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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古籍,很容易看到诸如黄袍、红袖、乌纱、青衫、白衣等包含色彩的关于衣裳的词语。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古代发达的染色技术,另一方面也能隐隐看到色彩背后所传递出的中国古代等级制度和审美倾向。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魏晋时期,南京染黑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黑绸成为王公贵族追求的时尚。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由于住着王导、谢安两位高官,宾客如云,再加上自家子弟出入,就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
中国人眼中的色彩并不是孤立的,除了不同的寓意和等级关系之外,还会在不同阶段经过哲学思想的统合,形成不同的色彩体系。透过这些色彩体系,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典型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对色彩运用的最初阶段是红色至尊的阶段,这个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的考古支持。从直观感觉上看,红色是血及火的颜色,也被认为是太阳的颜色,具有热烈、明快和活力四射的特点。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在原始社会,红色可能具有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由此可以猜想,红色至尊是与敬拜神仙相连的,现代人红色辟邪的说法也许就是这种意识的遗痕。
过了红色至尊的阶段,就进入黑白对立的阶段。从黄帝开始,上衣玄下裳黄,于是黑色成为那个时代的至尊色,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夏朝结束——夏尚黑。
商朝的发祥地在东方,是日出之地。他们认为自己的先祖是太昊,而昊字则表达太阳经天而行。也许出于这种意识,促成了商朝对白色的崇尚。商朝推翻夏朝,也需要在文化意识上寻求对立和颠覆,所以选择与黑色对立的白色。
其实,夏朝与商朝两大势力在历史上长期并存,中国在那一阶段,宏观表现为黑白的对立与纠缠。因此,周文王站在商朝末期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黄帝和尧舜禹到夏商两朝的风云变幻,参照黑白阴阳的此消彼长,把二元哲学推演到极致,于是就有了群经之首的《周易》。可见,黑白色彩关系在那时是与哲学思考相呼应的。
到了周朝,五行学说逐渐成型,并进入五行统合五色的阶段。要想构成五行,必须有五种颜色。所以,除了此前已经用过的红、黑、黄、白四种颜色外,还引入了第五种颜色——青。于是,就有了五行对应的五色: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
五色中的青色,是中国色彩当中最麻烦的色彩。到底什么是青色呢?青花瓷的青,似乎是蓝色;青草地的青,则是绿色;而青砖的青,似乎又是灰黑色。现代字典上的青字也有绿色、蓝色、黑色等多重含义,因语境而变化。色彩专业人士认为,青色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正如俗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样;而且按照五行统合五色中青与木对应,所以含有一定的绿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有了五行统合的五色,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朝的白色在五行统合五色中与金对应,属水;当周朝推翻了商朝,从“火克金”的原理出发,周朝应该得了“火德”,而周朝确实尚红。
秦朝取代周朝,依据周朝得“火德”这一说法,运用“水克火”的原理,秦朝应该得“水德”。而五行统合五色中水对应黑色,所以秦朝尚黑,黑成了秦朝的至尊色。用五行统合五色来解释商朝、周朝和秦朝比较贴切。
那个时代,人们已經掌握了复合染色的技术,在五行统合五色中,也隐含着三原色的原理。赤、黄、青三色,与现代理论的三原色——红、黄、青,已经非常接近。黑白赤黄青为正色,地位高;其他颜色为间色,地位低,间色可以由正色复合而成。《礼记》中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说法。间既是介于中间之间,也是地位卑下之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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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刺绣团寿纹黄马褂
