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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晚上，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代表团驻地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招待会，欢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辞任，同时欢迎刘振民大使履新。
在宴会上，刘振民身着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笑容可掬。他还戴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格外醒目。这是一个喜庆的宴会。不过，出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一职对他来说并不轻松。
“此度履新，深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责任重大。”刘振民说。在他看来，这种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联合国正面临多个方面的改革，中国作为联合国重要成员国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改革当口面临很大的挑战，承担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说，中国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世界各国对中国期望值越来越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大舞台，这里充满了法律条文、会议以及艰苦的谈判。不过，这些正对刘振民的“胃口”。
温文尔雅
今年51岁的刘振民出生于山西，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年1月，刘振民进入外交部工作，一千就是24年。期间，他先是在条约法律司当工作人员，之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等秘书、条约法律司三等秘书、副处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条法司一等秘书、条法司参赞，继而是条法司副司长。此次履新前，他的职务是外交部条法司司长。
低调的刘振民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在百度中，有关他的条目几乎有一半出自于《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对他做的一个书面专访的转载。
刘在条法司的同事也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他“平常说话不多，给人的感觉是沉稳，温文尔雅，不咄咄逼人。”
在同事的眼里，刘是一个谦虚的领导，“他很愿意听下属的意见，各方面的想法和意见他都吸取。”但同时他也“特别有主见，很敏锐，善于在各种意见中把握重点，并且在法律和政策的协调上做得很好”。
沉稳而坚定的谈判者
刘振民有很深的海洋情节。上个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刚出来的时候，外交部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他从北大到外交部实习，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此后虽然工作有变化，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他一直延续了下来。
对此，本刊也有所感受。2006年5月15日是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十周年的日子。当时刘振民通过工作人员主动找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希望借此机会向外界介绍中国海洋外交的最新进展，以示纪念。
平时温文尔雅的刘振民在谈判桌上是个难缠的对手。1997年底，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谈判连续进行了52个小时，紧张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吃三明治，喝凉水。当时中国的谈判代表刘振民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没有好身体是顶不住的。”刘的同事说。
据介绍，刘振民是外交部条法司里年龄最大的领导，但是他一根白头发也没有。这得益于他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爬山和走路，经常走路从潘家园住地到外交部上下班。”
除了坚韧之外，刘在谈判中原则很坚定。同样在《京都议定书》的那次谈判中，当时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两方交锋的局面，中印坚持不能把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责任过多地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主张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为此，西方的一些谈判代表指责中印，并说如果谈判破裂中印要承担责任。
刘振民当时就被激怒了，他拍着桌子跟对方理论，认为是西方把减排的义务过多地强加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如果谈判破裂，不是中印而是西方才应当承担责任。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开始锻炼，谈判经验非常丰富，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他毫不含糊，原则性很强。”同事说。刘的长期努力和优秀品质终于将他“送”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外交舞台上。
中国更为重视国际法
尽管由于单边主义的盛行，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受到一些质疑，但目前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外交斡旋舞台。各国也都格外重视驻联合国使团的人选。据一位长期研究联合国的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在中国的驻联合国使团中，王光亚代表属于副部级，与驻美国、日本等大国的大使同等级别，位高责重。
副代表的位置也同样重要。这位专家介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相当于驻其他国家的使馆，但两者有重要的不同，就是驻某国的外交官中只有一位特命全权大使，而驻联合国使团中则有两位特命全权大使，由正副代表担任。也就是说，刘振民既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也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
刘振民出任这一职位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性。他的同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此之前，外交部条法司的领导还没有出任过如此重要的岗位。“这说明我国的外交工作越来越重视法律的作用。”
据这位同事介绍，像联合国这种多边场合，法律的角色非常重要，其他国家的驻联合国使团中，代表或副代表必有一人是学法律出身。“因此，刘的出任也说明中国正在与国际做法接轨。”
这也是形势使然。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多边外交场合的表现经历过一个由“羞涩”、“内向”而至“开放”、“活跃”的过程。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签署了273项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或议定书，数量之多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大势之下，法律人才的作用必然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职位而言，刘振民无疑是在合适的时机下出现的一个合适人选。
