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有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之说。德指道德，是说一个人的修养与人格；功指事功，说的是人要建功立业；言指思想，就是说一个人是靠他的思想或学术而扬名。不过，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时常有所侧重。比如说起孔子，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思想；说起曹操，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霸业；说起颜回，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德行，钱穆先生将颜回这类人称作“无表现的人物”，他说：“唯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这种有所侧重的评价，可以凸显人物的特点。
　　当然，有所侧重，并不代表不关心其他方面。只是从一些著述来看，大家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有某些倾向：比如对于立功之人，大家很少会从立德方面对其进行审视，因为他们在事业上的伟大足以掩盖他们道德上的缺陷，也让他们在立言上更具权威性；而对于立言之人，尽管大家并不苛求他们在事功上有出色的表现，但往往对其道德有更高的要求。
　　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难最多的恐怕就是气节。气节是指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比如我们常说民族气节、革命气节。就古代的民族而言，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表现出的是民族气节；而留下“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表现出的是革命气节。
　　就这两个气节而言，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面对的考验是一样的，毕竟面对的都是敌人。不过，即使就这种气节而言，随着时代发展，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代代传扬；但也有认为伯夷、叔齐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解放战争”，对自己国家、人民不负责任。
　　然而，大家对知识分子气节的批评很多时候不关这种民族大义，而关乎他们对待当政者的态度。简单来说，面对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如果敢于谏言、能够坚持真理就是有气节；如果放弃自我，整天主动谄媚，那就是毫无气节。
　　朱自清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上，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因此，翻阅历史，那些敢于向君主直谏，视死如归的士人往往能够青史留名。只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面对政治的高压，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与其合作，或者逃遁隐逸，实在难以用气节论之。据许纪霖先生总结，在道与势无可排解的冲突之下，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主要有几种。一种是海瑞式的抗“势”殉道，那是儒家理想主义者的缩影；一种是退而专注心性修养或娱乐于自然山水之间；另一种则是“道”屈从于“势”，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势”消解了“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时，似乎不宜总以气节来进行一票否决，毕竟要成全气节，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种道德要求实在太高。我们时常说不能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那么，以气节论人可谓站在了道德的顶峰。
　　当然，这样讲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该讲气节，对于那些主动攀附权贵，故意混淆视听的，我们要进行深入的批判；但对于其他在气节上有损的知识分子，我们对他們的处境应当有同情之理解，这样方能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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