人为规定色彩的地位,并不一定与个人审美倾向吻合。历史上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曾因深爱紫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色彩故事。
《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喜欢紫服,在他的带动下全国百姓纷纷效仿,于是紫色成为齐国的时尚。
齐桓公的性格有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好酒好猎好色,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另一方面又“惕而有大虑”,得大思路有大格局。这种感性与理性、热烈和冷静兼备的人喜欢紫色,与现代色彩心理学理论有相通之处——紫色由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来,兼有热烈和冷静两种感觉。
不过,当时的紫色衣料非常昂贵,五件素服抵不上一件紫服的价格。而百姓都赶这个时髦,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幸福指数就有所下降。所以,齐桓公很忧虑,向宰相管仲请教这个问题。
管仲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不是空有其名。听明白齐桓公的想法后,管仲说:“如果想制止这个风气,首先得您以身作则脱下紫服,然后您再跟穿紫服的人说,‘站远点,我讨厌紫色的气味。’”齐桓公依言行事,几天下来,齐国百姓都脱去了紫服。
齐国的衣裳,“冠带衣履天下”,引领中国潮流。齐国商贸一直发达,到管仲时又开放关口,成了“自由贸易区”。
紫色在齐国成为时尚,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所以,虽然齐国百姓脱去了紫服,但其他诸侯国的达官贵人仍有能力消费。这样一来,紫色就为整个中国的达官贵人所独享,成为至尊色,也出现了很多与紫有关的词语:紫气东来、大红大紫、万紫千红、紫绶金印、魏紫姚黄……通俗一点儿说,那就是红得发紫。
齐桓公推高了紫色的地位,孔子看了却不太舒服。《论语》记载,孔子说过一句:“恶紫之夺朱也。”意思是非常反感紫色把红色的地位给抢了。孔子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但以他对《周礼》的推崇,当看见原本地位低微的紫色,由于齐桓公个人原因,抢了周朝尊贵的红色的地位,发自内心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五行统合五色中,黑白红黄青虽然都是正色,但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比如黄色,黄帝时代的上衣玄下裳黄,说明黄色的地位比黑色低;《易经》中的坤卦说,“黄裳元吉”,不管作多么深奥的解释,用在坤卦,就说明地位不高。
所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必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第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黄帝,从战国开始,黄老之学就被推崇,中华民族怀念和敬仰黄帝,黄帝的称号当中就有个黄字;第二,在五行统合五色中,金木水火土,土位居中央,对应的黄色也位居中央,放在中央的黄色,注定是要君临四方的;第三,黄金逐渐成为货币,百姓看见黄色,很容易想到金钱,崇尚黄色就有了追求幸福的心理倾向;第四,中国人的黑眼睛帮了黄色的忙,深色瞳仁对明度比较高的色彩,比如黄色和红色更为敏感,传统色彩经常使用明黄大红鲜绿,也与这个因素有关。
尽管大势所趋,还需要一位推手。历史上有一个比较短的朝代隋朝,黄色地位的提升就是从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开始的。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树立黄色的地位,首先得隋文帝杨坚自己喜欢黄色,有两点分析仅作为参考。
其一,黄色面料便宜。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节俭的皇帝之一,在隋文帝之前,各阶层皆可服黄,且以百姓为多。百姓可穿的面料,价格必定低廉。所以隋文帝喜穿黄色也许是一种经济考量,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其二,黄色面料温暖。查阅隋文帝杨坚的资料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且很宽仁。当然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温暖的,恰好黄色就是典型的暖色。王夫之说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显眼但不晃眼,温暖但不暗淡,也许这正是隋文帝杨坚的心理诉求。隋文帝杨坚在自己穿黄的同时,并没有禁止百姓穿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表现出了与百姓平等相融的姿态。
