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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西藏已经六、七年了，但那戴在头顶的晴空、披在肩上的云彩、缀在胸膛的海子，还有那些朴实的人们，一直令何建军难以忘怀。“这就是留在我身上抹不去的西藏烙印吧。”何建军说道。
10年前，何建军离开陕西前往西藏，成为陕西第三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
“雪山使人冷静，草原让人开怀，风沙教人刚毅。援藏3年，受益终生。”回首援藏经历，何建军这样总結说。
时值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本刊记者参与西藏阿里地区宣传部对陕西援藏干部的回访，在泾阳县见到了何建军。何建军现任泾阳县县长。
初识阿里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0年，但何建军对当初进藏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进藏前，干部们能做的准备都做了。何建军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内地，男人根本不用润唇膏，认为那是女性的专属用品，进藏前了解到西藏的空气干燥，何建军便在携带的行李里特别备了一支无色润唇膏。“原计划用半年的，没想到在半路上就用完了。”
由于高原上空气太干燥，刚去的人不适应，嘴唇裂口子，鼻子毛细血管出血，牙龈出血，是很正常的反应。“也不是说对生命不在意，但过于细发了肯定不行。胸闷、气短等现象都有，但你总想身体上的这些症状就不行。有的人总是不时地量血压，测脉搏，过分关注，在这种心理暗示下身体还真会出问题。”这是何建军对付西藏高原反应的逻辑。
有天早上起来，何建军发现鼻子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呼吸，而且很疼。他找到随队医生，医生并没有给他开药，而是转身进到藏族人家的厨房，用指头挖了点酥油，往何建军鼻子里一抹。几分钟后，一大块凝固的血块从鼻子里掉出来了，呼吸又通畅了。
从拉萨到阿里，坐汽车要走3天。路上大家住店休息，一个小小的房子，中间一个烧牛粪的炉子，靠墙边一张床，床上有卡垫，放着两床被子。晚上临睡之前，来了一个藏族老大娘，左手一笼干牛粪，右手提一壶水——这就是旅店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大娘离开时，跟每人收了20元。
看到这种情景，当天晚上就有人躺在床上抱着头哭了。
“路上吃饭时，几个人围一张桌子坐着。3只狗在桌子下面转悠，狗不怕人，撵也撵不走。”何建军回忆说。
2001年，从拉萨到阿里的路况还不怎么好，窄窄的公路，紧挨着悬崖峭壁，山上不时地往下掉石头，司机开车还飞快。
“一路的景色只能用慑人心魄来形容。基调是苍凉，用陕西话说就是恓惶。山是光秃秃的，发红，发紫，发黑。走一天连一棵树都看不到。只有在河边，山上雪水能流到的地方，会有一点儿草。那里的草也很顽强，即使是夏天，草也很零散，非常小。有时候小到几乎肉眼看不见，但分明羊又在吃。最妙的是，常常能看到大朵大朵的白云在眼前飘过来飘过去……”何建军的述说，像是在朗读着一篇散文诗。
在何建军眼里，看过阿里的风光之后，就觉得内地风光不再是风光。阿里随便一条河，一座山，搬到内地都非常漂亮。“只有去过西藏，去过阿里，你才会真切地体会到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生命在那儿非常脆弱。有一个陕西老板，身价几千万，感冒了，赶紧往医院送，没走出20公里，人就不行了。”
“在那个地方，条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是一种经历。”何建军说。
下乡记忆
2001年6月18日下午7点，何建军一行人到达阿里狮泉河。
狮泉河是一个镇，但这个小镇既是阿里地区的所在地，也是噶尔县政府的所在地。
一条四、五百米长的水泥路，是县上(也可以说是区上)惟一一条街道。街道两边就是戈壁滩。房子就建在戈壁滩上，仅有的两座楼房，是政府的办公楼。
何建军到了噶尔，第二天就安排下乡做调研。按内地的工作方法，到一个地方都要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但县上的当地干部劝他先休息，怕他身体不适应。
“在那儿下乡太艰难了。”何建军回忆说。
噶尔的乡镇，最远的距离有200公里，要翻过海拔6000米的大阪。“那里的一个村与一个村离得很远，用车程计算需要两个小时。基本上没有路，需要司机自己找。汽车无法走的地方，就只有靠步行。”
由于路途遥远，干部们下乡时要带够吃的喝的，办公室会准备很多烧饼。为确保能返回，还要带足汽油。
“不像在内地，下去时打个电话，乡上、村上都给安排好了。”何建军笑着说。
