复，才是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因此，落实省委指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调查组本是来了解群众生活安排的，然而进村后发现群众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于是，就围绕农业生产恢复问题，调查组召开社员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
社员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对于如何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座谈会上讨论了三种办法。
按中央指示办事，调整生产队规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加强领导，克服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调动群众积极性，使生产得以恢复。但多数社员认为，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困难。因为“队越小，官越多”，对农业生产不利。该大队现有六个生产队，调整后再增加三个生产队，共需增加队长、组长等各类干部24人。加上现有的66个干部，共90人，占全大队男全劳力147人的61%，占全大队全、半劳力的近40%。按规定这些干部是不脱产的，只享受补贴，但实际上“现在有一种风气，一当上干部就很少参加劳动了，而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坐轿的人太多了，谁还抬轿呢！”
按上级政策措施，“把口粮田分到户”。讨论认为，这种办法虽然能保证社员口粮，吃饱饭，恢复体力；但“这样干的结果必然是厚了口粮田，薄了大田地”，个人与集体争劳力、争肥料的矛盾会越来越大，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从整体上看，农业生产并不能真正恢复。现在，自留地与集体地的庄稼一好一坏就是证明。“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当头照，为什么两块地里的庄稼一好一坏不一样呢？”原因就是社员对集体不关心，对集体劳动这种组织形式不感兴趣。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不好好劳动，却得到优惠的报酬；老实干活的人总是吃亏，便也会出现磨洋工的现象。这样，集体生产就难以搞好了。因此，借地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农业恢复的问题。
包产到户。“一提到包产到户，大家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经过讨论，到会者80%主张用这种办法。他们认为，“这对恢复农业生产最来劲，粮食产量不要三年就可以超过1957年，牲口最慢六年也可恢复”。与会者举出了许多近年来部分生产队采用“暗包工”的办法加快农活进度，提高农活质量的例子。支部书记曾对这种办法提出批评，说这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而社员们却说：“如果上级发觉，我们顶住，与你无干。”社员们认为“包产到户和单干不同。一是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个人不准买卖，就不会两极分化。二是这是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把集体生产的任务落实到每个社员身上，千斤担子众人担。三是社员与社员之间是互助关系，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因此是可行的。“这对人民公社来说，正是巩固，而不是削弱。” 社员们积极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对不让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说：“坚持搞集体生产，是政府自找麻烦。不知道政府为什么要另外找这些麻烦。要是把地包到户，你看人家能做好不！”有个社员信心十足地说：“要是包给我几亩地，我活喝了它！”意思是说，不管遇到什么灾害困难，他都能保证把地种好。
座谈会列举大量事例，说明社员消极对待集体生产、偷工减料的现象是普遍的；说明基层干部对暗中包产到户现象是“睁只眼，闭只眼”，消极应付上级检查的现象也是普遍的。他们说：我们大队1957年上交国家粮食24万斤。现在，人口、土地和那时没什么变化，1961年不仅未交一点粮食，反而国家又统销给我们大队6.4万多斤粮食。一反一正，国家在这个大队净赔粮食30多万斤。有人说：“这是有了旱灾的缘故。”“不对，西岗大队常年渠水哗哗流，有啥旱灾！这就是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不是造成粮食连年大量减产的根本原因。”
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办法：把上级分派的粮、棉、油、菜、猪、羊、禽、蛋交售“八大指标”包死到队，生产队再根据各户的实际情况，加上公积金、公益金、机动粮，包干落实到户。社员除完成各项上交任务外，下余多少全由自己支配。“这样账目简单，直来直去，不用评工记分，不用‘三包一奖’，不用很多干部，就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就能搞好。”
座谈会上，社员们再三要求把他们关于包产到户办法的意见“向市委反映反映”。调查结束后，工作组就以市委办公室的名义向市委写了《西岗调查报告》，发在《内部参考》上，印发市委常委和有关部门参阅。
《西岗调查报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包产到户办法的赞赏与肯定。同时，除在文中几个地方指明这是一种“错误思潮”外，更在结尾处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思潮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联系当时“左”的思想和困难的形势，作者的这种矛盾心态和良苦用心，后人不难理解。遗憾的是，尽管作者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包产到户主张的“批判态度”，也仍然没有逃脱在“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的厄运。作者在结尾处写道：“包产到户错误思潮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方面的原因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对这个问题所抱的态度分不开。他们明明知道群众有这些意见，但他们既不敢向上级反映，又不积极说服群众。”公社干部的态度是“上级怎样布置，他们就照本宣科。群众提到原则性的问题，他们就避而不谈，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大队干部的态度是“对有些群众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不制止，不说服，睁一眼，闭一眼。上级如果检查出来，就把责任统统推到群众身上”。生产队干部的态度是“墙上草，两边倒。群众说‘包产到户好’，他们就说搞集体生产是政府自找麻烦。上级文件下来了，他们就消极敷衍一番。得罪了上级怕整风，得罪了群众怕孤立。进退两难，啼笑皆非”。“以上几种干部思想动态，虽然不是普遍的，但这种情绪越来越浓，发展下去，对集体化事业是极其不利的。”
