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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党媒;融媒体工作室;新闻生产;新闻创新
【作者单位】左小麟，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郑伊健，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19
新闻创新是在媒体实践和媒介形态上引入新路径的过程[1]。近年来，传统媒体面临原有专业壁垒消解、广告业务缩水、盈利模式渐趋失效等多重挑战，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新闻创新的步伐开始加快，从中央到基层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日益完善。部分党媒尝试建设新团队、应用新技术，不断与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成果和移动化、互动化、视频化等现代传播趋势接轨交融，由此展开了新闻生产流程与生产机制的集约化变革。实际上，创新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观念或思路的引入，还要实现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管理层级等方面的变革[2]，当新闻报道的目标由单一的新闻发布拓展为多元化的需要，组织集成便成为媒体管理必然的选择[3]。2016年，人民日报正式启动了“融媒体工作室”计划，随后多家省市级党媒开始试行工作室制，融媒体工作室作为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媒体组织形态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引入
党媒系统内，融媒体工作室在建设移动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平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定位差异，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建设的路径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原有生产体系的整体融合转型，如《东方早报》和《华西都市报》的转型发展;二是成立融媒体工作室，负责相关采编业务，如《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融媒体工作室统筹安排数据新闻采编制作;三是由编辑记者个人牵头或编辑室共同协作成立融媒体工作室或新媒体新闻专栏。此外，还出现了合作、共享、开放的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如人民视频实施的“X”计划，寻求与政府、高校、企业等展开合作。依据不同标准，融媒体工作室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地方性和全国性工作室、综合型与垂直型工作室等。
事实上，党媒组织内部以跨部门、跨专业、跨地域等方式组成的融媒体工作室，顺应了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的趋势，其中，部分工作室已逐渐成为新闻传播战场上的“突击手”和“主力军”。然而，新闻编辑室组织形态的成功重构并不容易实现，技术、创新资源、生产者关系以及原有规则的改变等多重因素都在影响着新闻创新[4]。基于此，本文聚焦的主要问题在于党媒建设融媒体工作室的逻辑和动因是什么，融媒体工作室在新闻创新中表现如何、未来将走向何方。
二、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内在逻辑
融媒体工作室的建设发展离不开过往的新闻业态，因为旧媒介的结构性选择直接影响了新媒介的发展方向[5]。互联网发展大潮中，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运营生产模式在给党媒发展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党媒提供了借鉴，特别是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成为党媒开展新闻创新必须借鉴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建设在总体上顺应了传播环境发展的需要，成为未来媒体建设的“先行者”。
1.对已有新闻生产形态的模仿
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批同人刊物，力图成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如胡适等创办的《努力周报》、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模式。《新青年》也曾经历过同人轮流主编的阶段。虽然融媒体工作室的性质与同人刊物泾渭分明，但融媒体工作室的实践与同人报刊的优秀传统精神遥相呼应，如对双向沟通的重视、刊登内容中个人色彩的凸显、办刊过程中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等[6]。另外，融媒体工作室也依赖于党媒在长时期发展中探索出的成熟的价值理念。在内容形态和内容渠道多样化的背后，遵循的是对新闻价值的不懈追求。换言之，今天的融媒体工作室与过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深度新闻内容、项目化建设、品牌化运营的优质新闻栏目或节目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对当前新闻传播环境的回应
党媒在新闻变革过程中始终与时俱进。新华社多次在新闻报道中使用新兴技术，如在机器人写稿发展之初，紧随腾讯之后推出 “快笔小新”，近来又探索发展AI主持人、远程全息访谈等。这些新举措的成果说明，把握新态势、取得新优势已经成为党媒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关注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性质不同，类似都市报一样的整体转制并不符合党媒的现实需要，而转型又势在必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融媒体工作室扮演的是以点带面的重要角色。一方面，融媒体工作室是在现有组织结构基础上的有限尝试和局部调整，保证了组织和人员的总体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以融媒体工作室等为载体而逐步建立的激励、竞争与退出机制促成了党媒组织内部的内容竞争，进一步激发了编辑记者的个人创造力和内容生产力。
3.对未来新闻业发展的探索