在左左乡左左村牧民巴尔巴家看到的情景，让何建军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分量。巴尔巴家的房子是土坯墙，屋顶是抹着泥巴的木板条，中间一个铁炉子。铺有卡垫的地方，白天供人坐，晚上就是睡觉的床。家里除了半袋青稞和政府救济送的半袋米，别无他物。巴尔巴的妻子腿有病，行走不便。
就这样，何建军他们用20天的时间，跑了几千里路，去了4乡1镇、12个村、36个作业组，还走访了20多户农牧民家庭。
经过深入调查和广泛讨论，噶尔县最后形成了“加强农业抓调整，巩固牧业抓转化，发展非公抓民营，开放开发抓城建，发挥优势抓旅游，突出重点抓项目，活跃市场抓三产，开源节流抓财税，提高效率抓领导，确保稳定抓基层”的工作思路。
2003年，非典肆虐全国。噶尔县有6所小学发生了流感，680多名学生患病。何建军亲自率领医疗队，一边安慰患病学生，一边指挥治疗工作，使患病学生很快康复上课。
不过，2003年留给何建军最深的印象并非非典，而是蝗灾。
这一年的8月，噶尔草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蝗灾。何建军动员组织全县100多名干部下乡灭蝗。“一开始用手抓，但蝗虫多得根本抓不过来。从别的地方运了很多鸡，鸡也吃不过来。没办法，只好用喷雾器打药。没有防护装备，就把一个肥料袋套在头上，在眼睛处剪两个洞。”
8天8夜，100多名干部以及1000多名驻地官兵都住在帐篷里。帐篷搭在山下，晚上风一刮，帐篷就会倾斜，几乎盖在人身上。震耳欲聋的风声，听上去像是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当地的藏族干部却对何建军说，“那是男山神去会女山神了”。
何建军说他最难忘的中秋节，就是灭蝗期间在帐篷里度过的那一次。
留点东西
“藏族人朴实真诚，也喜欢实在的人。”何建军说。
用藏族人的话说，他们“喜欢说脖子以下的话，不喜欢说脖子以上的话”。脖子以上的话即客气话，脖子以下的话是实在话。“比如你只是客气地说要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就会真的等你上门，一天、两天不见你去，就会生气。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在客气。”
在何建军的印象中，藏族干部很能吃苦，从不找借口推脱工作。不管是组织老百姓修路，还是下乡救灾，只要是安排的事儿，他们都会说：书记你不管了，我直接下去了。
有一次，县上搞劳务创收，修路埋电缆。有一个藏民来了，说他也要创收挣钱。藏民没带任何工具，县上一位具体负 责工程的政协副主席就给他找来了铁锹。藏民也没带帐篷，家又在几十公里之外，晚上回不去，这位政协副主席又让他和自己挤在一个帐篷里。
“两个人一直住在一起，直到一个多月后，这位藏民拿了劳务费，高高兴兴回家了。”每当想起这件事，何建军心中都会有一种暖暖的感动。
“当初听说我要去援藏，有人不解地说，你当组织部长多红火，跑去西藏……”何建军很反感别人用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援藏干部，以为他们要么是为了升迁，要么是为了拿高工资。
何建军的体会是，只有>中动，就不要去西藏。“援藏干部要有更充分的准备，不光是自愿报名，还要热爱西藏，对西藏有一种向往。”
在何建军看来，既然选择了援藏，去了之后就要能待得住。有的人去了，就以跑项目、要资金等名义往内地跑。“不需要，中央派援藏干部主要是为了民族融合，实现民族团结，不是缺那点项目或资金。”他认为，援藏干部还是应该在3年时间里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给自己工作过的那个地方留下点东西。
2003年，何建军派出5名县级干部深入基层，组建农牧民创收队，全县农牧民当年创收473万余元，仅此一项就为全县农牧民人均增收808元。
还是这一年，门士、昆莎、扎西岗三个水电站动工上马。
在何建军的提议下，援藏干部每人确定“十个一”联系点(每人联系一个乡、一个村、一个党建工作点、一个老党员、一个入党积极分子、一个贫困学生、一个贫困户、一个贫困职工、一个建设项目、一家个体户)。这一做法很快在县委常委中实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县委书记，何建军还给噶尔县留下了一套制度。他起草修改了《中共噶尔县委全委会议工作制度》、《党委会议议事规则》、《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书记办公会议工作制度》等，并在日常工作中坚决执行，从而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管事，使县委工作步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轨道。
何建军说，他在噶尔县的3年，县上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由2000年的200多万元达到2003年的585万元，2004年底已达到781万元。