作为后人，谁也无权苛求当年写这篇报告的前人。我们之所以要把这段话摘引出来，是想让读者明白当年“左”的影响是多么深重。面对当时严重的困难局面，谁都有深切的感受，许多人都明白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造成的，都知道最有效的克服办法是什么。但迫于当时“左”的思想禁锢，谁都不愿也不敢明说。
在大批判面前
朱轮看到这个报告后，认为报告提出的包产到户的办法确实是迅速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有效办法。他反复思考了报告中的一句话：社员群众说“包产到户是个大问题，市委做不了主，非毛主席说话不行”。他认为当时虽然“左”的思想还很严重，但从1960年贯彻“八字”调整方针以来，特别是1962年春节后，全国上下正在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从中央到地方正在大力纠正“左”的失误，为前些年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干部甄别、平反。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办法虽有右的嫌疑，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由此招致个人犯了什么错误，但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个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1915年，朱轮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朱家台子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去世后，靠其大哥朱婴扶养成人。朱婴早在北京读书期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后在上海、长沙、延安、西安等地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他从小就对朱轮给予革命的关爱和教育。他为这个小弟弟起名朱轮，意在教育他立志做一个红色的车轮，担负起改造中国的重任，把历史的车轮推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在朱轮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朱轮在少年时代还受到贺龙领导的红军的影响，带领少先队员协助红军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朱轮在大哥朱婴帮助下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学习长达八年之久。1954年支援工业建设时来到洛阳，历任洛阳市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市长等职。
三年困难时期，面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的严重困难形势，朱轮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他清楚地知道，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左”的失误。看到《西岗调查报告》后，他如获至宝，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之后，不顾个人安危，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包产到户办法，是否可以作为当前“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请少奇同志考虑。上书后，虽然未见刘少奇回信，但他在1962年9月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时得知，包产到户办法已被作为“单干风”受到严厉批判。对此，朱轮怎么也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揭发朱轮曾经上书刘少奇，向刘少奇推荐《西岗调查报告》，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揭发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从市委大院传遍洛阳城市乡村，也传到河南省委。一时间，“朱轮上书刘少奇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西岗调查报告》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打倒走资派朱轮”的标语口号满天飞。
然而，不管当时的批判多么激烈，朱轮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是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什么错误。至于包产到户办法究竟是对是错，应该让实践来检验。后来，虽然在当时“左”的形势下也违心地作过检查，但他坚信，这确实是克服当时严重困难的有效办法，“今天批判我的人将来一定会自我批判”。
“文革”结束后，洛阳市委于1978年2月24日为朱轮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所有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以及家属一律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连年丰收，国家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许多老同志盛赞朱轮当年上书刘少奇的“英明创举”。当年批判朱轮的一些人都在内心里自我反思，总结教训。
1995年，当年揭发批判朱轮的那位老同志在洛阳病逝。当时已在郑州离休的朱轮不计前嫌，不顾体弱多病，偕夫人李菲前往洛阳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