新闻创新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贯穿了党媒发展的始终。近年来，我国报纸出版规模呈缩减趋势，印数持续下降，但部分党媒的“两微三端”及抖音账号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巨大，但广播电视机构、网络视听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用户付费、版权服务、电商直播等模式也逐步成长为新的盈利增长点。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传统媒体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但这不代表新闻信息或将失去吸引力。当前的新闻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泛内容行业市场格局处于不断扩大的阶段，传媒机构如果能把握好、满足市场需求就能乘风而上。这提醒传统媒体要时刻注意技术发展、文化变迁等带来的新闻业变革，特别是对于肩负重要使命的党媒而言，抓住用戶尤其重要，而融媒体工作室的发展可以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传播的发展投石问路。
三、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实践创新
当前，党媒融媒体工作室不断稳步推进采编结构、采编流程的改革以及工作技能的升级，基本形成了协同合作、创造价值的全新组织单元，在技术应用、创意呈现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在中国新闻奖、全国广电媒体融合典型案例评选中屡获佳绩。 1.激活团队：组织与文化创新
过去，党媒采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层级较多、部门交叉，且组织形态长期处于静态，各类组织规范与惯例不断增多，容易使工作人员滋生思维上的麻痹与行动中的惰性，导致生产传播机制与社会信息生态脱节。融媒体工作室则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与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中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在平面媒体中，融媒体工作室通常经历“组合—试行—立项—成熟”的发展过程，起初以一种“虚拟共在”的组织形式联系人员，打通层级间的区隔、部门间的界限。在广电媒体中，工作室内容制作既吸收了原有制片人中心制和主持人中心制的模式，又结合了融媒体的环境和技术。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都在组织形态上有所创新，并借助所在媒体机构的全媒体平台实现新闻内容的整合运用、高效传播。更重要的是，这给党媒的组织文化、群体思维带来了新的活力，一种学习、创新、开放的氛围正在党媒中形成。
2.重构产品：内容与形态创新
作为新闻创新的产物和推动媒体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力量，融媒体工作室实际上进行了信息生产领域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逐步形成多元产品、多样内容、多种形态的生产能力，按需适配、实时输出，涌现了大量有创造力并体现人文情怀、反映社会生活、激起公众情感共鸣、引发用户主动传播的产品。当前，直观生动的短视频、Vlog成为融媒体矩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融媒体工作室迅速组织力量深入武汉，拍摄了“岛叔在武汉Vlog”系列短视频，以第一视角、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捕捉新闻热点，增强了新闻呈现和叙事的张力，其中，视频“派出所里的哭声”全网播放量达到4000多万。2019年7月，湖南卫视盘点工作室制度试点推行情况，根据统计结果，工作室制度试行期间，12个工作室主创完成了湖南卫视接近80%的自办节目量，贡献了70%的样片制作和上档播出栏目的创新方案。
3.再造影响：服务与引导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融媒体工作室的诸多特性决定其具有更大的生产和承载空间去关注社会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人民日报“来信调查”融媒体工作室设置读者来信板块，及时关注滥建文化地标、外卖食品安全、毁林采矿等焦点问题，并调查解剖，一追到底，形成舆论监督闭环，影响力、好评度大大提升。相较于其他新闻产品，服务类内容能够更直接高效地满足用户获取信息的需求，已经成为党媒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020年2月，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安徽交通广播“急先锋”融媒体工作室接到一位患病儿童家长的紧急求助后，迅速刊发文章联系各方力量，打通了跨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紧急生命线。正是这样鲜活的事例，让该工作室全矩阵平台位居各类榜单前列。
四、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发展思考
迅猛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激发了新闻业的活力，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媒介平台层出不穷。融媒体工作室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更多的还是依托社会化媒体的渠道，与优质自媒体或机构媒体的产品设计、营销理念、技术效果存在一定差距。
1.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过度依赖第三方渠道。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党媒机构自建平台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入驻已有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借助其市场、技术、受众的优势扩大自身影响，成为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如今，行业内各类新闻组织在描述传播效果时，都会把公众号、抖音号等数据纳入其中，说明社交平台已经成为融媒体工作室内容传播的重要渠道。但融媒体工作室要想在党媒新闻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保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二是经营能力较弱。一直以来，包括“中央厨房”模式在内的党媒新闻组织变革都绕不开盈利的话题。当前，跨界、多元的营销已经成为融媒体工作室的主流，但经营效果并不乐观，广电媒体融媒体工作室的盈利能力整体上高于平面媒体，不同融媒体工作室的盈利差距较大。
三是升级推广速度缓慢。如前所述，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传媒变革在某些方面与社会化媒体相比走在前列，但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并不总是能保持先发或首发优势，在创新变革中往往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部分成功产品的生产模式依托于特殊的时间节点或社会事件背景，零散地使用技术、随机产生创意的问题普遍存在，难以将内容向更大范围推广。
2.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发展的进路