雖然离开西藏已经六、七年了，但那戴在头顶的晴空、披在肩上的云彩、缀在胸膛的海子，还有那些朴实的人们，一直令何建军难以忘怀。
“这就是留在我身上抹不去的西藏烙印吧。”何建军说道。
10年前，何建军离开陕西前往西藏，成为陕西第三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
“雪山使人冷静，草原让人开怀，风沙教人刚毅。援藏3年，受益终生。”回首援藏经历，何建军这样总結说。
时值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本刊记者参与西藏阿里地区宣传部对陕西援藏干部的回访，在泾阳县见到了何建军。何建军现任泾阳县县长。
初识阿里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0年，但何建军对当初进藏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进藏前，干部们能做的准备都做了。何建军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内地，男人根本不用润唇膏，认为那是女性的专属用品，进藏前了解到西藏的空气干燥，何建军便在携带的行李里特别备了一支无色润唇膏。“原计划用半年的，没想到在半路上就用完了。”
由于高原上空气太干燥，刚去的人不适应，嘴唇裂口子，鼻子毛细血管出血，牙龈出血，是很正常的反应。“也不是说对生命不在意，但过于细发了肯定不行。胸闷、气短等现象都有，但你总想身体上的这些症状就不行。有的人总是不时地量血压，测脉搏，过分关注，在这种心理暗示下身体还真会出问题。”这是何建军对付西藏高原反应的逻辑。
有天早上起来，何建军发现鼻子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呼吸，而且很疼。他找到随队医生，医生并没有给他开药，而是转身进到藏族人家的厨房，用指头挖了点酥油，往何建军鼻子里一抹。几分钟后，一大块凝固的血块从鼻子里掉出来了，呼吸又通畅了。
从拉萨到阿里，坐汽车要走3天。路上大家住店休息，一个小小的房子，中间一个烧牛粪的炉子，靠墙边一张床，床上有卡垫，放着两床被子。晚上临睡之前，来了一个藏族老大娘，左手一笼干牛粪，右手提一壶水——这就是旅店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大娘离开时，跟每人收了20元。
看到这种情景，当天晚上就有人躺在床上抱着头哭了。
“路上吃饭时，几个人围一张桌子坐着。3只狗在桌子下面转悠，狗不怕人，撵也撵不走。”何建军回忆说。
2001年，从拉萨到阿里的路况还不怎么好，窄窄的公路，紧挨着悬崖峭壁，山上不时地往下掉石头，司机开车还飞快。
“一路的景色只能用慑人心魄来形容。基调是苍凉，用陕西话说就是恓惶。山是光秃秃的，发红，发紫，发黑。走一天连一棵树都看不到。只有在河边，山上雪水能流到的地方，会有一点儿草。那里的草也很顽强，即使是夏天，草也很零散，非常小。有时候小到几乎肉眼看不见，但分明羊又在吃。最妙的是，常常能看到大朵大朵的白云在眼前飘过来飘过去……”何建军的述说，像是在朗读着一篇散文诗。
在何建军眼里，看过阿里的风光之后，就觉得内地风光不再是风光。阿里随便一条河，一座山，搬到内地都非常漂亮。“只有去过西藏，去过阿里，你才会真切地体会到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生命在那儿非常脆弱。有一个陕西老板，身价几千万，感冒了，赶紧往医院送，没走出20公里，人就不行了。”
“在那个地方，条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是一种经历。”何建军说。
下乡记忆
2001年6月18日下午7点，何建军一行人到达阿里狮泉河。
狮泉河是一个镇，但这个小镇既是阿里地区的所在地，也是噶尔县政府的所在地。
一条四、五百米长的水泥路，是县上(也可以说是区上)惟一一条街道。街道两边就是戈壁滩。房子就建在戈壁滩上，仅有的两座楼房，是政府的办公楼。
何建军到了噶尔，第二天就安排下乡做调研。按内地的工作方法，到一个地方都要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但县上的当地干部劝他先休息，怕他身体不适应。
“在那儿下乡太艰难了。”何建军回忆说。
噶尔的乡镇，最远的距离有200公里，要翻过海拔6000米的大阪。“那里的一个村与一个村离得很远，用车程计算需要两个小时。基本上没有路，需要司机自己找。汽车无法走的地方，就只有靠步行。”
由于路途遥远，干部们下乡时要带够吃的喝的，办公室会准备很多烧饼。为确保能返回，还要带足汽油。
“不像在内地，下去时打个电话，乡上、村上都给安排好了。”何建军笑着说。
在左左乡左左村牧民巴尔巴家看到的情景，让何建军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分量。巴尔巴家的房子是土坯墙，屋顶是抹着泥巴的木板条，中间一个铁炉子。铺有卡垫的地方，白天供人坐，晚上就是睡觉的床。家里除了半袋青稞和政府救济送的半袋米，别无他物。巴尔巴的妻子腿有病，行走不便。