至于后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这个转变是由另一位推手完成的。
唐朝推翻隋朝,唐高祖李渊建国的时候,百废待兴,沿用隋朝的服色制度,也以黄色为尊。到唐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奇葩事:洛阳县尉柳延穿黄衣夜行,遭到自己部下的殴打。其实这件事可能跟黄色没什么关系,但唐高宗却认定是色彩混穿造成的,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和各级官吏再穿黄色,黄色就这样被皇族垄断了。
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唐高宗,很可能是借题发挥。因为从隋文帝穿黄以来,一直都是天下人皆可穿,但尊贵之色,皇帝当然更希望自己独享。所以,柳延挨打,恰好給了唐高宗改变黄色穿着权的机会。在中国古代,皇权不容侵犯,遇到事情,都得是百姓让路。
在唐朝,黄色被皇族垄断,中国古代最为细致的官服等级制度,也是在唐朝出现的。
比如,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其中,绯色与朱、赤、绛等色,都属于红色族群。因此,四五品官员晋升到三品或以上,官服就要从红色变成紫色。“红得发紫”,这个对人逐渐走向显赫地位的描述,依据的就是官服色彩的晋级过程。
或许是嫌唐朝的服色制度太细致,宋朝做了一定简化:一至四品服紫,五六品服绯,七八九品服绿。在色彩等级的大背景之下,百姓的服色当然也会有规定。宋朝百姓不论男女,原则上只有两种颜色,皂和白,而且穿皂色需要经过审批,可见百姓的选择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正是因为色彩强制,百姓才有了黔首、白丁、白衣这些跟衣裳色彩相关的别称。
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结果就是不断有人尝试突破管制。突破、流行、禁止,再突破、再流行、再禁止……社会上也会出现流行一时的颜色,比如,浅绛、浅青、褐色,甚至黑紫、红紫,都曾经出现在百姓身上。当朝廷的反应没跟上的时候,也就形成了对某些色彩的默许。
其实,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非常先进,很受外国人佩服,他们管中国染色技术叫“中国术”。一直到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印染技术。色彩也从汉朝记载的50多种,到清朝的时候发展出700多种。只是这几百种色彩,百姓却往往无缘享用。
文章开头,刘禹锡在《乌衣巷》中的感叹,现在看来却有另外一番滋味。历朝王侯将相和风流人物的更替是快速的,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那么快,这一点在衣裳的发展上得到了印证。从魏晋到中唐,也就是几百年时间,那些被统治者所垄断的衣裳色彩、面料、工艺、图案,何时才能真正为百姓所享用呢?这条路很漫长,刘禹锡的感叹在那时还显得太早太早。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魏晋时期,南京染黑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黑绸成为王公贵族追求的时尚。而当时的南京乌衣巷,由于住着王导、谢安两位高官,宾客如云,再加上自家子弟出入,就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
中国人眼中的色彩并不是孤立的,除了不同的寓意和等级关系之外,还会在不同阶段经过哲学思想的统合,形成不同的色彩体系。透过这些色彩体系,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典型的思维方式。
从红色至尊、黑白对立,到五行统合五色
中国古代对色彩运用的最初阶段是红色至尊的阶段,这个现象也得到了一定的考古支持。从直观感觉上看,红色是血及火的颜色,也被认为是太阳的颜色,具有热烈、明快和活力四射的特点。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在原始社会,红色可能具有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由此可以猜想,红色至尊是与敬拜神仙相连的,现代人红色辟邪的说法也许就是这种意识的遗痕。
过了红色至尊的阶段,就进入黑白对立的阶段。从黄帝开始,上衣玄下裳黄,于是黑色成为那个时代的至尊色,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夏朝结束——夏尚黑。
商朝的发祥地在东方,是日出之地。他们认为自己的先祖是太昊,而昊字则表达太阳经天而行。也许出于这种意识,促成了商朝对白色的崇尚。商朝推翻夏朝,也需要在文化意识上寻求对立和颠覆,所以选择与黑色对立的白色。
其实,夏朝与商朝两大势力在历史上长期并存,中国在那一阶段,宏观表现为黑白的对立与纠缠。因此,周文王站在商朝末期的时间节点上,回望黄帝和尧舜禹到夏商两朝的风云变幻,参照黑白阴阳的此消彼长,把二元哲学推演到极致,于是就有了群经之首的《周易》。可见,黑白色彩关系在那时是与哲学思考相呼应的。