一是要优化融媒体工作室培育发展机制，扩大融媒体工作室资源整合优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1年初提出，要创新融媒体工作室孵化培育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事实上，因为与所在党媒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党媒机构的规章制度又有自身的规范性，融媒体工作室要建好、要实现长远目标，少不了所在媒体单位的支持鼓励。特别是通过全流程机制的建立激活编辑记者的个体活力，利用好党媒的特有优势和社会平台的共享优势，盘活并不断扩大内容资源、用户资源、数据资源、技术资源、行业资源、智库资源、政策资源等全领域的资源优势，同时探索实现“工作室+中台+后台”的良好运行机制和“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综合运营模式。
二是要做好融媒体工作室的价值观念引领，特别是要坚持党性。在融媒体工作室发展过程中，市场因素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媒要保持独立的品格和风格，采编人员要提高政治敏锐度，避免被社交媒体环境中不正确的流量逻辑、算法逻辑“同化”。在融媒体时代，媒体推出的各类产品都可以归为内容的产出，而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所定义的“新闻”。这对于融媒体工作室打开媒体发展的新思路、适应新环境有所裨益，融媒体工作室也要始终保持清醒，党媒融媒体工作室作为党媒的一分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党媒姓党”，唱响主旋律，切实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坚守公共价值和社会责任，聚焦和回应群众关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媒介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媒体集约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融媒体工作室将在党媒的全媒体发展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媒机构的独特环境滋养了融媒体工作室，融媒体工作室则通过组织、文化、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完成自身作为推进党媒改革创新的“排头兵”的任务，并为党媒的发展探索有益的路径和宝贵经验，以促进整个单位进一步发展。今后，融媒体工作室如何更好地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党媒如何更好地实现组织和文化的进一步调适，都是值得学界与业界继续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义昆，赵振宇.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J]. 南京社会科学，2015（2）：103-110.
[2]白红义. 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重塑新闻业的探索性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2016（10）：104-112.
[3]彭祝斌，梁媛.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经营管理的创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110-114.
[4]王辰瑤，喻贤璐. 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J]. 新闻记者，2016（3）：10-20.
[5]加布里埃尔·巴尔比，戎瑶. 新媒介和旧媒介——基于媒介史的二者关系理论化探索[J]. 全球传媒学刊，2016（1）：28-43.
[6]马少华. 《努力》周报的新闻实践与“同人期刊”的运作特征[J]. 国际新闻界，2006（8）：22-26.
【作者单位】左小麟，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郑伊健，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0.019
新闻创新是在媒体实践和媒介形态上引入新路径的过程[1]。近年来，传统媒体面临原有专业壁垒消解、广告业务缩水、盈利模式渐趋失效等多重挑战，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新闻创新的步伐开始加快，从中央到基层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日益完善。部分党媒尝试建设新团队、应用新技术，不断与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成果和移动化、互动化、视频化等现代传播趋势接轨交融，由此展开了新闻生产流程与生产机制的集约化变革。实际上，创新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观念或思路的引入，还要实现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管理层级等方面的变革[2]，当新闻报道的目标由单一的新闻发布拓展为多元化的需要，组织集成便成为媒体管理必然的选择[3]。2016年，人民日报正式启动了“融媒体工作室”计划，随后多家省市级党媒开始试行工作室制，融媒体工作室作为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出现的新型媒体组织形态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引入
党媒系统内，融媒体工作室在建设移动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平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定位差异，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建设的路径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原有生产体系的整体融合转型，如《东方早报》和《华西都市报》的转型发展;二是成立融媒体工作室，负责相关采编业务，如《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融媒体工作室统筹安排数据新闻采编制作;三是由编辑记者个人牵头或编辑室共同协作成立融媒体工作室或新媒体新闻专栏。此外，还出现了合作、共享、开放的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如人民视频实施的“X”计划，寻求与政府、高校、企业等展开合作。依据不同标准，融媒体工作室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地方性和全国性工作室、综合型与垂直型工作室等。
事实上，党媒组织内部以跨部门、跨专业、跨地域等方式组成的融媒体工作室，顺应了分众传播、精准传播的趋势，其中，部分工作室已逐渐成为新闻传播战场上的“突击手”和“主力军”。然而，新闻编辑室组织形态的成功重构并不容易实现，技术、创新资源、生产者关系以及原有规则的改变等多重因素都在影响着新闻创新[4]。基于此，本文聚焦的主要问题在于党媒建设融媒体工作室的逻辑和动因是什么，融媒体工作室在新闻创新中表现如何、未来将走向何方。
二、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内在逻辑
