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敌梅西小数点

　　2018年8月，大坂直美踏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场地，她的世界排位不过第19名，从未在任何大满贯赛事享受过种子选手待遇。随着一路过关斩将、击败自己的偶像小威廉姆斯，取得美网冠军，她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当大坂直美再接再厉，拿下澳网女单冠军的时候，下一位营销巨星无可争议地诞生了。在与万事达卡、全日空、日产汽车和宝洁公司签署代言合约后，大坂直美在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的场外收入跃升至1600万美元，是上一个年度的10倍之多。2019年春天，体育用品巨头耐克也瞄准了这位亚洲新一姐，与其签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代言协议。
　　2020年东京奥运会进入冲刺阶段，签下一名成绩优异的日本运动员绝对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根据福布斯去年8月公布的“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单”，大坂直美上一年度总收入达到2430万美元，成为继小威、莎拉波娃和李娜之后，第四位年收入突破2000万美元大关的女运动员。
　　不过，在福布斯同时公布的“2019年全球运动员收入总榜”中，足球运动员梅西以1.27亿美元的总收入一骑绝尘，大坂直美只是他的零头，甚至排不进这个全球总榜的前100名。只有小威廉姆斯勉强以并列第63名的排位，成为唯一跻身年度收入总榜TOP100的女运动员。
　　在上一年度，仅有15名女性运动员收入在500万美元以上，而超过这个数字的男运动员多达1300名。除了网球运动因男女赛事奖金持平而造就了一些高收入的女子选手外，其他项目男选手的平均收入都远超女选手。

商业化的差异

　　一个体育项目中运动员的平均收入水平，通常和项目的商业化程度相关。在足球、篮球这些商业化水平非常高的项目里，女子赛事普遍缺乏规模，受关注程度也低，从事这些项目的女运动员难以获得大品牌垂青和较高的商业利益。
　　即便是聘请专业团队来策划、包装的顶级女运动员，也会因为大环境的约束而受限。在同一个项目上，体育品牌愿意为优秀的男运动员轻松开出数百万美元的合约，但面对优秀的女运动员就会谨慎许多。
　　俄罗斯网球“天才美少女”莎拉波娃甫一出道，就因其出色的球技和出众的外表备受各路运动品牌追捧。耐克打赢了这场争夺战，2014年和莎拉波娃签下了8年7000万美元的代言合约。放到今天，这也是顶级女运动员能够拿下的最大数额代言合同了，即使是上升势头最猛的大坂直美，也望尘莫及。
　　然而，同为顶级网球选手，耐克给费德勒的合约高达10年1.3亿美元。合约到期后，费德勒转投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年3亿美元。即便赛事方把奖金额度一碗水端平，女选手的场外收入还是不够看。
　　不仅体育品牌不愿为女运动员开出和男子选手同等的价码，女子赛事的主办方陷入招商困境，无法开出高额奖金。同样是世界足坛四年一度的豪门盛宴，同样是足球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就因为赛事主办方招揽生意的能力有别，2018俄罗斯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可以拿到3800万美元奖金，2019法国女足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只能拿到400万美元奖金。
　　这看似不起眼的400万美元，已经比上届女足世界杯翻了一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018年8月自豪地宣布，法国女足世界杯的总奖金将从上届的1500万美元提升到3000万美元。国际足联这一决定不仅没有得到想象中的赞扬，反而招致了批評人士的一片嘘声。

　　在因凡蒂诺口中这笔“对女子足球发展非常重要”的总奖金翻番之后，男女足世界杯总奖金额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2014年男足世界杯的奖金是3.58亿美元，比次年的女足世界杯奖金多3.43亿美元。2018年男足世界杯的奖金是4亿美元，比去年的女足世界杯多出3.7亿美元！在性别薪酬差距越来越大的实际状况下，女足世界杯奖金额度翻番的“进步”显得黯然失色。
　　即将年满35岁的美国女足队长拉皮埃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增加1500万美元奖金不足以表明管理机构真正关心女性运动发展。她希望国际足联和各国足协展开更多更有意义的行动，而不是单凭一个增加的数字来表功。

赛场外的战斗

　　去年三八妇女节，距离女足世界杯开战只有不到4个月，美国女足国家队的28名球员在洛杉矶一家法院对美国足协提起诉讼。她们认为美国足协在国家队赛事中有“基于性别的报酬歧视”，没有给女足提供“平等的比赛、训练和出行条件”，对女足比赛的支持和宣传力度也不如男足，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
　　起诉书罗列了2013年至2016年期间的数据，表明女足国家队成员从足协得到的奖金大约只有男足球员的三分之一。起诉书中称，假设国家队每年踢20场友谊赛且全部获胜，女足球员最多可以挣得9.9万美元，平均每场比赛4950美元。同等条件下的男足球员可挣得26.332万美元，平均每场比赛1.3166万美元。如此，女足球员的收入只有男足的38%。
　　2015年到2018年，美国女足国家队比男足多踢了19场比赛。在女足队员们看来，这已经不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了，而是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美国女足另一位队长摩根说：“我们要做的工作比男足更多，但得到的工资却更少。”这道出了许多美国女足球员的心声。
　　美国足协对重大赛事的奖金分配引起女足队员强烈不满。以世界杯为例，美国男足2014年巴西世界杯止步16强，收获了美国足协500多万美元的奖金。而美国女足2015年加拿大世界杯夺冠，只得到了可怜的172万美元。按照《纽约时报》一篇深度报道的梳理，奖金分配差异成为这场诉讼案的导火索。

　　报道指出，早在2016年，美国女足三位队长拉皮埃诺、劳埃德、摩根以及两位队友索尔布伦和索洛就向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了歧视投诉，这是她们向法院提出诉讼的必要前提。去年2月，她们得到了准许起诉的回复，于是便有了后来联合队友起诉美国足协的行动。

