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并不好,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中学时的和凤鸣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这是她纵身跃入革命潮流的起点,也是命运被裹挟的开始。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革命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
　　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