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两本书都以儒学为主题，并有遥相呼应之趣（仅指儒学发展历程言，非学术观点），一者讲儒学起源（一头），一者讲儒学发展至近代以后的没落命运（一尾）。
关键词：儒学；轴心时代；现代命运；历史性格；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46-01
一、关于“轴心突破”的提出
雅斯培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轴心突破”概念，他说：“初次有了哲学家。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事实上这是一次古代人类精英阶层（思想家）“发现自己”的过程。远古时期，统治阶层依靠巫师甚至统治者本身即为“群巫之长”，垄断“天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代天以治民。余著中的“天人合一”从历史出发，以“轴心突破”为界划分为“旧天人合一”与“新天人合一”，旧天人合一肇自远古神话“绝地天通”，见《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旧天人合一基本上由巫师集团创建，新天人合一则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特征是“道”与“心”的合一。但是新旧“天人合一”并非截然分离，两系统在结构上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巫文化一直寄托在礼乐传统之中，没有中断。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轴心突破”过程中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于原有礼乐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巫文化之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东周思想界“轴心突破”时期得以保存和延续，成为大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因為旧天人合一的崩溃，统治阶层在理论上开始逐渐依靠儒家思想中新天人合一理念作为统治的法理依据，彻底抛弃巫师集团，导致巫文化逐渐下移深入民间并开始生根发芽，成为民间小传统的构成要素。
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
轴心突破以后直到现在，各文明都历史的延续其思想精神，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各国家普遍都拥有的普世价值观。但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儒学在近代发展遭逢困境，尤其在面对强势的西潮东渐，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彻底的改变，诚如近人王国维所言“至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道出于二”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国人不再单纯信奉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不自觉的在西潮冲击下接受西方思想及价值观。古代中国在思想领域从“轴心突破”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系统，有了自己的思想原典（或称元典）——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典籍。这些足以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相较，后者成为了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精神原典，并构成了各个国家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近代中国，或者说在走向近代化的中国，我们既丢掉了历史传统，又没有建立起符合历史发展和自身国情的价值信仰体系。
三、关于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的问题
列文森对“儒教”没有定义，很明显，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问题既复杂又敏感，不如将其模糊化。而在余著中，引用这样一种观点：西方“神秘的合一”论将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划分为两大类型，（1）“有神论的神秘主义”，指人与上帝“合一”，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2）“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与一普遍之理认同”，可将中国轴心突破后的“道”收纳其中。按这种观点理解，可以将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起码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列文森运用博物馆的比喻，认为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只能作为一种博物馆的收藏物而被陈列和储存保管，在“道出于二”的近代中国，儒教既没有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又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乏善可陈，同时失去了其吸引人心的宗教面向，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衰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关于“中体西用”的讨论
如同今人罗志田所述，体用之间重在“用”字，“中学既以致用为要，西学复以西政为要，则中体西用这一体系之中的‘中体’实已被‘西用’挖了墙角。”“问题在于，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的。要将其用之于中国而又不改变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很明显，“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为发展工业化而制造的一件思想外衣，只是很遗憾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将工业化作为一种价值来接受的内部准备，列文森认为，这种准备的缺乏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是19世纪中国一系列革新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
五、余英时“内向超越”的提出引发对中国历史性格的思考
刘子键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提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性格之趋向于内向自省，形成与12世纪早期。关于中国历史性格的讨论，还可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提到，“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等，这些观点既有新颖之处，却忽视了中国思想在起源之时就已经注入内向自省的因素，并且这种内向自省在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在余著中，认为轴心突破以后，新天人合一以“道”“心”合一为特征，“心”取代旧天人合一系统中“巫”沟通天人之间的角色，思想家从轴心突破一开始即侧重“心”的作用，这种思考模式也影响了以后的无数知识分子，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趋于“向内用力”。列文森也在对元明画家的考察中发现，非职业化是元明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职业化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历史潮流。新天人合一中“道”“心”合一的思维模式，思想家以“心”为媒介沟通天人之间，影响至深可通过列文森关于近世中国儒教知识分子非职业化价值取向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初版，2015年2月初版第5刷。
[2]（美）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3]（德）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4]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5]刘子键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内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刘莉（1990—）女，汉族，甘肃通渭人，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博物馆管理与研究。