在宴会上，刘振民身着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笑容可掬。他还戴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格外醒目。这是一个喜庆的宴会。不过，出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一职对他来说并不轻松。
“此度履新，深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责任重大。”刘振民说。在他看来，这种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联合国正面临多个方面的改革，中国作为联合国重要成员国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改革当口面临很大的挑战，承担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他说，中国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世界各国对中国期望值越来越高，希望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大舞台，这里充满了法律条文、会议以及艰苦的谈判。不过，这些正对刘振民的“胃口”。
温文尔雅
今年51岁的刘振民出生于山西，197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年1月，刘振民进入外交部工作，一千就是24年。期间，他先是在条约法律司当工作人员，之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等秘书、条约法律司三等秘书、副处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条法司一等秘书、条法司参赞，继而是条法司副司长。此次履新前，他的职务是外交部条法司司长。
低调的刘振民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在百度中，有关他的条目几乎有一半出自于《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对他做的一个书面专访的转载。
刘在条法司的同事也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他“平常说话不多，给人的感觉是沉稳，温文尔雅，不咄咄逼人。”
在同事的眼里，刘是一个谦虚的领导，“他很愿意听下属的意见，各方面的想法和意见他都吸取。”但同时他也“特别有主见，很敏锐，善于在各种意见中把握重点，并且在法律和政策的协调上做得很好”。
沉稳而坚定的谈判者
刘振民有很深的海洋情节。上个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刚出来的时候，外交部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他从北大到外交部实习，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此后虽然工作有变化，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他一直延续了下来。
对此，本刊也有所感受。2006年5月15日是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十周年的日子。当时刘振民通过工作人员主动找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希望借此机会向外界介绍中国海洋外交的最新进展，以示纪念。
平时温文尔雅的刘振民在谈判桌上是个难缠的对手。1997年底，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谈判连续进行了52个小时，紧张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吃三明治，喝凉水。当时中国的谈判代表刘振民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没有好身体是顶不住的。”刘的同事说。
据介绍，刘振民是外交部条法司里年龄最大的领导，但是他一根白头发也没有。这得益于他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爬山和走路，经常走路从潘家园住地到外交部上下班。”
除了坚韧之外，刘在谈判中原则很坚定。同样在《京都议定书》的那次谈判中，当时是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印度两方交锋的局面，中印坚持不能把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责任过多地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而主张西方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为此，西方的一些谈判代表指责中印，并说如果谈判破裂中印要承担责任。
刘振民当时就被激怒了，他拍着桌子跟对方理论，认为是西方把减排的义务过多地强加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如果谈判破裂，不是中印而是西方才应当承担责任。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开始锻炼，谈判经验非常丰富，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他毫不含糊，原则性很强。”同事说。刘的长期努力和优秀品质终于将他“送”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外交舞台上。
中国更为重视国际法
尽管由于单边主义的盛行，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受到一些质疑，但目前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最大的外交斡旋舞台。各国也都格外重视驻联合国使团的人选。据一位长期研究联合国的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在中国的驻联合国使团中，王光亚代表属于副部级，与驻美国、日本等大国的大使同等级别，位高责重。
副代表的位置也同样重要。这位专家介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相当于驻其他国家的使馆，但两者有重要的不同，就是驻某国的外交官中只有一位特命全权大使，而驻联合国使团中则有两位特命全权大使，由正副代表担任。也就是说，刘振民既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也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
刘振民出任这一职位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性。他的同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此之前，外交部条法司的领导还没有出任过如此重要的岗位。“这说明我国的外交工作越来越重视法律的作用。”
据这位同事介绍，像联合国这种多边场合，法律的角色非常重要，其他国家的驻联合国使团中，代表或副代表必有一人是学法律出身。“因此，刘的出任也说明中国正在与国际做法接轨。”
这也是形势使然。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多边外交场合的表现经历过一个由“羞涩”、“内向”而至“开放”、“活跃”的过程。截至2003年底，中国共签署了273项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或议定书，数量之多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大势之下，法律人才的作用必然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职位而言，刘振民无疑是在合适的时机下出现的一个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