到了周朝,五行学说逐渐成型,并进入五行统合五色的阶段。要想构成五行,必须有五种颜色。所以,除了此前已经用过的红、黑、黄、白四种颜色外,还引入了第五种颜色——青。于是,就有了五行对应的五色: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
五色中的青色,是中国色彩当中最麻烦的色彩。到底什么是青色呢?青花瓷的青,似乎是蓝色;青草地的青,则是绿色;而青砖的青,似乎又是灰黑色。现代字典上的青字也有绿色、蓝色、黑色等多重含义,因语境而变化。色彩专业人士认为,青色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颜色,正如俗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次序一样;而且按照五行统合五色中青与木对应,所以含有一定的绿色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有了五行统合的五色,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朝的白色在五行统合五色中与金对应,属水;当周朝推翻了商朝,从“火克金”的原理出发,周朝应该得了“火德”,而周朝确实尚红。
秦朝取代周朝,依据周朝得“火德”这一说法,运用“水克火”的原理,秦朝应该得“水德”。而五行统合五色中水对应黑色,所以秦朝尚黑,黑成了秦朝的至尊色。用五行统合五色来解释商朝、周朝和秦朝比较贴切。
那个时代,人们已經掌握了复合染色的技术,在五行统合五色中,也隐含着三原色的原理。赤、黄、青三色,与现代理论的三原色——红、黄、青,已经非常接近。黑白赤黄青为正色,地位高;其他颜色为间色,地位低,间色可以由正色复合而成。《礼记》中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说法。间既是介于中间之间,也是地位卑下之贱。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bxsh/bxsh202011/bxsh20201138-1-l.jpg)
齐桓公引领紫色潮流,孔子为何说“恶紫夺朱”
人为规定色彩的地位,并不一定与个人审美倾向吻合。历史上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就曾因深爱紫服,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色彩故事。
《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喜欢紫服,在他的带动下全国百姓纷纷效仿,于是紫色成为齐国的时尚。
齐桓公的性格有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好酒好猎好色,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另一方面又“惕而有大虑”,得大思路有大格局。这种感性与理性、热烈和冷静兼备的人喜欢紫色,与现代色彩心理学理论有相通之处——紫色由红色和蓝色混合而来,兼有热烈和冷静两种感觉。
不过,当时的紫色衣料非常昂贵,五件素服抵不上一件紫服的价格。而百姓都赶这个时髦,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幸福指数就有所下降。所以,齐桓公很忧虑,向宰相管仲请教这个问题。
管仲被后世称为“春秋第一相”,不是空有其名。听明白齐桓公的想法后,管仲说:“如果想制止这个风气,首先得您以身作则脱下紫服,然后您再跟穿紫服的人说,‘站远点,我讨厌紫色的气味。’”齐桓公依言行事,几天下来,齐国百姓都脱去了紫服。
齐国的衣裳,“冠带衣履天下”,引领中国潮流。齐国商贸一直发达,到管仲时又开放关口,成了“自由贸易区”。
紫色在齐国成为时尚,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所以,虽然齐国百姓脱去了紫服,但其他诸侯国的达官贵人仍有能力消费。这样一来,紫色就为整个中国的达官贵人所独享,成为至尊色,也出现了很多与紫有关的词语:紫气东来、大红大紫、万紫千红、紫绶金印、魏紫姚黄……通俗一点儿说,那就是红得发紫。
齐桓公推高了紫色的地位,孔子看了却不太舒服。《论语》记载,孔子说过一句:“恶紫之夺朱也。”意思是非常反感紫色把红色的地位给抢了。孔子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但以他对《周礼》的推崇,当看见原本地位低微的紫色,由于齐桓公个人原因,抢了周朝尊贵的红色的地位,发自内心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黄色地位提升,又逐渐为皇家所垄断
在五行统合五色中,黑白红黄青虽然都是正色,但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比如黄色,黄帝时代的上衣玄下裳黄,说明黄色的地位比黑色低;《易经》中的坤卦说,“黄裳元吉”,不管作多么深奥的解释,用在坤卦,就说明地位不高。