　　美国足协承认起诉书中陈列的事实，声称是市场现实决定了女足无法获得与男足同样高的薪酬。即使在女足赢得更多比赛、获得更多冠军和更高收视率的情况下，市场现实依然只能如此。为了世界杯的备战，双方在去年6月达成了暂时和解。如今，这一诉讼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无独有偶，挪威球员阿达·赫格贝里有世界最佳女足球员的美誉，她的境遇也为上届女足世界杯增加了性别平等议题的热度。赫格贝里不到25岁，目前效力于法国里昂俱乐部，上赛季帮助球队取得了欧洲女子冠军联赛的四连冠，决赛中射入三球。
　　2018年底，赫格贝里获得了《法国足球》设立的首届女足金球奖。这样出色的球员前一年退出了挪威國家队，究竟是为何呢？
　　根据英国足球杂志《442》的报道，赫格贝里炮轰挪威足协长期缺乏女足工作的准备、执行和沟通能力，导致挪威女足在欧洲杯上表现糟糕。为表达对足协的抗议，赫格贝里选择退出国家队。
　　就在法国女足世界杯开幕前，赫格贝里接受挪威媒体专访，补充了自己退出国家队的更多细节。在她眼里，挪威足协对待男女足队伍的态度不够平等，“缺乏努力训练和努力进步的文化”。路透社援引挪威媒体的采访称，赫格贝里觉得在国家队的经历给自己带来了“深深的沮丧感”，甚至是“一场噩梦”。这一言论在舆论场上再次掀起了对性别平等和同工同酬的大量讨论。

现状仍将持续

　　随着围绕女性足球运动员待遇讨论的增加，一些国家已经作出相应努力。就在赫格贝里宣布退出国家队后几个月，挪威足协与挪威球员工会签订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协议，决定大幅提高女足国家队的报酬，通过把挪威男足的一部分商业活动收入分配给女足国家队，从而保障男女双方每年都能获得67.5万美元的报酬。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说法，这是全世界足球国家队中的首份收入平等协议。
　　2019年6月，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在集体议价协议中也将澳大利亚女足顶级联赛的最低年薪提高了33%，确保女足球员的基础时薪与男足相同。爱尔兰足协也宣布要增加对女足国家队的投入，不再让国家队球员在前往赛场的途中在公共厕所内换装备的情形重演。
　　不过，时至今日，赫格贝里仍然没有回心转意，重返国家队，她也因此错过了去年的女足世界杯。她告诉CNN：“我觉得过去不够好，现在也不够好。”
　　在世界杯决赛之后，趁着全世界的目光还聚焦于此，拉皮埃诺继续呼吁大家正视女子运动员对“平等”的诉求。她说：“本届世界杯上，每一名女性球员都展现出了最难以置信的精彩表现，现在是时候把事情再向前推进一步了。我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了‘女性是不是值得平等报酬’的问题。我们每名球员都期待着展开对话，获得更为平等的对待，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收获对女足运动的支持。”
　　伴随着赛后看台上“同工同酬”的雄壮歌声，有关女运动员争取更好待遇的进展和困惑，都在持续地交替回荡着。
　　事实上，在女子运动越来越受各国体育管理机构重视的今天，许多国家女子运动员的待遇比起以前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一些国家实现了男女国家队的“同工同酬”，网球等运动项目也能够给男女双方设置同样多的奖金，这相比过去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但在赛事奖金之外的收入上，由于男女项目商业开发程度的巨大差距，女子运动员的收入仍然很难和男子运动员相提并论。这样的现状，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改变。

　　经济学原理讲过，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如果观众就是更喜欢竞技水平高、竞争激烈的赛事，那么女性运动员在体格、力量和速度上的天生劣势，就会导致同一项目在性别上的水平与吸引力差异，进而造成女子项目在商业开发领域的先天不足，这在集体项目中尤为明显。
　　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壁球选手劳拉·马萨罗对BBC的记者表示：“我们参加的比赛场次和男子选手一样多，在训练中付出的努力也不比他们少，但就因为大家认为我们的运动水平比男子选手低一些，我们就拿不到和他们一样的报酬，这真的让我很沮丧。”马萨罗的表达虽然令人同情，可这就是商业市场残酷无情的现状。
　　往前推几十年，女性的家庭地位都很成问题，自然在各体育单项上都是男子项目先开发，先占领了市场，才慢慢过渡到开展女子运动。男足世界杯已走过近百年的历史，而首届女足世界杯在1991年才成功举办，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差，不是单凭喊喊“男女平等”的口号就能弥补的。
　　目前效力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英格兰女球员托尼·达甘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坦言，在她看来，英格兰的女足球员是应该得到更好的薪酬，但不是和男性一样多。达甘说：“我得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男足球员那样成功，这不仅仅是来自球场上的成绩，更是因为他们能比我们带来更多的商业收益。”不过达甘同时指出，在谈论报酬之前，女足运动乃至其他各项女子运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像男子项目一样有足够好的场地、足够优质的装备条件和足够多的配套设施。她说：“薪酬之外，我更在意踢球的球场是否平整，更衣室的空间是否足够，是不是始终有热水淋浴。这才是我们眼下首先需要追求的公平。”
　　同时，和大多数职场女性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样，女性运动员也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取舍。不只是体育行业，全球的女性几乎都在面对由于性别带来的刻板印象，尽管很多女性能够完成的工作量和她们的男同事一样多。
　　即便各国纷纷立法保障女性权益，但男女收入差异问题持续了这么些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体育行业中的男女收入差异，不过是现实世界的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