就这样，何建军他们用20天的时间，跑了几千里路，去了4乡1镇、12个村、36个作业组，还走访了20多户农牧民家庭。
经过深入调查和广泛讨论，噶尔县最后形成了“加强农业抓调整，巩固牧业抓转化，发展非公抓民营，开放开发抓城建，发挥优势抓旅游，突出重点抓项目，活跃市场抓三产，开源节流抓财税，提高效率抓领导，确保稳定抓基层”的工作思路。
2003年，非典肆虐全国。噶尔县有6所小学发生了流感，680多名学生患病。何建军亲自率领医疗队，一边安慰患病学生，一边指挥治疗工作，使患病学生很快康复上课。
不过，2003年留给何建军最深的印象并非非典，而是蝗灾。
这一年的8月，噶尔草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蝗灾。何建军动员组织全县100多名干部下乡灭蝗。“一开始用手抓，但蝗虫多得根本抓不过来。从别的地方运了很多鸡，鸡也吃不过来。没办法，只好用喷雾器打药。没有防护装备，就把一个肥料袋套在头上，在眼睛处剪两个洞。”
8天8夜，100多名干部以及1000多名驻地官兵都住在帐篷里。帐篷搭在山下，晚上风一刮，帐篷就会倾斜，几乎盖在人身上。震耳欲聋的风声，听上去像是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当地的藏族干部却对何建军说，“那是男山神去会女山神了”。
何建军说他最难忘的中秋节，就是灭蝗期间在帐篷里度过的那一次。
留点东西
“藏族人朴实真诚，也喜欢实在的人。”何建军说。
用藏族人的话说，他们“喜欢说脖子以下的话，不喜欢说脖子以上的话”。脖子以上的话即客气话，脖子以下的话是实在话。“比如你只是客气地说要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就会真的等你上门，一天、两天不见你去，就会生气。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在客气。”
在何建军的印象中，藏族干部很能吃苦，从不找借口推脱工作。不管是组织老百姓修路，还是下乡救灾，只要是安排的事儿，他们都会说：书记你不管了，我直接下去了。
有一次，县上搞劳务创收，修路埋电缆。有一个藏民来了，说他也要创收挣钱。藏民没带任何工具，县上一位具体负 责工程的政协副主席就给他找来了铁锹。藏民也没带帐篷，家又在几十公里之外，晚上回不去，这位政协副主席又让他和自己挤在一个帐篷里。
“两个人一直住在一起，直到一个多月后，这位藏民拿了劳务费，高高兴兴回家了。”每当想起这件事，何建军心中都会有一种暖暖的感动。
“当初听说我要去援藏，有人不解地说，你当组织部长多红火，跑去西藏……”何建军很反感别人用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援藏干部，以为他们要么是为了升迁，要么是为了拿高工资。
何建军的体会是，只有>中动，就不要去西藏。“援藏干部要有更充分的准备，不光是自愿报名，还要热爱西藏，对西藏有一种向往。”
在何建军看来，既然选择了援藏，去了之后就要能待得住。有的人去了，就以跑项目、要资金等名义往内地跑。“不需要，中央派援藏干部主要是为了民族融合，实现民族团结，不是缺那点项目或资金。”他认为，援藏干部还是应该在3年时间里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给自己工作过的那个地方留下点东西。
2003年，何建军派出5名县级干部深入基层，组建农牧民创收队，全县农牧民当年创收473万余元，仅此一项就为全县农牧民人均增收808元。
还是这一年，门士、昆莎、扎西岗三个水电站动工上马。
在何建军的提议下，援藏干部每人确定“十个一”联系点(每人联系一个乡、一个村、一个党建工作点、一个老党员、一个入党积极分子、一个贫困学生、一个贫困户、一个贫困职工、一个建设项目、一家个体户)。这一做法很快在县委常委中实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县委书记，何建军还给噶尔县留下了一套制度。他起草修改了《中共噶尔县委全委会议工作制度》、《党委会议议事规则》、《联席会议工作制度》、《书记办公会议工作制度》等，并在日常工作中坚决执行，从而实现了以制度管人管事，使县委工作步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轨道。
何建军说，他在噶尔县的3年，县上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由2000年的200多万元达到2003年的585万元，2004年底已达到781万元。
雖然离开西藏已经六、七年了，但那戴在头顶的晴空、披在肩上的云彩、缀在胸膛的海子，还有那些朴实的人们，一直令何建军难以忘怀。
“这就是留在我身上抹不去的西藏烙印吧。”何建军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