融媒体工作室的建设发展离不开过往的新闻业态，因为旧媒介的结构性选择直接影响了新媒介的发展方向[5]。互联网发展大潮中，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运营生产模式在给党媒发展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党媒提供了借鉴，特别是产品思维和用户思维成为党媒开展新闻创新必须借鉴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建设在总体上顺应了传播环境发展的需要，成为未来媒体建设的“先行者”。
1.对已有新闻生产形态的模仿
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创办了一批同人刊物，力图成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如胡适等创办的《努力周报》、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模式。《新青年》也曾经历过同人轮流主编的阶段。虽然融媒体工作室的性质与同人刊物泾渭分明，但融媒体工作室的实践与同人报刊的优秀传统精神遥相呼应，如对双向沟通的重视、刊登内容中个人色彩的凸显、办刊过程中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等[6]。另外，融媒体工作室也依赖于党媒在长时期发展中探索出的成熟的价值理念。在内容形态和内容渠道多样化的背后，遵循的是对新闻价值的不懈追求。换言之，今天的融媒体工作室与过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深度新闻内容、项目化建设、品牌化运营的优质新闻栏目或节目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对当前新闻传播环境的回应
党媒在新闻变革过程中始终与时俱进。新华社多次在新闻报道中使用新兴技术，如在机器人写稿发展之初，紧随腾讯之后推出 “快笔小新”，近来又探索发展AI主持人、远程全息访谈等。这些新举措的成果说明，把握新态势、取得新优势已经成为党媒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关注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性质不同，类似都市报一样的整体转制并不符合党媒的现实需要，而转型又势在必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融媒体工作室扮演的是以点带面的重要角色。一方面，融媒体工作室是在现有组织结构基础上的有限尝试和局部调整，保证了组织和人员的总体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以融媒体工作室等为载体而逐步建立的激励、竞争与退出机制促成了党媒组织内部的内容竞争，进一步激发了编辑记者的个人创造力和内容生产力。
3.对未来新闻业发展的探索
新闻创新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贯穿了党媒发展的始终。近年来，我国报纸出版规模呈缩减趋势，印数持续下降，但部分党媒的“两微三端”及抖音账号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广播电视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巨大，但广播电视机构、网络视听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用户付费、版权服务、电商直播等模式也逐步成长为新的盈利增长点。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传统媒体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但这不代表新闻信息或将失去吸引力。当前的新闻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泛内容行业市场格局处于不断扩大的阶段，传媒机构如果能把握好、满足市场需求就能乘风而上。这提醒传统媒体要时刻注意技术发展、文化变迁等带来的新闻业变革，特别是对于肩负重要使命的党媒而言，抓住用戶尤其重要，而融媒体工作室的发展可以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传播的发展投石问路。
三、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实践创新
当前，党媒融媒体工作室不断稳步推进采编结构、采编流程的改革以及工作技能的升级，基本形成了协同合作、创造价值的全新组织单元，在技术应用、创意呈现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在中国新闻奖、全国广电媒体融合典型案例评选中屡获佳绩。 1.激活团队：组织与文化创新
过去，党媒采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层级较多、部门交叉，且组织形态长期处于静态，各类组织规范与惯例不断增多，容易使工作人员滋生思维上的麻痹与行动中的惰性，导致生产传播机制与社会信息生态脱节。融媒体工作室则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与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中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在平面媒体中，融媒体工作室通常经历“组合—试行—立项—成熟”的发展过程，起初以一种“虚拟共在”的组织形式联系人员，打通层级间的区隔、部门间的界限。在广电媒体中，工作室内容制作既吸收了原有制片人中心制和主持人中心制的模式，又结合了融媒体的环境和技术。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都在组织形态上有所创新，并借助所在媒体机构的全媒体平台实现新闻内容的整合运用、高效传播。更重要的是，这给党媒的组织文化、群体思维带来了新的活力，一种学习、创新、开放的氛围正在党媒中形成。
2.重构产品：内容与形态创新
作为新闻创新的产物和推动媒体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力量，融媒体工作室实际上进行了信息生产领域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逐步形成多元产品、多样内容、多种形态的生产能力，按需适配、实时输出，涌现了大量有创造力并体现人文情怀、反映社会生活、激起公众情感共鸣、引发用户主动传播的产品。当前，直观生动的短视频、Vlog成为融媒体矩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融媒体工作室迅速组织力量深入武汉，拍摄了“岛叔在武汉Vlog”系列短视频，以第一视角、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捕捉新闻热点，增强了新闻呈现和叙事的张力，其中，视频“派出所里的哭声”全网播放量达到4000多万。2019年7月，湖南卫视盘点工作室制度试点推行情况，根据统计结果，工作室制度试行期间，12个工作室主创完成了湖南卫视接近80%的自办节目量，贡献了70%的样片制作和上档播出栏目的创新方案。