所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必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第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黄帝,从战国开始,黄老之学就被推崇,中华民族怀念和敬仰黄帝,黄帝的称号当中就有个黄字;第二,在五行统合五色中,金木水火土,土位居中央,对应的黄色也位居中央,放在中央的黄色,注定是要君临四方的;第三,黄金逐渐成为货币,百姓看见黄色,很容易想到金钱,崇尚黄色就有了追求幸福的心理倾向;第四,中国人的黑眼睛帮了黄色的忙,深色瞳仁对明度比较高的色彩,比如黄色和红色更为敏感,传统色彩经常使用明黄大红鲜绿,也与这个因素有关。
尽管大势所趋,还需要一位推手。历史上有一个比较短的朝代隋朝,黄色地位的提升就是从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开始的。明清之交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讲到:“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树立黄色的地位,首先得隋文帝杨坚自己喜欢黄色,有两点分析仅作为参考。
其一,黄色面料便宜。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节俭的皇帝之一,在隋文帝之前,各阶层皆可服黄,且以百姓为多。百姓可穿的面料,价格必定低廉。所以隋文帝喜穿黄色也许是一种经济考量,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其二,黄色面料温暖。查阅隋文帝杨坚的资料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且很宽仁。当然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温暖的,恰好黄色就是典型的暖色。王夫之说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显眼但不晃眼,温暖但不暗淡,也许这正是隋文帝杨坚的心理诉求。隋文帝杨坚在自己穿黄的同时,并没有禁止百姓穿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表现出了与百姓平等相融的姿态。
至于后来,黄色成为皇族的专用色,这个转变是由另一位推手完成的。
唐朝推翻隋朝,唐高祖李渊建国的时候,百废待兴,沿用隋朝的服色制度,也以黄色为尊。到唐朝第三位皇帝唐高宗年间,发生了一件奇葩事:洛阳县尉柳延穿黄衣夜行,遭到自己部下的殴打。其实这件事可能跟黄色没什么关系,但唐高宗却认定是色彩混穿造成的,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和各级官吏再穿黄色,黄色就这样被皇族垄断了。
从今天的角度分析唐高宗,很可能是借题发挥。因为从隋文帝穿黄以来,一直都是天下人皆可穿,但尊贵之色,皇帝当然更希望自己独享。所以,柳延挨打,恰好給了唐高宗改变黄色穿着权的机会。在中国古代,皇权不容侵犯,遇到事情,都得是百姓让路。
“红得发紫”来自等级森严的官服色彩
在唐朝,黄色被皇族垄断,中国古代最为细致的官服等级制度,也是在唐朝出现的。
比如,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其中,绯色与朱、赤、绛等色,都属于红色族群。因此,四五品官员晋升到三品或以上,官服就要从红色变成紫色。“红得发紫”,这个对人逐渐走向显赫地位的描述,依据的就是官服色彩的晋级过程。
或许是嫌唐朝的服色制度太细致,宋朝做了一定简化:一至四品服紫,五六品服绯,七八九品服绿。在色彩等级的大背景之下,百姓的服色当然也会有规定。宋朝百姓不论男女,原则上只有两种颜色,皂和白,而且穿皂色需要经过审批,可见百姓的选择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正是因为色彩强制,百姓才有了黔首、白丁、白衣这些跟衣裳色彩相关的别称。
然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结果就是不断有人尝试突破管制。突破、流行、禁止,再突破、再流行、再禁止……社会上也会出现流行一时的颜色,比如,浅绛、浅青、褐色,甚至黑紫、红紫,都曾经出现在百姓身上。当朝廷的反应没跟上的时候,也就形成了对某些色彩的默许。
其实,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非常先进,很受外国人佩服,他们管中国染色技术叫“中国术”。一直到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发明以前,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印染技术。色彩也从汉朝记载的50多种,到清朝的时候发展出700多种。只是这几百种色彩,百姓却往往无缘享用。
文章开头,刘禹锡在《乌衣巷》中的感叹,现在看来却有另外一番滋味。历朝王侯将相和风流人物的更替是快速的,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那么快,这一点在衣裳的发展上得到了印证。从魏晋到中唐,也就是几百年时间,那些被统治者所垄断的衣裳色彩、面料、工艺、图案,何时才能真正为百姓所享用呢?这条路很漫长,刘禹锡的感叹在那时还显得太早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