关键词：儒学；轴心时代；现代命运；历史性格；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46-01
一、关于“轴心突破”的提出
雅斯培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轴心突破”概念，他说：“初次有了哲学家。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事实上这是一次古代人类精英阶层（思想家）“发现自己”的过程。远古时期，统治阶层依靠巫师甚至统治者本身即为“群巫之长”，垄断“天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代天以治民。余著中的“天人合一”从历史出发，以“轴心突破”为界划分为“旧天人合一”与“新天人合一”，旧天人合一肇自远古神话“绝地天通”，见《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旧天人合一基本上由巫师集团创建，新天人合一则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特征是“道”与“心”的合一。但是新旧“天人合一”并非截然分离，两系统在结构上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巫文化一直寄托在礼乐传统之中，没有中断。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轴心突破”过程中又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于原有礼乐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巫文化之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东周思想界“轴心突破”时期得以保存和延续，成为大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因為旧天人合一的崩溃，统治阶层在理论上开始逐渐依靠儒家思想中新天人合一理念作为统治的法理依据，彻底抛弃巫师集团，导致巫文化逐渐下移深入民间并开始生根发芽，成为民间小传统的构成要素。
二、关于普世价值问题
轴心突破以后直到现在，各文明都历史的延续其思想精神，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各国家普遍都拥有的普世价值观。但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儒学在近代发展遭逢困境，尤其在面对强势的西潮东渐，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彻底的改变，诚如近人王国维所言“至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道出于二”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国人不再单纯信奉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不自觉的在西潮冲击下接受西方思想及价值观。古代中国在思想领域从“轴心突破”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系统，有了自己的思想原典（或称元典）——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典籍。这些足以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相较，后者成为了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精神原典，并构成了各个国家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近代中国，或者说在走向近代化的中国，我们既丢掉了历史传统，又没有建立起符合历史发展和自身国情的价值信仰体系。
三、关于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的问题
列文森对“儒教”没有定义，很明显，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问题既复杂又敏感，不如将其模糊化。而在余著中，引用这样一种观点：西方“神秘的合一”论将宗教上的神秘主义划分为两大类型，（1）“有神论的神秘主义”，指人与上帝“合一”，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2）“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与一普遍之理认同”，可将中国轴心突破后的“道”收纳其中。按这种观点理解，可以将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起码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列文森运用博物馆的比喻，认为儒教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只能作为一种博物馆的收藏物而被陈列和储存保管，在“道出于二”的近代中国，儒教既没有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又在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乏善可陈，同时失去了其吸引人心的宗教面向，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衰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关于“中体西用”的讨论
如同今人罗志田所述，体用之间重在“用”字，“中学既以致用为要，西学复以西政为要，则中体西用这一体系之中的‘中体’实已被‘西用’挖了墙角。”“问题在于，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的。要将其用之于中国而又不改变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很明显，“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为发展工业化而制造的一件思想外衣，只是很遗憾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将工业化作为一种价值来接受的内部准备，列文森认为，这种准备的缺乏及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是19世纪中国一系列革新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
五、余英时“内向超越”的提出引发对中国历史性格的思考
刘子键在《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提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性格之趋向于内向自省，形成与12世纪早期。关于中国历史性格的讨论，还可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提到，“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等，这些观点既有新颖之处，却忽视了中国思想在起源之时就已经注入内向自省的因素，并且这种内向自省在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在余著中，认为轴心突破以后，新天人合一以“道”“心”合一为特征，“心”取代旧天人合一系统中“巫”沟通天人之间的角色，思想家从轴心突破一开始即侧重“心”的作用，这种思考模式也影响了以后的无数知识分子，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趋于“向内用力”。列文森也在对元明画家的考察中发现，非职业化是元明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而职业化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历史潮流。新天人合一中“道”“心”合一的思维模式，思想家以“心”为媒介沟通天人之间，影响至深可通过列文森关于近世中国儒教知识分子非职业化价值取向得到体现。
参考文献：
[1]余英时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版），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初版，2015年2月初版第5刷。
[2]（美）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3]（德）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4]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5]刘子键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内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刘莉（1990—）女，汉族，甘肃通渭人，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博物馆管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