3.再造影响：服务与引导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融媒体工作室的诸多特性决定其具有更大的生产和承载空间去关注社会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人民日报“来信调查”融媒体工作室设置读者来信板块，及时关注滥建文化地标、外卖食品安全、毁林采矿等焦点问题，并调查解剖，一追到底，形成舆论监督闭环，影响力、好评度大大提升。相较于其他新闻产品，服务类内容能够更直接高效地满足用户获取信息的需求，已经成为党媒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020年2月，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安徽交通广播“急先锋”融媒体工作室接到一位患病儿童家长的紧急求助后，迅速刊发文章联系各方力量，打通了跨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紧急生命线。正是这样鲜活的事例，让该工作室全矩阵平台位居各类榜单前列。
四、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发展思考
迅猛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激发了新闻业的活力，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媒介平台层出不穷。融媒体工作室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更多的还是依托社会化媒体的渠道，与优质自媒体或机构媒体的产品设计、营销理念、技术效果存在一定差距。
1.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过度依赖第三方渠道。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党媒机构自建平台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入驻已有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借助其市场、技术、受众的优势扩大自身影响，成为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如今，行业内各类新闻组织在描述传播效果时，都会把公众号、抖音号等数据纳入其中，说明社交平台已经成为融媒体工作室内容传播的重要渠道。但融媒体工作室要想在党媒新闻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保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二是经营能力较弱。一直以来，包括“中央厨房”模式在内的党媒新闻组织变革都绕不开盈利的话题。当前，跨界、多元的营销已经成为融媒体工作室的主流，但经营效果并不乐观，广电媒体融媒体工作室的盈利能力整体上高于平面媒体，不同融媒体工作室的盈利差距较大。
三是升级推广速度缓慢。如前所述，党媒融媒体工作室的传媒变革在某些方面与社会化媒体相比走在前列，但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并不总是能保持先发或首发优势，在创新变革中往往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部分成功产品的生产模式依托于特殊的时间节点或社会事件背景，零散地使用技术、随机产生创意的问题普遍存在，难以将内容向更大范围推广。
2.党媒融媒体工作室发展的进路
一是要优化融媒体工作室培育发展机制，扩大融媒体工作室资源整合优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1年初提出，要创新融媒体工作室孵化培育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事实上，因为与所在党媒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党媒机构的规章制度又有自身的规范性，融媒体工作室要建好、要实现长远目标，少不了所在媒体单位的支持鼓励。特别是通过全流程机制的建立激活编辑记者的个体活力，利用好党媒的特有优势和社会平台的共享优势，盘活并不断扩大内容资源、用户资源、数据资源、技术资源、行业资源、智库资源、政策资源等全领域的资源优势，同时探索实现“工作室+中台+后台”的良好运行机制和“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综合运营模式。
二是要做好融媒体工作室的价值观念引领，特别是要坚持党性。在融媒体工作室发展过程中，市场因素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媒要保持独立的品格和风格，采编人员要提高政治敏锐度，避免被社交媒体环境中不正确的流量逻辑、算法逻辑“同化”。在融媒体时代，媒体推出的各类产品都可以归为内容的产出，而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所定义的“新闻”。这对于融媒体工作室打开媒体发展的新思路、适应新环境有所裨益，融媒体工作室也要始终保持清醒，党媒融媒体工作室作为党媒的一分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党媒姓党”，唱响主旋律，切实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坚守公共价值和社会责任，聚焦和回应群众关切。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媒介融合不断向纵深推进，媒体集约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融媒体工作室将在党媒的全媒体发展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媒机构的独特环境滋养了融媒体工作室，融媒体工作室则通过组织、文化、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完成自身作为推进党媒改革创新的“排头兵”的任务，并为党媒的发展探索有益的路径和宝贵经验，以促进整个单位进一步发展。今后，融媒体工作室如何更好地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党媒如何更好地实现组织和文化的进一步调适，都是值得学界与业界继续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义昆，赵振宇. 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J]. 南京社会科学，2015（2）：103-110.
[2]白红义. 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重塑新闻业的探索性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2016（10）：104-112.
[3]彭祝斌，梁媛.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经营管理的创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110-114.
[4]王辰瑤，喻贤璐. 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J]. 新闻记者，2016（3）：10-20.
[5]加布里埃尔·巴尔比，戎瑶. 新媒介和旧媒介——基于媒介史的二者关系理论化探索[J]. 全球传媒学刊，2016（1）：28-43.
[6]马少华. 《努力》周报的新闻实践与“同人期刊”的运作特征[J]. 国际新闻界，2006（8）：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